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制造者的发展与异类动物的区别

THE TOOLMAKER MYTH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古骨头和工具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才正式提出为什么人类比其他动物需要更大的大脑的问题。1949年肯尼斯·奥克利（Kenneth Oakley）在《人类，工具匠》（Man the Toolmaker）一书中写道：人类是优秀的工具使用者和制造者，并为此发展出一个很大的大脑。纵观历史，人类的工具逐渐变得复杂，而技术的突飞猛进总是伴随着头颅体积的变化——从能人到直立人，从直立人到智人，从尼安德特人到现代人——使得这个结论确有道理。但它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动物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尤其是猩猩——足令能人^[2]甘拜下风；第二，其论据有偏向，考古学家所研究的是那些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而100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们也许会称我们现在的时代为“混凝土时代”，这不无道理，因为他无法了解书籍、报纸、电视、服装业、石油行业和汽车工业，因为它们留下的痕迹都会逐渐消失。未来的考古学家也许会这么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特征——裸体的人们为争夺水泥堡垒而徒手肉搏。也许，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差异不仅仅是工具方面的，更是语言发展、婚姻或裙带关系等方面的，虽然它们无法变成化石保留下去。也许，当时木器比石器应用得更为广泛，但木头难以保存下来。所以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论断难免有偏颇。

另外，工具只能展现不同阶段里程碑式的变化，而不能呈现出人类持续的创造力。第一批石器是奥尔德沃（Oldowan）文化的技术呈现，是由约25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能人制作的，都是些简单的打制石器。在之后的100万年里，它们没什么实验性的创新，只是逐渐变得更加标准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直立人的阿舍利文化的技术，其中包括一些手斧和泪滴状的打制器具。之后的100万年里，变化再一次停止了，直到20万年前智人出现，工具的多样性和艺术性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那以后，工具种类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精巧，这种情形一直接续到金属出现。但这难以解释头颅的变化，因为在大约300万年前头颅就已经开始变大了。

制造直立人所用的工具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几乎人人都会做，这就是它普遍出现在非洲的原因。在100万年间，他们一直在制作相同的斧子，并没有任何发明或是创造的痕迹，但他们的大脑已经比猿脑大了很多。简单地说，灵巧的手工、形状的观念、根据功能改变规格等基因对人类帮助极大，但把这些基因的变化看作人脑增大的唯一原因，似乎不合情理。

第一个对抗“工具论”的是“猎手论”。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率先提出这一理论后，人们对于当时流行的课题——人类是唯一把狩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肉食猿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狩猎，需要深谋远虑，机敏，相互配合和学习技术的能力，还要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猎物又如何靠近它。这都是事实，但说起来又显得有些无关紧要，因为任何看过动物世界的人都知道，捕捉斑马的狮子对以上技巧非常熟练。狮子偷偷接近猎物、埋伏、互相配合，就像人类给猎物设陷阱一样。然而狮子不需要太大的头脑，为什么我们需要呢？虽然猎手论屈服于“女性采集者”理论，但后者依然适于上述追问——挖掘根茎显然不需要任何哲学或是语言能力，狒狒的挖掘能力不见得比女人差。(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在研究纳米布沙漠的昆申人（Kung San）时搜集了大量的有关渔猎采集的民间知识，诸如应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狩猎哪种动物，怎么来识别野兽的足迹，怎么去寻找每种可食性植物，雨后有哪种食物可以食用，哪种东西是有毒的，哪种是药用的等，这些真可谓惊人的发现。梅尔文·康纳写道：“他们对于野生动植物的认识深刻而透彻，足以震惊和改变专业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观念。”

没有这种长期积累的知识，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如此丰富多样的饮食结构。如果经验教训没有积累下来，每一代都需要重新进行试错实验的话，那人类今天的食谱可能仅限于水果和羚羊肉，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尝试根茎和蘑菇类的食物。非洲导蜜鸟和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它会把人领到蜂巢所在地，然后享用人们遗留的蜂蜜。这种共生关系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已知道这种鸟可以带领他们去有蜂巢的地方，这就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以及相关的记忆和语言能力。因此，人类需要一个更大的大脑。

这个论证听起来很有力，但问题是它同样适用于非洲平原上的所有杂食动物。狒狒必须了解在哪里、在什么时间觅食，到底是吃蜈蚣还是蛇。黑猩猩要寻找可以治疗寄生虫感染的植物，如何敲碎坚果也是它们的“文化传承”。凡是能几世同堂的群居动物，都能通过模仿传承它们所积累的自然知识。这个解释无法只应用于人类，所以它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