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比较与优化

马克斯·霍克海默

导读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1895年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犹太裔家庭，1919—1922年在慕尼黑、法兰克福和弗莱堡上大学，1925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授课资格，1930年被任命为社会哲学正教授和社会研究所所长，1934年流亡美国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社会研究所，1949年返回德国并于次年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3年在纽伦堡去世。其著作有《权威与家庭》（1936）、《启蒙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1947）、《工具理性批判》（亦称《理性之蚀》，1967）、《批判理论》（1968）等。

理论是有关某一学科命题的总汇，其中一部分构成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命题的真正有效性取决于派生命题是否符合实际，就其与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通常是一个假设。如果理论的缺陷在我们加工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显现出来，那就必须准备改变理论。当前可以把理论分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两类。

传统理论的对象总是要形成一般的、内在一致的原则来描述世界，无论这个原则是像笛卡尔理论那样由演绎产生，还是像穆勒那样由归纳产生，抑或像胡塞尔那样从现象学产生，这个原则总是坚持的，甚至重视经验和证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科学也追求一般命题，传统理论的目标历来是纯粹知识而非行动。如果说培根式的科学指明了活动的方向，那么其目标也是做世界技术上的主人，这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无论何时，传统理论总是在思想和行动之间保持严格的分离。

批判理论产生于当今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具有批判思维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它以一定历史生活中生产者的人为对象，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它拒绝把知识作为与行动不同并优越于行动的东西来崇拜，而且它认识到非功利的科学研究在一个连人自身都不自律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作为主体既不是完全自律的，也不是完全依他的，研究者的价值必然影响到他的著作，知识和利益最终是不可分割的，同时研究对象不仅仅依赖于自然，还依赖于人来对它施加的影响；在批判思维的影响下出现的概念，如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等，都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它们的意义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实现，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霍克海默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在本文中主要研究和分析了批判理论，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首先指出理论是什么，然后将理论分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两类，进而分析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在时代背景、研究对象和方法、社会意义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得出现在真正的理论更多的是批判性的社会理论。

［文献］

“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对当代科学来说似乎相当容易回答。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之间紧密相联，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与派生命题相比，基本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理论的真正有效性取决于派生的命题是否符合实际。如果经验与理论相互矛盾，其中之一必须重新加以检查。不是科学家未能正确地进行观察，就是理论原理出了毛病。因此，就其与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永远是一个假说。如果理论的缺陷在我们加工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就必须准备改变理论。理论是储备起来的知识，它采取一种有助于使它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事实的形式。彭加勒把科学比作一所必须不断扩充的图书馆。实验物理学是负责采购的馆员，它通过提供新材料来扩大知识。数学物理学——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理论——整理目录；若无目录，我们就无法利用图书馆的富藏。“这就是数学物理学的作用。它必须指导概括，以便增加那种我刚刚称之为科学的产量的东西。”一切理论的一般目标都是成为一种不局限于特殊论题、包括一切可能对象的普遍系统的科学。从相同的基本前提推出特殊领域的原理的工作正在摧毁学科间的藩篱。为分析无生命的自然而制定的概念工具，同样也用于对有生命的自然的分类；而且，一旦掌握了那个工具的使用方法，即掌握了推导规则、符号和把推出的命题与可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的方法，任何人都能随时使用那个工具。不过，我们现在离这样一种理想状况还相当遥远。

……

逻辑学家要么把作为推论起点的最普遍的命题认作是经验的判断，认作是归纳（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样），认作是不证自明的洞见（像在理性主义者和现象主义学派那里一样）；要么把它看作是任意的公设（像在现代公理方法那里一样）：这取决于逻辑学家本人的一般哲学观点。在当代最先进的逻辑（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即是代表）里，理论被定义为“一个封闭的科学命题系统整体”。完备的理论是“一套系统地联结起来的命题，具有系统一致的推演形式”。科学是“某种命题总体……，它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从理论工作中产生出来。根据那些命题的系统次序，某个对象总体得到定义”。任何理论系统都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是它的所有部分都应该紧密相联，没有冲突。在魏尔看来，和谐是理论的必要条件，它包括无矛盾和无多余的东西这些对可观察现象没有影响的纯粹独断的因素。

就这种关于理论的传统看法表现了一种倾向而言，它倾向于纯数学的符号系统。在理论的要素中，在命题的组成部分中，经验对象的名称变得越来越少，而数学符号则越来越多。逻辑演算本身甚至已经合理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理论形成至少在自然科学的大量领域里变成了数学构造的事情。(www.xing528.com)

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也试图学习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的榜样。那些更多地取向于研究事实的社会科学学派与那些比较注重原理的学派之间的差别，跟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并没有直接关系。在一切有关社会生活的学科里勤奋地搜集事实、收集与问题有关的大量细节、通过细心设计的问卷及其他手段进行经验的调查（这是学术活动，尤其是斯宾塞时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大学里学术活动的主要部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外表上很像由工业生产技术支配的社会生活的其余方面。这样的研究方式似乎极为不同于空想的学者对抽象原理的阐述和对基本概念的分析，而这种阐述和分析却正是一部分德国社会学的典型特征。然而，这些分歧并不意味着思想方式上的结构性差异。最近，当代社会所谓的人性研究（精神科学）只有起伏不定的市场价值，它一定会模仿比较成功的、实际价值不成问题的自然科学。

事实上，各种不同的社会学学派无疑具有相同的关于理论的概念，这与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概念一样。对于业已得到详尽阐发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经验取向的社会学家和他们那些理论取向的兄弟们具有相同的看法。当然，前者相信，鉴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科学的现状，必须把一切探讨普遍原则的活动看作是游手好闲、懒散成性。如果要做理论工作的话，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着眼于事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综合性理论陈述的思想。这些学者十分迷恋精确表述方法，尤其迷恋数学方法，这些方法与上面描述的关于理论的概念特别相似。他们反对的与其说是理论本身，不如说是那些对经验科学问题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在神经错乱的情况下编造的理论。一旦我们把社区与社会（特尼斯）、机械的一致与有机的一致（杜尔克姆）、或文化与文明（韦伯）等区别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并试图把它们应用到具体问题上，它们马上就会表明自己的价值是可疑的。就当今的研究状况而言，社会学必须采用的方法（它已被证明）是：从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艰苦地上升到对它们的详细比较，然后才能形成一般概念。

……

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说，有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人类活动^[16]。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消除一种或另一种滥用，因为它认为这类滥用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它本身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一般说来，个人必须坦白地承认他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给予的东西，他必须努力完善它们。由于完成了和能够完成与他的社会地位有联系的任务、由于勇敢尽职（虽有尖锐的批评，他可能仍愿意去做某件事），他得到了满足和赞赏。但我们说的批判态度却根本不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行为准则。个人承认给他的行动规定的限度是自然的，因为个人和社会是分离的。批判理论把这种分离看作是相对的。它认为，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整个社会结构（现存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是一个起源于人类活动的函数，因而是一个能够有计划地决定并合理地规定目标的对象。

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

因此，从前的历史不能被真正地理解；只有其中的个人和特殊群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些个人和群体也并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对非人社会天生的依赖性表明，这些个人和群体即使在有意识的活动中，也有很大程度的机械性。这样，具有批判思想的人与社会认同的特征就是紧张，而紧张又是一切批判思想概念的特征。因此，这类思想家对劳动、价值和生产率等经济范畴的解释，刚好同他们在现存社会制度中得到的解释一样。而且，他们还把其他任何解释都看作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同时认为，简单地接受解释是不诚实的；批判地接受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范畴，同时就包含着他们的宣判。当代人自我解释的这种辩证特征，归根结底也是那种使康德的理性批判晦涩难懂的东西。只要人还作为一个缺乏理性的有机体的成员活动，理性就不能洞悉自身。作为一个自然地发展和衰亡的统一体的有机体，不能成为一种社会模型，而只是一种社会必须由之解放出来的僵死的存在形式。打算实现这种解放、打算改变整个社会的态度，可能会有助于在既存现实范围内进行的理论工作。但这种态度缺少实用性——传统思想作为一种有社会用途的专业活动所固有的实用性。

在传统的理论思想里，个别客观事实的起源、思想借以把握事实的概念系统的实际应用以及这类系统在活动中的地位，都被看作是外在于理论思想本身的东西。这种异化用哲学术语表达就是价值与研究、知识与行动以及其他极端之间的分离，它使学者免于陷入我们指出的那些紧张，并给他的活动提供一种确定的框架。但是，一种不接受这种框架的思想似乎有它不接受的理由。如果理论过程不借助于可以达到的最简单、最分化的概念系统去规定客观事实，那么，它除了是一个无目的的智力游戏（半是概念诗歌、半是精神状态的软弱表达）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对事实和理论的社会条件作用的研究可能确实是个研究课题，甚至可能是理论工作的全部领域，但这类研究怎么能根本不同于别的专门研究呢？意识形态研究或知识社会学已经从社会批判理论中分了出去，成为一门具体学科，因而它们不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其他追求上都不与分类科学范围内进行的常规活动相对立。

在这种对批判理论的反应里，思想的自我意识本身被归结为发现理智立场和这种立场的社会定位之间的关系。由于批判态度的构造物旨在超出通常的社会活动方式，它与如此构想的社会学科的关系，并不比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更密切。一般说来，它与传统理论概念的对立，与其说是产生于客体的不同，不如说是产生于主体的不同。由于事实是从社会劳动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对具有批判思想的人来说，事实不是外在的东西，不像学者或其他跟狭隘的学者一样思考的专门人材所认为的那样。后者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但就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被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而言，这些事实已经失去了纯粹事实的特征。

“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作为”公民，他又通过政论文章和政党党员或社会服务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参加选举来对现实发挥影响。不过，他没有把这两种活动统一起来，也没有把他的其他活动统一起来；他至多只能从心理学上作些解释。相反，当前推动批判思想的动力，是试图超越紧张的努力，是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的努力。在这种对立消除以前，批判思想肯定要把人理解为自相矛盾的。如果由理性支配的活动是人特有的活动，那么，塑造了个人生活（包括细枝末节）的现存社会实践就是非人性的，而这种非人性又影响了社会中的任何事物。永远会有外在于人的智力活动和物质活动的东西存在，就是说，永远会有社会必须对付的、包含着尚未受到控制的成分的自然总体存在。可是，当完全取决于人的情况、人在劳动中的关系和人自己的历史进程都被当作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时，作为结果出现的外在性就不是超历史的永恒范畴（即使上面描述的纯粹自然也不是），而是可鄙的弱点的标志。屈服于这种弱点就不是人、就失去理性了。

……

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更多地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正如相应于理论的社会不能叫作“生产性的”一样。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存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包括传统理论要素和普遍衰退的文化要素。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地、自满自足地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就好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然而，思想活动的特征是独立地确定它应该干什么工作，尽什么职责，而这种工作和职责又不是零散地完成的，而是整体性地完成的。因此，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在大声疾呼“社会精神”和“国家共同体”的背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变得空前巨大。科学的自我定义变得空前抽象。但是，思想上的顺从主义和坚持思想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固定行业、一个自我封闭的王国的观点，都背叛了思想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