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就当代中国而言，文化领域中最具有本土性意义的问题大概就是文化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传承问题。这也成为有别于20世纪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中国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文革”时期彻底地反传统立场，认识到文化传统并非简单的封建的落后的东西，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诉求中，文化传统仍然作为负面的东西需要克服；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使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得到重视，但这一重视仍然是以西方相关思潮为背景。第二，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文化保守主义兴起。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激发了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嫁接的意愿，但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上述努力中断了。新儒学在失去了与现代文明结合的努力之后，进一步退回自身，成为一股保守主义势力。第三，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文化传统重新寻求其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文化传统的“复兴”中，保守的、激进的、实用的努力都体现得相当明显，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①文化保守主义。以蒋庆为代表，鼓吹儒学复兴；以“十博士”为代表的无论是对“洋节”的抵制还是对“于丹”的批判，都体现出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文化立场；此外，以“祭孔”“祭黄”等为代表的文化活动也是这方面的表现。②文化激进主义。以历史剧“历史观”批判为代表，尖锐抨击“清宫戏”鼓吹皇权、为封建制度歌功颂德、批评“戏说剧”歪曲历史和混淆真实、批判“新历史主义”文艺的历史观。③文化实用主义。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成立“国学俱乐部”为代表。人大国学院直接将国学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国学俱乐部则将目标对象锁定在老板身上，甚至还用上了“国学短信”的方式，使国学成为现代教育、商品经济的对象。

不过，上述对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演变的清理只是凸显了文化传统的“精神层面”。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风俗层面”来看，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境遇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从文化传统的“器物层面”来说，21世纪以来最为巨大的呼声呈现在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上。吴良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警告说：“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18]这在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之初成为共识。但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视现代城市为破坏性力量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立场，无法确认城市在文化保护中的合法性，也使得文化保护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冲突。由于器物层面的传统文化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规模向城市集聚，城市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新的集聚地。如何将城市视为文化传承的积极性力量使之发挥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文化传统的“制度层面”来说，经过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历史变迁，封建制度已经终结。但精神层面的封建意识仍然没有根除，它还以各种形式残留在现行的社会结构中，成为亟待解决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对制度层面的封建性的清算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而对封建主义的反思则只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从文化传统的“风俗层面”来看，近年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义对口传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对民俗文化的开发性保护正在形成热点。但是，重申报轻保护，重商业开发轻艺人培养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此外，本教程还提出了“商品消费”“身份认同”等，都是文化批评当代性的体现，在此就不一一论述了。

【注释】

[1]伍蠡甫在《西方文论选》的“编辑说明”中特别指出，“本书选文，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经验和涉及文艺理论的哲学、美学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较大影响的著作。”（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严格意义上的一般性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是18世纪以后的产物，因此，在传统的西方文论中的体现则是个别文学类型的理论及批评，而具原理性的理论和批评则来自关注艺术的哲学美学。

[2]［美］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38页。

[3]［美］沃勒斯坦：《生活在后美国世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在上海大学的演讲》，《解放日报》2007年11月11日8版。

[4]［英］丹尼·卜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导论”，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6]陶东风：《实证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三种模式》，《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02页。

[7]相关文献参考自殷杰《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论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语用学转向”》（《哲学研究》2002年第7期）、殷杰《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李佃来《语言哲学的转向和普遍语用学——试析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及曾文雄《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融合：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等。

[8]Raymond Williams，Ed.by John Higgins.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Oxford：Blackwell，2001.p.92.(www.xing528.com)

[9]Chris Weedon，Andrew Tolson，Frank Mort.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tudies at the Centre，Culture，Media，Language.Ed.Stuart Hall，Dorothy Hobson，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London：Hutchinson，1980.p.181.

[10]转引自台湾地区《中外文学》第20卷第4期，参见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前言”（朱立元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1]转引自盛宁：《是起点还是终点？——〈理论之后〉的启示》，《社会科学报》2005年12月1日。其中部分译名依约定俗成的译法作了修改。

[12]［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

[13]［美］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汪晴、张禾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4]［美］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汪晴、张禾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5]［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艾红华、毛建雄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16]［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7]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18]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