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伯明翰学派奠基者之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中心主任，是文化研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织者。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特·霍尔与汤普森、拉斐尔·萨缪尔、雷蒙德·威廉斯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理性主义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个激进刊物，1961年合并为《新左派评论》。1964年加盟霍加特创办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8年接任霍加特成为第二任中心主任。1979年，斯图尔特·霍尔离开伯明翰大学，来到英国开放大学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作为重要的学术组织者，霍尔不仅组织策划了整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而且他还积极总结、推动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转型。霍尔完全独著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主编的著作却影响深远。霍尔撰写的有影响的论文有：《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1973），后修改为《编码，解码》（1980）和《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等。其主编的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控制危机》（1978）、《文化、媒体和语言》（1980）、《艰难的复兴之路》（1988）、《仪式抵抗：战后青年亚文化》（1989）、《现代性及其未来》（1992）、《现代性的形成》（1992）、《撒切尔主义和左派危机》（1993）、《文化认同问题》（1996）、《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1997）、《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及《视觉文化》（1999）等。
斯图尔特·霍尔对文化研究最大的贡献并非其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而是在对当代文化运行机制的整体把握上，提出“文化的循环”理论，并以此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在其《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和《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均有详细讨论，成为霍尔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包括三个最为基本的判断：其一，“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4]，也就是说，文化研究说到底就是一种对于意义的研究。“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者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其二，文化的发展由“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这五个过程组成，它们在一起形成一种循环，即“文化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任一文化现象时，我们都得回答如下一些相关性问题：“它是如何被表征的；与之相联系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认同；它是如何生产和消费的，以及运用什么机制规范它的销售和使用”，在方法论意义上，“从循环中的哪个环节开始并不重要，因为在你结束研究之前必须对整个循环进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相连并在下一环节重现”[5]。其三，尽管这五个要素被赋予了在文化循环中的平等地位，但是“表征”（representation）仍然被视为这五个要素中的“头一个要素”。所谓“表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作为象征、代表、标本或者替代，它建立起的是我们头脑中的观念与其所对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对事物的描绘或者模仿，即通过描绘或想象在头脑中想起它。前者意指“表象”，后者则指“意指实践”。将表征置于文化循环的头一个因素，与斯图尔特·霍尔从70年代以来形成的借鉴罗兰·巴特符号学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而形成的文化研究构成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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