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多重文化的丰富内涵

特瑞·伊格尔顿

导读

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著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作用》《文学理论：导论》《意识形态：导论》《文化的观念》等。“各种意义的文化”节选自《文化的观念》。伊格尔顿在该文中探究了文化的各种不同含义，勾勒了文化观念演变的轨迹。

伊格尔顿首先追述了文化的词源学意义，并对与自然相关的文化意义作了深入研究。“英文中culture这个词的一个原始意义就是‘耕作’（husbandry），或者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其拉丁语词根colere的含义包括“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经宗教崇拜（cultus）演变成“礼拜”（cult）。在词源学上，文化是派生于自然的概念。这在后来被引申为对人的心智的培育。自然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然，即无机物、植物和动物构成的自然，还包括内在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性，自发的欲望、情感等。文化是人对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性）的规范或引导，使之不违背自然规律又合乎社会发展的目的而趋向完美。自然决定论和精神决定论都不符合社会发展事实。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过程。

其次，伊格尔顿分析了与文明相关的文化意义。他认为，文化在词源学渊源上就有“某种类似‘礼貌’的东西”，在18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具有差异的文化概念，都“差不多变成了‘文明’的同义词，意指一种普通的知识、精神和物质进步的过程”。但到19世纪，作为与“文明”同义的文化意义发生了转变：①转变为“文明”反义词；②从其个人意义转向其社会意义；③从“文明”转向“批判”。“作为事实的文明”与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作为价值观的文明”则受到质疑，文化因而从“文明”的含义中派生出一些意义，包括：①对资本主义的批判；②意义缩小的复数的“整个生活方式”；③艺术。

最后，伊格尔顿发掘了专门用于指称艺术的文化意义。艺术以自身独有的想象性或创造性区别于一般的智力活动。当文化逐渐专门用于指涉艺术、将创造性限于艺术活动时，艺术就获得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意义”。“浪漫主义就试图在从美学文化中寻找一种政治的替代物与改变了的政治秩序的范式本身”。现代主义也试图赋予艺术以“维护上帝、幸福或政治上的公正”的重负。一旦这些意义得到强化，艺术能量便将趋于枯竭。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自我毁灭性的。伊格尔顿认为，以艺术来指称文化是文明危机的一种表征，同时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它是“对交换价值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无声批判”。

［文献］

据说“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而“自然”（nature）这个有时被认为与之相对立的术语则通常荣幸地成了其中最为复杂的一个。虽然，时下流行将自然看作是文化的派生物，但从词源学上来说，文化却是一个派生于自然的概念。英文中“culture”这个词的一个原始意义就是“耕作”（husbandry），或者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我们用来表示法律公正的单词，以及像“资本”“债券”“金钱”和“英镑”这样的术语，莫不是如此。“coulter”与“culture”是同源词，意为犁锋。我们从劳动与农业生产活动中派生出这些表达人类最优雅活动的字眼。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以一种对粪便与精神之间的区别意味深长的迟疑谈到了“心智的栽培与施肥”。这里的“culture”意指一种活动，而这个词之开始指称一种存在则是在很久以后。尽管如此，大概直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时候，它才丢掉了诸如“道德的”和“知识的”这样的形容词得以独立使用，表达“文化”这个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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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化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对有机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的自主性的拒绝。对于无论自然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都是一种回绝：它反对前者，坚持在超越和废除决定论的自然中存在着决定论，并且反对后者，坚持认为即使最高尚的人的主体性，其卑微的根源也在于我们的生物学和自然环境之中。文化（在这种意义上和自然是一样的）可以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评价性的，既指实际上已经展开的东西又指本该展开的东西，这个事实与这种对自然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拒绝息息相关。如果说这个概念坚决地反对决定论，它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唯意志论。人并非仅仅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产物，那些事物也非全然是用作他们任意进行自我塑型的黏土。如果说文化使得自然理想化了，那么，它就是一个自然将多种严格的限制强加在其身上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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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一个词语的两面性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它还能暗示我们自身内在的一种区分，即我们从事培养和美化的那部分与我们内部构成这种美化之原料的无论什么东西之间的区分。一旦文化被理解为自我—文化，它就会将一种二元性置于高级与低级才能、意志与欲望、理性与激情这些东西之间，然后又马上主动将其克服掉。自然如今不仅是世界的材料，而且是自我的危险性食欲的材料。像文化一样，这个词语既指我们周围的一切又指我们内部的一切，而内部分裂性的动力可以轻而易举地等同于外部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因此，文化是一个既自我克服又自我认识的问题。如果它赞美自我，那么它也惩戒自我，美学与苦行并举。人的本性与一片甜菜根不尽相同，但是它像田地一样的需要耕作——以至于当“文化”这个字眼将我们从自然转向精神的时候，它也暗示了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密切联系。如果我们是文化的人，我们也是我们试图影响的自然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正是“自然”这个词的一部分意义，让我们想起了我们自己与我们的环境之间的统一体，正如同用“文化”这个词来突出其差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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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这个字眼多少有些复杂的历史进行了探讨，区分出该术语的三种主要的现代意义。根据这个词在农业劳动中的词源学渊源，它的意义首先是某种类似“礼貌”（civility）的东西，然后在十八世纪差不多变成了“文明”的同义词，意指一种普通的知识、精神和物质进步的过程。作为一个概念，文明意味深长地等同于举止和道德：变成文明人，这包括不往地毯上吐痰以及不杀死战俘。这个字眼本身就暗示了彬彬有礼的举止与道德行为之间一种悬而未决的相关性。在英国这些举止和行为还可以从“绅士”这个字眼中找到。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文化”属于启蒙运动的普通精神，对世俗的、渐进的自我发展顶礼膜拜。文明主要是一个法国式的概念——那时以及现在，人们认为法国人对接受教化拥有垄断权——而且命名了社会净化以及向它展示的乌托邦式的终极目的。但是，尽管法国式的“文明”特别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生活，德国式的“文化”却更狭义地指涉宗教、艺术和智力。它还可以指一个群体或个体，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智力净化。“文明”减少了民族差异，而“文化”却使得它们更为突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张力与德法之间的敌对状态有很大关系。

然后，在大约十九世纪初叶，这种概念遭遇了三件事。首先，它开始从“文明”的同义词转而变成了其反义词。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语义转向，而且是一个获得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转向。和“文化”一样，“文明”一部分是描述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它要么可以中立地标示一种生活形态（“印加文明”），要么可以暗示性地赞颂一种生活形态的人性、启蒙和净化。形容词形式的“文明的”如今显然是这样。如果文明的意思是艺术、城市生活、公民政治、复杂技术等等，如果这被认为是对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的进步，那么“文明”的描述性与规范性就是密不可分的。文明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生活，但也暗示这种生活是超越野蛮的。如果文明不仅是其自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其内部不断进化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词就再一次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事物的任何现存状态都暗示一种价值判断，因为它必须合乎逻辑的是对过去事物的提高。现存的一切事物不光是正确的，而且比过去的事物要好得多。

当“文明”这个词的描述性与规范性分离时，麻烦也就开始了。这个术语确实属于前工业社会欧洲中产阶级的语汇，让人想起礼貌、高雅、教养、礼仪和温文尔雅的交往。文明因此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而教养是一个关于人格的和谐、全面发展的问题，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孤立地去做。当然，正是由于开始认识到了不能孤立地去做，这才促成了文化从其个人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转变。文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可能关系到国家，文化还会具有政治的维度。教养与商业关系密切，因为正是商业中止了乡下人的粗鲁，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并且因此磨光了人的棱角。但是在我们这个乐观的时代，工业资产阶级的继承者们也许更难以让自己相信，作为事实的文明与作为价值观的文明是同一的。扫烟囱的年轻人容易罹患阴囊癌，这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事实，但是很难将其看作是一个相等于威弗利小说或者兰斯大教堂的文化成就。

其间，到十九世纪末叶，“文明”还不可避免地附和了帝国主义的声音，这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足以让文明的声誉扫地。因此，需要另外一个词语来表示社会生活应该怎样而不是确实怎样，德国人为此从法国人那里借来了文化这个字眼。文化（Kultur或Culture）于是就成了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名称。文明是一个交际性的术语，涉及天才的智慧和惬意的举止，而文化则完全是一件精神的、批判的、傲慢自大的东西，与世界的关系不那么轻松和谐。如果前者程式化地属于法国，后者则一成不变地属于德国。

实际的文明越是显得掠夺成性和本质低劣，文化的概念就越是被迫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文化批评（Kulturkritik）正在与文明交战，而不是与之认同。如果文化过去曾经与商业结成同盟，这两者现在正日益争执不休。诚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一个曾经象征着在更为确定的社会内部的训练过程的字眼，到了十九世纪，则变成了对于一个激进的、痛苦变革之中的社会有深刻意义的反响的焦点”。那么“文化”这个术语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文明”作为一个价值观术语正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这个事实。所以十九世纪初就出现了文化悲观论，其最为重要的文献也许是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衰落》，但是这在英国造成的反响只见于F.R.利维斯（Leavis）那有着醒目标题的《大众文明与弱势文化》。自不待言，这个标题的联接词标志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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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化”这个词语的第一个重要的派生意义是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二个是这种概念缩小并对整体生活方式复数化，那么第三个就是逐渐专门用于艺术。即使在这里，这个词也可以收缩或扩张，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可以包括一般的智力活动（科学、哲学、学术研究等等），甚至小到指称那些据说更为“想象性的”追求，比如音乐、绘画和文学。“文化”人是那些在这种意义上有文化的人。这个词语在这种意义上还预示着一种戏剧性的历史进步。它首先暗示科学、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不能再被认为是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它还暗示——用最黯淡的话说——“文明的”价值如今只能够在幻想中发现，而这显然是对社会现实的一个刻薄的评论。如果创造性现在可以在艺术中找到，那么是因为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它吗？一旦文化开始意指学术和艺术这些只有少数人从事的活动，这种思想马上就得到强化并且枯竭。

艺术发现自己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它们实际上无力使之持久，因为一旦被迫维护上帝、幸福或政治上的公正，它们就会从内部崩溃；在这种时候，文化如何作用于艺术本身的故事，属于现代主义的叙述。试图减轻艺术的这种压迫性的焦虑重负，敦促它们忘却所有这些可怕的梦魇，因此解放它们使之进入颇为无关紧要的那种自由，这是后现代主义。然而，早在那之前，浪漫主义就试图在从美学文化中寻找一种政治的替代物与改变了的政治秩序的范式本身这两者之间做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难，因为如果艺术的全部意义就是它的不得要领，那么最为派头十足的美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献身于革命的，立誓忠于一种正好相反于资本主义利益的自我确认的价值观。艺术这时可以模仿上等的生活，不是通过再现生活而是简单地作为正常的艺术，通过它所展示的而不是它所说的，奉献出关于其自己空洞自说存在的流言蜚语作为对交换价值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无声批判。但是这种提升艺术为人服务的做法终究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它给予浪漫主义艺术家一种与其政治意义不一致的先验状态，并且在全部理想的完美境界的那个危险的陷阱中，上等生活的形象逐渐地代替了其实际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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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作为文明的文化危机的第三种反应，是将整个范畴缩小到少数艺术品。文化在这儿指的是具有人们所认同价值观的大量艺术与知识产品，以及生产、传播和控制这些产品的机构。在这个词的相当新的意义中，文化既是征候又是解决的办法。如果文化是价值观的绿洲，那么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知识和艺术是创造性的唯一的生存地，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地处于可怕的麻烦之中。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创造性变得局限于音乐和诗歌，而科学、技术、政治、劳动和家庭生活变得令人厌倦、枯燥无味的呢？人们可以向这种意义的文化要求马克思之要求于宗教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使得令人忧伤的疏远如此超越而变成了一种可怜的补偿的呢？

可是，这种少数人的文化观，尽管是历史危机的一个征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如同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它为作为文明的文化的启蒙运动的抽象概念提供了风格与结构。从华兹华斯（Wordsworth）到奥威尔（Orwell）的最为丰富的英语文学批评流派中是艺术，尤其是普通语言的艺术，提供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质量的一个敏感的索引。但是，如果在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具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感觉上的直接性，那么，它也继承了作为文明的文化的标准化倾向。艺术可以反映优雅的生活，但也可以作为其衡量的尺度。如果它们包含，那么它们也就做出评价。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以激进政治的方式将现实与理想联系在了一起。

文化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不容易分开。如果作为批判的文化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幻想，它一定指向现在的那些实践，这些实践预示着它所向往的那种友谊与满足。它部分地在艺术生产、部分地在还没有完全被功利主义的逻辑吸收的那些边缘文化中发现这些实践。通过在这些其他的意义中把文化隔离开来，作为批判的文化试图避免“坏的”乌托邦的纯粹主观性的情绪，这样的乌托邦仅仅是由一种引入怀念的渴望构成的，一个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基础的“如果要是岂不很妙”（wouldn't it be nice if）。这种乌托邦的政治对等物是知名的极端左倾的幼稚的混乱，以某种不可思议的选择性未来的名义否定现在。相形之下，“好的”乌托邦在现在的那些力量中发现一条沟通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这些力量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它。一个理想的未来必须也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未来。将自己与这些其他意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些意义至少具有实际存在的优点），更具乌托邦标志的文化因此可以变成一种形式的内在批判，通过用现在所产生的标准来衡量现在，以判断现在之不足。在这种意义上，文化还可以统一事实与价值，既作为对现实的说明又作为对理想的预示。如果现实包含自相矛盾的东西，那么“文化”这个术语注定要面临两条道路，解构只不过是表示，这种内在批判的传统概念的一个轮新的名称，因为它展示了在依附于它的努力中注定要违背其自身的逻辑这种情形。对于激进的浪漫主义者，艺术、想象、民间文化或“原始”社会都是创造性能量的征兆，必须推广至整个政治社会。对于尾随浪漫主义而来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不那么尊贵的创造性能量，即工人阶级的创造性能量，它可能改变产生它的社会秩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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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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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2]［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374页。

[3]［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7页。

[4]［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5]［英］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页。

[6]［英］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本文采取的是译者2011年根据全文所做的重译。此前数个译本均是节译，可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陶东风、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8]David Morley，Kuan-Hsing Chen ed.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p.141-142.相关中译版本，参考自萧俊明：《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9]［法］米歇尔·福柯：《治理术》，冯钢编选：《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9、485页。

[10]［英］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166、171页。

[11]［美］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7页。

[12]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5页。

[13]陶东风：《文化批评向何处去》，《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4]陶东风：《大众文化：何时从被告席回到研究室？》，金元浦、陶东风著：《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4页。

[15]还有与之同时推出的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陆扬、王毅选编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等共同实现了大众文化领域的拓展。

[16]［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5页。

[17]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18]如潘知常：《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潘知常：《邂逅摇滚：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韩锺恩：《当下人文生态及其文化工业语境》（上下），《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3—4期；杨经建：《90年代影视剧作：“文化工业”的典型产品》，《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6期。

[19]金元浦：《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20]［德］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1]赵勇：《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22]所谓“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是指经过文化商品属性的大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下，对文化商品属性的认可，并以赢利和非赢利作为区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标准，从而强调党和政府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文化事业”上。

[23]据郝斯蒙德夫考证，大写的单数“cultural industry”一词经法国社会学家（如Morin、Huetetal、Miege等人）创造性地运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制定领域，并将之更改为小写的复数的“cultural industries”，用以“指出文化产业的复杂程度，还想辨别不同类型文化生产所遵循的不同逻辑”。（［英］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24]选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选自［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