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红皇后棋局与八卦的心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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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工具制造者”或其他理论关于智力的解释，在人类学领域之外从未获得多少信服。对大多数人来说，智力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意味着可以增强学习、减少对本能的依赖，使人类的行为能够更加灵活，它是进化的奖励。但是，我们也已看到这个理论的漏洞。学习是个人的负担，取代了可调适的本能，但这二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对立的。人类不是学习型猿类，而是带有更多本能的聪明的猿类，他们更乐于体验。许多学科——尤其是哲学——由于忽视这个逻辑上的缺陷，似乎都缺乏足够的好奇心去探询有关智力的问题。哲学家们预设意识和智力有明显优势，然后就意识是什么展开了严肃的辩论。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哲学家曾提出过这个明显的关乎进化的问题——为什么智力是个好东西？

1975年，当两名动物学家突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是其中一人。根据红皇后效应，他对达尔文所说的“天性中的阻碍力量”提出质疑，这种力量是否足以挑战智力呢？关键是，制造石器或者发现根茎所代表的挑战大多是可以预测的。把石头削成工具或者寻找根茎这类事情，每次需要的只是同等水平的技术，而随着经验的累积，每一次都变得更容易。这就像学骑自行车，你一旦知道如何去骑，骑自行车就变得自然而简单，成了“下意识”的技能，不用每次都有意识地努力。同样，直立人偷袭斑马的时候，也不需要每次都有意识地去考虑应该在下风处靠近，以免它们闻到气味；也不需要有意识地去想只有在特定的植物下才能找到根茎。这些对他们来说就如同我们骑自行车那般自然。想象你和一台只会一种开局方式的电脑下象棋，即使那是种出色的开局方式，但一旦你知道了如何打败它，以后每一局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棋路一再获胜。当然，那样就没意思了，象棋游戏的真正意义在于，你的对手可以针对你所走的每一步选择一种应对方式。

亚历山大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提出，人类环境中奖励智力的关键特性是旁人的存在。如果你的后代越来越聪明，那么旁人的后代也会经历同样的变化。不论你跑得多快，相对旁人你也没能领先。依靠技术技能，人类成为生态圈的主宰，这也使得人类成为人类自己唯一的敌人（如果不算寄生虫）。亚历山大写道：“来自人类自身的挑战，才能解释人类的进化。”

确实如此。但苏格兰摇蚊和非洲大象也有“生态优势”——在数量或等级上大大高过所有潜在的敌人——它们却没进化出理解相对论的智力。而且，哪里有证据可以证明露西在生态上处于支配地位？无论如何，它的族类只不过是非洲草原动物群中无足轻重的一支而已。

年轻的剑桥动物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在独立研究时，得出了与亚历山大相似的结论。汉弗莱的论文从一个小故事开始：有一次，亨利·福特（Henry Ford）派出代表去调查T型汽车中从未出现过故障的零件，得到的答案是主销轴。福特便下令换用另一种质量较次的主销轴，从而节约成本。汉弗莱写道：“自然至少应该是和福特一样认真的经济学家。”

所以，智力的出现一定有其必然原因，不可能只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汉弗莱定义智力是一种“根据迹象所做的有效推论，用于修正行为”的能力。汉弗莱认为，将智力用于实用发明的想法就像稻草人一样不堪一击。“矛盾的是，技术不但无助于提升智力，反而有可能替代智力。”汉弗莱注意到，大猩猩作为一种聪明的动物，却过着最没技术含量的生活，吃吃身边到处生长的树叶即可。它的大部分智力都花在同类身上——统治、服从，读懂同类的情绪并影响它们。

汉弗莱说，荒岛上的鲁滨孙使用的生活技术也相当简单直接，“是星期五的到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真正的难题”。汉弗莱认为人类主要在社交场合使用自己的智力。“就像下棋一样，仅靠积累知识是玩不转社交游戏和做出应对方法的。”一个人必须预估自己行为的结果，推算他人可能做出的行为，为此，他至少要先了解自己的动机，从而猜测其他人在类似情景中会有怎样的想法。就是这种对自我认知的需要增强了有意识的觉察。

剑桥大学的霍勒斯·巴洛（Horace Barlow）指出，我们意识到的事物多数是关乎社交行为的精神活动。平时走路、看东西、击球或者写字的动作都是下意识的。就像军队等级一样，意识是在一种“需要知道”的政策基础上运行的：“人们只对可以告知其他人的事情有意识，而对不能告知的事则没有意识，也没有感觉。所有事情都是如此，没有例外。”对东方哲学特别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注意力将认知转变为意识，并成为‘语言陈述’和‘告知他人’的‘内容’。”

汉弗莱和亚历山大所描述的现象本质上是一个红皇后棋局：人类跑得越快，变得越聪明，就越可能还是停留在原地，因为他希望战胜的心理对象是他自己的亲戚，一代代变得更聪明的人。就像平克和布罗姆说所的那样，和一个同等智力、有时还充满恶意的有机体互动是件可怕的事，这就必然要求认知不断提升，并且无法抗拒。

如果图比和考斯米德对于心智模块的这种认知是对的话，那么，“心智理论”就可看作由智力棋局联赛遴选并增大的那个心智模块——它能让我们对其他人的思想形成一种观念，并结合语言模块赋予我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组成一个整体。环顾四周，不难发现证明这个观点的证据。八卦是人类最普遍的习惯之一，同事、家人、老朋友等熟人间的闲聊，都会涉及一些在场或不在场的人的行为、野心、动机、弱点和风流韵事等，如果抛开这些内容，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为什么肥皂剧永远是娱乐人们的最有效方式的原因。

“这可不是西方人的专属。”梅尔文·康纳写下了他在昆申人部落中的经历：

在和昆申人相处了两年之后，我开始认为更新世时期的人类史（300万年的人类进化期）就像无休止的马拉松式的“交心团”^[3]。我们睡在一个昆申人村落的草屋里，很多夜晚都能听到围坐篝火的人们在争吵、交流感受和表达不满，从黄昏直到黎明。

实际上，所有小说和戏剧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即使情节伪装成了历史或冒险。如果你真想了理解人类的动机，应该读读普鲁斯特（Proust）、特罗洛普（Trollope）或者汤姆·沃尔夫的作品，而不是弗洛伊德、皮亚杰（Piaget）或者B.F. 斯金纳的作品。我们对旁人的心理都非常着迷。唐纳德·西蒙斯说过：“我们本能心理学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任何科学心理学。”霍勒斯·巴洛指出，伟大的文学家都深谙人心，比如莎士比亚是比弗洛伊德还要高明的心理学家，而简·奥斯汀是比涂尔干还要棒的社会学家。我们之所以聪明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心理学家。

事实上，小说家自己也最早注意到了这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the Radical）中，简直像给亚历山大—汉弗莱的理论做了一个总结：

想象一下如果所有棋手都富有激情和智慧，细心又狡猾，如果你不仅摸不透对手，对自己也有点儿不确定的话……如果你只依靠数学能力，轻视对手，你就非常容易被击败。但这个想象的棋局和人类之间的博弈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www.xing528.com)

亚历山大—汉弗莱理论（通称作马基雅维利假说），听上去很简单，但若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行为研究领域的“自私”革命，它不可能被提出来。那些奉行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人也不可能提出这个理论，因为这里需要对动物间的交流持一点嘲讽不恭的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动物学家才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考虑交流：为了信息收发双方的共同利益，信息本身必须是清晰、诚实和有用的。但就像麦考利（Macaulay）勋爵所说的：“表达的目的不在于传递事实，而是为了说服。”1978年，理查德·道金斯和约翰·克雷布斯指出，动物之间的交流的目的主要是控制彼此而并非交换信息，就如同雄鸟唱歌是为了说服雌鸟和它交配，或是让对手离开它的领地。如果它仅仅想要传递信息，就不会把歌声唱的这样优美动人。动物之间的交流更像人类的广告，而不是航空时刻表。即使最互利互惠的交流——如婴儿和母亲之间的沟通——也是一种纯粹的控制，因为每个母亲都曾经在夜里被婴儿绝望的哭叫吵醒，而哭叫仅仅是希望引人注意。当科学家开始这样的思考时，他们就开始用一种新视角去审视动物们的社交生活。

斯坦福大学的勒达·考斯米德和萨尔茨堡大学的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所做的实验，给欺骗性社交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有一个简单的推理游戏叫作沃森测试（the Wason Test）：在桌子上摆四张卡片，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是字母另外一面是数字。现在翻开的卡片上分别写着D、F、3和7。你的任务就是根据需要翻转几张卡片，证明“D的反面是3”这一结论是对或者错。

通过实验发现，只有不到1/4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得出了正确答案——这是一个平均的表现水平（正确答案是D和7）。但当沃森测试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有更好的表现。比如问题可以以如下的形式出现：“假如你在一个波士顿酒吧当保镖，你必须遵循以下规定，否则你就会丢掉工作：严禁20岁以下的顾客喝啤酒。”卡片上面现在写着：“喝啤酒、喝可乐、25岁和16岁”，这次有3/4的学生得到了正确答案。他们都翻过了标有“喝酒”和“16岁”的牌。但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和第一个是一样的，也许波士顿酒吧是更熟悉的情景能够让人们做得更好。但对于其他一些沃森测试的熟悉题目，受测者的表现却并不理想。其中的原因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长久的谜题。

考斯米德和吉仁泽解决了这个谜题。如果规定不是一种社会契约，那么不论多简单的逻辑问题都会变得很复杂。但如果是社会契约，就像喝啤酒的那个例子，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在吉仁泽的一个实验中，人们都很顺利地执行着规则。要判定“你必须在这工作1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说法的对错，假定受试者是雇主时，他就会翻开“工作了8年”和“得到退休金”的卡片；但如果当他们得知自己是雇员时，在同样的规则下，他们就会去翻“工作12年”和“拿不到退休金”的卡片，好像是在寻找欺诈的雇主，即使逻辑很清晰地显示雇主们并没有违反规则。

考斯米德和吉仁泽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人们并非简单地把这个游戏当成一种逻辑测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并且从中寻找欺诈的现象。两位学者总结道，人类的大脑并不适合逻辑思考，却非常适合判断社会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福利的真诚性，因为这是一个令人无法信任的“马基雅维利世界”。

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n）研究东非的狒狒时，目睹了一起偶然事件：一个叫保罗的小狒狒看到一只叫梅尔的成年雌狒狒发现了一大块块根，它左右张望了一番，之后大声尖叫。尖叫声唤来了保罗的母亲，她以为梅尔偷了儿子的食物或是对它进行了威胁，于是把梅尔赶走了，最后保罗把那块块根吃了。小狒狒进行这种社交控制是需要一定智慧的，首先它知道自己的叫声会引来母亲，然后猜测母亲会“假设”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预测自己会得到那份食物。很明显，这是利用智慧进行欺骗的行为。

伯恩和怀特进一步推论，精心算计的欺骗行为在人类中很常见，在黑猩猩中偶尔存在，在狒狒中极为少见，而其他动物压根就不懂得欺骗。欺骗和发觉欺骗可能是智力发展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猿类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能想象出可能存在的不同情况，以此作为一种欺骗手段。

罗伯特·特里夫斯说，动物想要欺骗别人，首先要欺骗自己。而自欺标识是一种有意识转到无意识的偏离系统。因此欺骗成了潜意识出现的原因。

伯恩和怀特关于狒狒事件的描述直击“马基雅维利理论”的要害，因为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社交物种——如果你阅读过有关猩猩族群的故事，其中的“计谋”对人类来说似曾相识。生物学家珍·古道尔描述了雄黑猩猩格布林的成功之路，它挑战和打败部落中每个雌性，又一一击败每个雄性——汉弗莱、乔密欧、雪莉、撒旦和埃弗雷德——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

只有弗根（雄性头领）没有受到格布林的挑战，因为就是仰仗着弗根的帮助，格布林才敢去挑战那些更有经验的年长雄性。如果弗根不在附近，格布林几乎从不这么做。

对于人类读者来说，下面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预计格布林迟早会挑战弗根。事实上，我至今都很迷惑，弗根在社交方面如此灵敏，为什么没有预测到帮助格布林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

情节虽然有几处曲折，但结果却并不意外，弗根很快被推翻了。马基雅维利至少还警告过他的君主要小心背后的阴谋。布鲁特斯（Brutus）和卡修斯（Cassius）很谨慎地隐藏着他们的计谋，不让恺撒知道，如果他们的野心太明显，恐怕根本不会有刺杀恺撒的机会。即使是最不善权谋的人类统治者也不会像弗根那样对突然被推翻感到惊讶。当然，这只能证明人比猩猩聪明，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结论而是原因。如果弗根有一个更大号的脑袋，他就能够预见可能的结果了。汉弗莱所定义的进化压力——越来越善于解决社交难题、读懂别人的心思、对反应做出预测——也出现在黑猩猩和狒狒身上。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所说的，所有猿类和猴子都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包括交流、控制、欺骗和维持长期关系。如果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基于复杂的社交行为，那么猿类和猴子的大脑本应该比现在更大。

谜题的答案不止一个，但没有一个完全可信。第一个是汉弗莱的答案：人类社会之所以比猿类社会复杂，是因为年轻人需要在“综合技术学校”里学习实用的知识。这看起来就像是退回到了工具制造者理论。第二个答案是，在非亲属个体之间建立友谊或联盟是人类成功的关键，这种复杂性大大增加了智力的回报。对此有人提出了质疑：海豚社会也是建立在同盟关系上的。理查德·康纳曾观察到两只雄海豚偶遇劫掠了一只雌海豚的另外一群雄海豚，它俩并没有直接开战抢夺，而是先去联合了其他几只雄海豚，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之后才从那群雄海豚手中抢走了雌海豚。雄猩猩如果想要爬到首领的位置，任期更长，就要努力赢得盟友的支持。所以用同盟理论来解释人类智力的突然提高，也显得过于笼统。而且像大多数其他理论一样，同盟理论只解释了语言、战术思维、社交技术等，但却无法解释人类投入大量精力的事情，比如音乐和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