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转向与接合理论的探讨

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其最大的弱点在于对主体的忽视。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沟通“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斯图尔特·霍尔认为，实现“葛兰西转向”正是必经之路。他认为：“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使其非常接近于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因为尽管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彼此在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它们仍然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它们都在共同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必须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们不断将我们带回由具有紧密耦合性（coupled）但并不互相排斥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所标志的领域。”^[6]因此，文化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通过实现“葛兰西转向”来超越过去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并没有真正展开“葛兰西转向”的全部内容。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霸权”的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7]。很显然，葛兰西的“霸权”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关心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阿尔都塞简单地将统治意识形态视为单纯的压制、灌输与强制，葛兰西更多地注意到了统治阶级在实施文化领导权时的策略，如一方面要求获得赞同，但另一方面又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一方面要遏制异己，但另一方面也并非一定要“斩草除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以这样一种既支配又协商的方式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尽管葛兰西的理论进入英国文化研究学人视野的时间比较早（如1973年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已包含了葛兰西“霸权”的思想，1976年出版的《仪式的抵抗》中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葛兰西式的文化理解），但真正将之推向“葛兰西转向”高度的，是由斯图尔特·霍尔完成的。在80年代，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霍尔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1983年，他用《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经济还原论进行了批评，认为我们现在已不可能用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界定何为统治阶级、何为被统治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无法担保阶级斗争、文化矛盾的预定发生和必然走向。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否拥有领导权，并非由其“本质”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力量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就彻底改变了此前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阶级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的一系列看法和观念。“葛兰西转向”由此超越了文化研究的带有本质主义性质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以策略性的方式消解了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作为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进一步延伸，斯图尔特·霍尔还从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抽取了“接合”（articulate）。“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是伯明翰学派在实现“葛兰西转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这种接合理论意在既描述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形态的特点，但又不至于陷入还原论（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和本质论的陷阱，这种策略主义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后学”特征（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何为“接合”？斯图尔特·霍尔曾经对“接合”作了极为简明清晰的解释：(www.xing528.com)

我总是使用“接合”一词，不过我不知道我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否得到准确理解。在英国，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的意思是指发音（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清晰表达（to be articulate），它具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eing），表达（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但我们也称一部‘铰接式的’（articulated）卡车：一部车头（驾驶室）和后半部（拖车）可以——但毋需必然——相互连接起来的卡车。这两部分彼此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别的环扣（linkage）连接起来，但这环扣也可以拆开。因此，一个接合乃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的元素形成一个统一体的一种连接形式。这环扣并非永远都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以及本质的。想必你要问，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连接能够被制造或锻造出来？因此所谓一个话语的‘同一’（unity）实际上是不同的、相异元素的接合，这些元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因为它们并无必然的‘归属’（belongingness）。‘同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被接合的话语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个环扣，借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可以但非必然连接起来。因此，一种接合理论既是理解意识形态的要素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一话语内部被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询问它们如何在特定的时机（conjunctures）上，成为或不成为与一定政治主体相接合的方式。^[8]

由此，“接合”就成为跨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之间的重要的桥梁，一方面确立结构主义范式中主体受意识形态话语形塑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这意识形态话语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实的世界需要我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