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与启蒙反思探究

第二种是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文化批评范式，霍克海默继承了文化在德语语境当中的两个传统，将它们融入具体的文化批评，因而他的文化概念也具有了双重性，文化既是一种自由精神又包括文明的要素；霍克海默的文化批评，从对大众文化的省察，到对启蒙以及理性的反思，既是基于启蒙作为进步精神和极权主义的双重性之上，又是基于理性之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方的极端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的倾向的认知至上。霍克海默并没有沉醉在文化的理想乌托邦里，他的文化批评与艺术堕落的现实紧密联系，他所理解的艺术具有自律和创造的本性，与他对文化作为自由精神的理解相一致。霍克海默从文化概念内部展开批判的方式，以及他对启蒙的深层反思，都可为当今的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霍克海默在1931年就职法兰克福学派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一直将文化问题置于批评理论的核心位置。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开启者，他的大众文化批判一直都受到哲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领域中学者们的关注。但若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概括霍克海默的整个文化批评理论则有失偏颇，换言之，大众文化批判只是霍克海默文化理论中一个外显的层次，其背后则是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深切反思。霍克海在1941年发表《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文章对艺术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取代的现实进行了抨击，指出大众文化具有欺骗性和操控性。1944年，《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的概念”一文指出启蒙退化为神话，被“彻底”启蒙的世界陷入了野蛮状态；1946年，《工具理性批判》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理性的主观化倾向，认为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压制，导致文化偏离了追求真理的轨道。可见，霍克海默的文化批评理论是一个逐层深入的体系，文化、启蒙、理性共同构筑了一个类似于同心圆的批判历程。

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指向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失落现象，它包括现代人只为金钱而奔忙的职业状况，沉溺于快感的休闲生活，以及艺术认知感的消弭。在霍克海默那里，大众文化既不是指一种由大众自发创造的文化，也不是指文化的大众性，它指的是失去反思、创造以及批判性的文化机制。这一机制的可怕性在于，人们对它似乎只能顺从和适应，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创造力被压制了，只是沉醉于丰富的文化商品所带来的虚假满足之中。霍克海默以贝多芬的《英雄》在公演时与听众的互动为例，说明艺术在大众文中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变成了像古董一样的东西，艺术曾作为对世界的表达、最后的判断，现在已变得完全中立了，充满趣味的艺术活动已经蜕化成了纯粹的娱乐活动。

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其实是在文化（自由精神）与文明（给定的机制）对立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发现大众在一种给定的机制下被操纵和愚弄，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对人的控制，实际上是对自由精神的压制。霍克海默以美国广播滑稽剧为例，批判了娱乐工业的乏味性，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是被文化工业的管理者决定的，因而大众对流行文化的接受表面上是一种自由选择，实际则是被操控的。由于进行艺术创造的私人领域不断受到文明科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干扰，社会中有一种大众文化日益取代艺术的倾向。比如：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投资于每部电影的资金数目可观，因而要求迅速回收资金，因此好莱坞的经济关系不允许对艺术作品内在逻辑——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进行追求。在霍克海默看来，好莱坞这个电影工厂无法创造出艺术，只能提供流行娱乐，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影响下，实际上很难找到纯粹的艺术形式，一切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而其本身则是一个的商业化的系统。

霍克海默并没有沉醉在文化的理想乌托邦里，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艺术失落的现实紧密联系，他所理解的艺术具有自律和创造的本性，与他对文化作为自由精神的理解相一致。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其实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消极性的揭露，这样一种批判根植于对启蒙的辩证思考当中，因而，他的大众文化批判是为启蒙作批判的前奏。

启蒙与科学知识相关，在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中，启蒙一开始用人类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祛除了神话中的愚昧，但是当启蒙具有了足够的权力后，人类却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的状态。即启蒙倒退成了神话，启蒙的倒退带来了两种后果：技术对人的控制和人对自然的压制。因此，霍克海默认为，启蒙文化自身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具有矛盾的双重性。(www.xing528.com)

启蒙的第一重含义是指：一直在进程当中的进步精神，它跟神话相对立，反对一切原始遗存并旨在消除一切统治性文化，它永远在进程之中。第二重含义是指：具有神话般极权性质的宰制性文化，它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这种启蒙已经实现它的目的，世界正笼罩在它所招致的灾难当中。正是启蒙的两重性导致了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自身的分裂，第二重意义上的启蒙让人成为主宰者的同时，也确立了普遍的原则和规范，这些文明化的原则又反过来压制文化的自由发展，因此，启蒙两重性之间的对立是文化与文明相对立的原因。

启蒙的极权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德国的纳粹统治。纳粹统治在霍克海默看来是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是一种平等的非正义，启蒙思想一开始是祛除愚昧的进步文化，但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成了纳粹的屠宰场，这里的启蒙显然不是追求自由，并致力于推翻统治权的第一重意义上启蒙，而是确立人类极权统治权的第二重意义上的启蒙。极权统治不但残酷地控制人，而且有计划、按步骤地“清除”所谓异己，暴戾至极如同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祭活动。启蒙的极权性也体现在大众文化当中。“大众文化”在霍克海默那里具有特别的含义，它并不是指从大众当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文化，也不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式，甚至与艺术无甚瓜葛，“大众文化”而是指一种依照某些流行的标准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化，它是经济王国的派生物，一种自上而下的被管理的失去内在创造力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双重性既是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的依据，也是启蒙文化批判的立足点。首先，一旦知道了霍克海默是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启蒙概念，就会明了“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这一表面令人迷惑的辩证观念；其次，霍克海默对启蒙概念进行批判，实乃对第二重含义上的启蒙的极权性进行批判，这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根源，正是由于极权化的思想渗透在文化当中，才使与文化成为权威的附属物，从而丧失了追求真理的维度，变成了具有欺骗性和操控性的大众文化。最后，启蒙批判暗含了理性批判，因为启蒙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人类通过自身来思考自然界，人的理性具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将自然界的散漫无序都整合成一个体系，由此产生了极权性及同一性倾向。

因而，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直接跳跃到了理性概念，将理性作为文化批判的核心进行考察。他首先将理性作了区分，理性具有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两个方面，主观理性是以计算、工具为手段，依照主观目的行事，它最终走向了形式化的理性即非理性，客观理性是以客观的标准、原则来行事，它以追求真理为至高目的。理性概念的双重性决定了它的辩证运动，主客两方，一方被压制、另一方占主导的状况轮番交替在理性发展的进程中。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第一章“工具与目的”中分析了理性扭曲的整个过程：首先，主观理性已经或多或少被人接受，因为它具有适于达成某种目标的智谋，实际上这种完全致力于个人目标的主观理性，只是出自“自我持存”的考虑。然后，当这种理性在某个机构当中发挥作用，它的使用就带有逻辑的、计算的倾向。在主观主义者看来，理性自身没有目的，因此去讨论相对立的目的之优先性是毫无意义的。可能的讨论，仅存在于当两个目标服务于第三个或者更高的目标之时，这就意味着理性只是工具性的而非目的性的。最后，理性完全成了手段，被主观化、形式化地用于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而忘记了理性在受到“自我持存”推动的同时，也还应该具有超越“自我持存”的力量，即客观理性的力量。

纵观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历程，从文化到启蒙最后到理性，一路都在追寻文化陷落的真正原因，正如他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说：“人类的未来有赖于批判行为的存在，它当然包含在传统理论的要素以及正在流逝的文化的要素当中。”^[4]霍克海默从西方传统理论中找到了启蒙文化的极权主义倾向，在人类理性的觉醒中看到了主观化、工具化的一面，对理性的合理化倾向进行了批判。他从文化出发最后深入到对理性的反思，这样一种大众文化批判增强了人们对启蒙进行反思的意识，也让我们对现时代的快餐文化、怀旧文化、网络文化、娱乐文化等多了一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