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化批评理论的重要性介绍

无论是从知识清理还是课程设置来看，西方文论已经被约定俗成为“传统的西方文论”（即20世纪之前的西方文论）和“20世纪西方文论”了。形成这种共识性判断的依据，无疑来自“20世纪西方文论”自身有别于“传统的西方文论”的个性。在我看来，这种个性表现在批评理论，尤其是文化批评理论的兴起及其日益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学术力量。20世纪之前，西方文论的构成主要由哲学美学和创作理论构成^[1]，但20世纪之后则出现了致力于独特的文学观念和新颖的研究方法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这一理论取向的凸显可以从克里格的评述中看出来。在《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中，克里格指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此前兴旺发达的文学理论学科……将扩展为更广泛的、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并试图涵盖我们过去认为是人文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许多不同理论文本，也就是我们依照法国人称之为‘人学’的东西”^[2]。对此可参见80年代初伍蠡甫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尽管它的选文思路仍沿续着他编写《西方文论选》时以哲学美学和创作理论为主的思路，但已注意到了精神分析、新批评、语义学派和结构主义等批评理论的出现，到了21世纪，朱立元、李钧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时，其列举的19个思潮流派，批评理论占到了9个，哲学美学仅有4个，创作理论则为6个。由此可见，批评理论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所占的分量。

首先是“20世纪”。“20世纪”已经成为学术分期的特定称谓，其所指已超越具体的时段年代，包含了有别于20世纪之前的某种特质。1900年，胡塞尔出版了《逻辑研究》第一卷，第一次公开提出以“现象学”为名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同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被誉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名著；尽管俄国形式主义的两个研究小组分别成立于1915年和1916年，但其最初的影响仍可追溯到1908年的大学课堂。这些事件从时间上可能确属巧合，但它们一起构成了划时代的学术界碑。

其次是与西方文论有着紧密关联的哲学美学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从柏拉图对“美本身”的追问到黑格尔建构起规模宏大的美学理论体系，西方美学经历了持续两千多年的“美的本质”追寻史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这种执着和雄心已经荡然无存。尽管20世纪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种美学思潮和流派，但它们大多放弃了对美的本质主义探寻，甚至出现了以反思和质疑“美”和“美学”的合法性为己任的分析美学。因此，“大美不言”和“无美之学”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基本特点。尽管伊格尔顿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以“文学是什么”作为导论，但最终却以无解之解而告终，在其后的章节中，他直接以思潮流派作为文学理论的呈现方式，历史主义成为取代本质主义的最佳选择。相似的例子还可以在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中见到，其第一章关切的问题是“理论是什么？”第二章虽然也提出了“文学是什么？它有关系吗？”的问题，但其后的章节设计却直接来自当代西方文论中大家关心的理论议题。(www.xing528.com)

最后，20世纪文化理论思潮对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人文学术更加紧密地与当代文化联系了起来。随着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虽然其影响和势头正逐步减弱（如21世纪之初，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即是重要的表征），但如果不局限于狭隘的文化研究，而从相对宽泛的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看，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理论并未走向终结，文化批评正日益发挥其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性”“全球化”的语境中，诸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视觉媒介”“商品消费”“身份认同”“文化传统”等均成为各种思想汇聚交锋的场域，来自不同思想立场、理论旨趣、切入视角的批评在此众声喧哗；尽管从19世纪末以来，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福柯的“人之死”、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丹尼尔·贝尔、享廷顿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悲观、死亡之声相闻，但正是在这种“面死而在”中，文化批评理论创造了20世纪以来人文思想领域里的辉煌。正如沃勒斯坦2007年底在上海大学演讲时所说：“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极度混乱的时代，一切都动荡不已、前途未卜——在这个时代生活，殊非易事！”^[3]正因为不易，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才更值得关注；正因为动荡，文化批评才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