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生产的优化与发展

在“新意识形态下”解码“半张脸的神话”的王晓明一直都将“文化生产机制”作为破解中国当代文化现象的一把钥匙。其在《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一文中将这一文化生产机制分解为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发表和传播体制、文化／文学教育体制、新的消费趣味和消费能力、文化生产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文化记忆和想象、跨国资本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性分析等不同层面^[17]。确实，当代文化批评在新的文化现实面前的理性选择。“新的文化现实”之所以不同于“旧的文化现实”，归根结底在于它是现代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以来的产物。正是工业技术、信息技术为文化艺术创造了全新的以高科技媒介为基础，以商品化为取向的全新艺术媒介和文化形态。因此，从其与现代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的紧密关系着手，将“生产／消费”逻辑引入当代文化的分析是顺理成章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下，作家、艺术家不再是追求独创、彰显个性的“天才”，而是受制于文化工作团队的“符号创作者”，他按需供应，定制生产；文化产品既不能简单地对接“传统”（文化传承），又不是“个人才能”（想象力）的展现，而是首先来自文化受众的消费欲望；用于出售／购买的商品属性及其经济价值成为创作形态、购买需求及创作方式的内驱力；等等。在这一以媒介技术、商品消费为取向的文化生产大潮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便不再只是纯文学、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而是由权力、资本、技术和相应的文化趣味交织而形成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相应的文化产业形态。

但是在对待文化产业的批判性分析方面，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也同样存在着因理论来源的单一而形成的简单化现象。从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到中性化的“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包括对“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或“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的吁请，中国的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从视之为批判性对象到视之为建设性目标的演变过程。不过，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大多数学者并没有与时俱，甚至采取了相对保守沉默的方式。

伴随着90年代大众文化批判而来的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的同步借鉴，并以此来展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版、演艺、MTV、影视剧等文化生产方式的分析^[18]。文化工业视角的引入带来了文化批评上的三个后果：其一，借助文化工业的视角，揭示出9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生产从过去听命于政治和行政命令，而现在则必须进入市场，接受消费者的选择的历史性变化^[19]，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二，在具体运用中去直接套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逻辑，直接将物质生产的特点等价为文化生产的规律，而忽略了精神生产的特殊性，认为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完全是按照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商品化，文化产品成为“彻头彻尾的商品”^[20]。在对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的分析中，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深入到文化工业具体的制作环节中进行细致分析，而更多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谈“工业”、话“生产”，更强调的是工业生产标准化、齐一化的要求对文化产品多样性的抑制。更重要的是其三，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的差异及两者间所存在的极大的错位，并最终导致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成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21]。

在引进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文化政策研究者开始启用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文化产业”的概念^[22]，随着文化产业逐步从民间的呼唤上升为国家政策甚至国家战略的层面，西方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也开始引入。文化产业概念的背后所包含的理论前提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是对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这一现象的中性化分析性立场^[23]，同时也是党和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文化批评并非不关心影视、网络、新媒体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但是他们的分析往往沿用奠基于纯文学、高雅艺术基础之上的理论范式，更多地关心在读图时代对文学阅读和文学经典的影响，关注影视作品是如何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并影响作家的写作风格。即便单纯地分析影视作品或者网络小说，他们也以作家独创和经典作品的方式分析导演或写作的风格，影像、网络文本的表象及其意指实践或结构及其隐含意义。他们也关心这些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原因和社会背景，但往往套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图解为各种权力、资本的运作结果。也就是说，文化批评者对当代文化生产方式的隔膜已经严重制约了其批评的效力，以至于出现凌空蹈虚的现象。(www.xing528.com)

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有一个逐渐浮出水面到面目日渐清晰的过程。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明确启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1998年，文化部增设文化产业司，主要任务是研究拟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法规，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建设，协调文化产业运行中的重大问题。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根据党的十五大报告，2001年10月，文化部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直接触及了对文化生产的属性定位和所有制问题，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向深水区迈进的标志。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文化产业振兴不仅具有“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而且能够极大地提升城市文化创新力、凝聚力和影响力。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口号，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生产方式。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重产业轻文化”“重硬指标轻软影响”的问题。所谓“重产业轻文化”是指，过于强调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度，如追求文化产业增加值等；过于简单地从经济部门角度将文化产业定位于“2.5产业”；过于依赖行政、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如强调政府职能的完善；等等，但忽视了文化产业的“创意”扶持，包括文化传统的激活、当代文化的繁荣、自由思想的鼓励、个人才能的发挥等。所谓“重硬指标轻软影响”是指，在文化产业发展评估上，过于依赖政府部门和经济统计部门对与文化产业相关的硬指标的量化分析，而缺少柔性指标，文化产业的文化性不足正说明人文知识分子的参与程度不够。

因而，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需要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和建设性参与，从而真正介入并影响支配性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