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与演变

从历史发展的因革脉络观察，结构主义符号学大致经过了以下几段历程：

（1）发生期。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植根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主要作品是他去世后由学生整理并于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语言学，既是结构主义的源泉，又是符号学（semiology，即欧式符号学）的最早酝酿地。由他的理论衍生出结构主义符号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的几个基本界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与所指是一种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连接是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成等，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形成提供了最初例证。索绪尔的理论，明确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目标、方法，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创立中起了关键作用，称其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鼻祖”该是一种中肯的评价。结构主义符号学在最初的酝酿中也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从逻辑性角度创立的美式符号学（semiotics）理论。与索绪尔对符号的探讨仅限于语言学符号（尽管索绪尔曾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不同，皮尔士将之扩展到各类符号现象，有效地弥补了索绪尔符号理论的盲区。20世纪30年代皮尔士的理论经实证主义哲学家威廉·莫里斯体系化之后，被雅各布逊、安伯托·艾柯等吸收和借鉴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中。总体来说，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发生时期，其理论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探讨上，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2）发展期。

1926年，以布拉格集会为标志，欧洲大陆正式成立了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学派）。布拉格学派之前，索绪尔的影响主要在语言学领域，到布拉格时期，特别在其杰出代表雅各布逊的时候，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开始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蔓延。雅各布逊表示：“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称之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研究那些作为一切符号结构的基础的一般原则，研究它们在信息中的作用，研究各种各样符号系统的特殊性，以及使用那些不同种类符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2]这里，作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的明确提出意味着其研究领域从语言学开始向文化扩展。雅各布逊还在索绪尔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隐喻／转喻的二元模式，这两种模式不仅适用于语言学，更重要的，它是一切文化产品最基本的符号组织方式，适用于所有类型文本的建构。所以，隐喻／转喻模式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布拉格学派研究视野的这种转变和扩张。正是由于布拉格学派研究视野的这种扩张，所以“‘结构主义’这一术语开始或多或少地与‘符号学’融合起来”^[3]。“或多或少”意味着，一则有转变和扩张的苗头和趋向，二则布拉格时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并未真正走入文化领域，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也未完全实现汇流。

（3）成熟期。(www.xing528.com)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法国结构主义步入高峰之时，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也走向了成熟。此时，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被广泛运用到法国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一是被誉为“结构主义”之父的列维-斯特劳斯，一是被视为符号学真正创始人的罗兰·巴特。斯特劳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索绪尔理论扩展到人类学的诸多问题如前工业社会的神话中去，这有助于扩大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运作范围。在他的帮助下，“结构主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但斯特劳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是间接的、旁涉性的，其影响主要在结构主义领域。

相比而言，巴特之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系是正宗的、直接的。其主要贡献有二：一是文化符号学研究，真正打通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视阈，并将其落实和扩展到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研究上。二是神话研究，在分析通俗文化各种符号意指的基础上，将其同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赋予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以人文深度和历史内涵，克服了结构主义偏重共时的局限。

（4）转型期。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结构主义被突破、超越，开始转向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应地，结构主义符号学也转向了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从其本性上讲，符号学从其与结构主义融合开始就酝酿了反叛与超越的基因。因为结构主义作为总方法论，重系统的自足性、完整性、封闭性，这种强调正好形成对符号学的束缚，符号学势必会突破这种约束，解构其总方法论的霸权地位，瓦解其自足性、封闭性。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有德里达、波德里亚、克里斯蒂瓦、艾柯，以及俄罗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