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的问题意识与优化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文化批评理论可以视为“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结合。在理查德·沃林的《文化批评的观念》中，主要考察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三大欧陆的文化批评流派，体现了视文化批评为多元思想角逐的初衷。在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其实该书原名为“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Thematic Variations”）中，作者一开始就指出：“‘批判理论’（也可译为‘批评理论’——引者注）和‘文化理论’这两个术语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定义，这是因为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不是那种由严格的规则和程序所支配的科学事物。事实上它们是综合了不同主题和方法的多层话语。而且，它们处理的问题并不反映出对任何单一的独立学科的关注，因为那些问题实际上是一系列广泛的学科中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媒体研究以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等等。批判及文化理论将根本不同的学科领域整合在一起，从而重新划分了传统的学科界线。在此过程中，它们所开辟的视域把曾经彼此隔离的学科创造性地融合起来。在推动学科交叉和学术交流之际，它们也助长了新的视野的出现，促进了基于此类视野的学术规划的发展。”^[4]不同的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如何才有可能被“整合”或“融合”呢？这种融合既不是用一个“文化批评理论”之筐将彼此完全不相干的理论“土豆”胡乱地装在一起，也不是抹平彼此的棱角，将之捏合成某种“大一统”的理论“橡皮泥”，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开放、包容、动态的心态去审视20世纪文化批评理论所提供的理论视野及其问题意识。在我看来，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为我们展开了“社会”“语言”“意识”三维的理论视野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问题意识。

从“社会”之维来说，尽管各种社会科学均有其特定的关心领域，但“社会理论”在20世纪的兴起却来自一种自觉的反思力量，正如帕特里克·贝尔特在《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中所说：“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世界的作用的相对系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反思。”^[5]他关注的重心不是对社会的经验研究，而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抽象水平的、高度一般性的具有成体系性的理论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与生成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实在论等成为其描述对象。在本·阿格的《批判社会理论导论》那里，以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为代表的“政治宏大叙事”、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成为其重点关注的理论，从该书中获得启发，陶东风将社会理论区分为实证的、阐释的和批判的三种模式，而我们在文化批评理论中经常引用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来自批判的社会理论^[6]。

从“语言”之维来说，20世纪有所谓“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或“哲学上的语言论转向”，即语言论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人们不再满足于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认识的可能、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对语言的意义、理解与交流的方式与可能性等问题进行思考。具体而言，“语言学转向”包含着两条起点不同互有交叉的发展路径：一条是由英美分析哲学运动所促成的哲学革命，在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努力下，将语言、意义确立为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并形成明显的人工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前后两个时期；另一条则源自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在被布拉格学派引入文学研究、被列维-斯特劳斯引入人类学研究之后，结构语言学一跃成为人文学术的分析工具，并形成世界性的结构主义运动，从而更广泛地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联系了起来，显示出这一“转向”的全局性意义。尽管20世纪被笼而统之地称为“语言学转向”，但从语言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内部其实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变。如20世纪早期的转向主要是从“语形—语义”维度来改造传统的哲学命题，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哲学家即是以此形成语义哲学；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奥斯汀、塞尔等学者借用语用学成果将语言视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由此开启了哲学的“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意义即用法”即是这一阶段思想的反映；到了20世纪末期，又出现了所谓哲学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这其实是语用学在解决科学认识问题上的进一步的理论延伸^[7]。从语言符号的角度、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当代文化现象，则成为20世纪文化批评理论重要的方面。

从“意识”之维来看，开现代文化理论思潮风气之先的唯意志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反理性主义倾向，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克尔凯郭尔，都主张摆脱外在的虚幻世界而返回人的内心；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进一步将人的意识领域区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虽然精神分析学派因弗洛伊德与阿德勒、荣格的恩怨在形式上分崩离析，但对心理意识层面的关注使他们在精神上仍彼此呼应；1900—1901年胡塞尔发表两卷本《逻辑研究》，首次提出了“现象学”一名，并建构了其基本的哲学理论与方法，由此成为“现象学运动”的策源地。随后，舍勒、海德格尔、英伽登等人积极介入，并相继产生出诸如普凡德尔、莱纳赫、盖格尔、帕托契卡、芬克等30年代的德国哲学家群体。到了四五十年代，梅洛·庞蒂、萨特等人将现象学继续发扬光大，由此形成了法国现象学的高潮。60年代以后，德法著名的思想家们纷纷进入与现象学对话的领域，德国的哈贝马斯、施密茨，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拉康、利奥塔等都参与了进来，由此形成了来自不同思想领域、哲学背景以及拥有独立风格的思想家的积极介入与参与的局面，而“意识”正是其关心的基本对象。(www.xing528.com)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语言”“意识”三维在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彼此交叉和相互“组合”。比如说，20年代的“巴赫金小组”在其理论建构中既面对着国内的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学术思想的交锋，同时，20世纪早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也成为其进行学术论辩的对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关心、形式主义对“语言”“符号”的青睐、精神分析对“心理”“意识”的强调共同构成了“巴赫金小组”的学术语境。“巴赫金小组”的学术努力正是力图克服彼此的缺陷，以便将三者整合成全新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才会一方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意识形态科学”为名恢复“内容”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批判形式主义方法为名，肯定“材料”和“手法”的价值。《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才会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弗洛伊德，将之归入“主观心理学的变种”行列；另一方面又利用弗洛伊德主义对个人意识的发现去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发现“日常思想观念”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同样，《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借助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去克服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忽视“言语”的弊病，而其“意识形态符号”的独特概念不失为打通“社会”与“符号”“意识”的绝好途径，其“多重音性”虽系语言学术语，但其更具有应对现时代纷繁复杂多元交融的社会现实的能力。与之相似，作为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其诞生之初便将如何沟通“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作为其努力的方向。早在60年代，“在读到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理解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和体裁动力的著作成为流行倾向很早之前，威廉斯就已经努力将它们视为一个作者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结果或表达来理解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了”^[8]。威廉斯文学研究方面的思考方向与巴赫金可谓不谋而合；7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霍尔的主持下，围绕媒介、亚文化和语言三个方面展开了系列研究，其中，语言研究具有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的意义。伯明翰学人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早在60年代就已开始。是时，霍加特在《文字的用途》中已经探讨了工人阶级语言问题，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则提出过语言与交流的问题，70年代早期，霍尔等人的媒介研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了大量借鉴，霍尔也在此过程中对传播符号学进行了思考，其代表作就是《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不过，伯明翰学人也发现，尽管索绪尔的语言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能够非常方便地用来剖析各种语言的、图像的文本，但其“理想主义的”和“与历史无关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9]。正因为如此，从1975年10月起，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专门成立“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旨在反思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理论，以探讨确立语言的理论重要性和清理不同的传统理论资源问题。在研究小组所开列的一长串研究名单中，不仅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和意识形态理论单列，还将马克思、斯大林、沃洛希诺夫和阿尔都塞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此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面临着从60年代开始并在70年代开始激化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之争。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两极之争中，难以取得相融与突破。比如说，媒介研究多借鉴结构主义思路，从文学文本到视觉文本到社会文本，而亚文化研究则以社会学、人类学方法，注重社会调查，采取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所有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如何处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如何处理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的关系上。这种理论视野及其问题意识的纠缠和转换在希利斯·米勒身上也有体现，在其批评生涯中，他早年始于新批评（关注语言）而后则偏向于布莱的意识批评（关注意识），最后再通过德里达转向解构批评（再次回到语言），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些书有两个参照中心：意识与语言”^[10]。

进入21世纪之后，曾经令人欢欣鼓舞、意气风发的批评理论时代似乎已经远去，即便是在中国，那个曾经为文学、美学和文化而热血沸腾的80年代也已一去不复返。理论激情的消失是否真是“理论之死”的表征？在伊格尔顿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中写道：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一个遥远的过去。雅各·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雷蒙德·威廉姆斯、露丝·伊利格瑞、皮埃尔·布尔迪厄、朱莉娅·克利斯特瓦、雅克·德里达、爱莲·西克苏、尤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等早期筚路蓝缕的著作也都过去了。在此之后，没有什么著述再能与这些奠基前辈们的雄心和创意相比的了。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倒下了。命运使巴特倒在了一辆巴黎洗衣房的面包车下，让福柯染上了艾滋病；它送走了拉康、威廉姆斯和布尔迪厄，又让阿尔都塞杀了自己的妻子而被放逐到一所精神病院之中。看来，上帝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