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程序：认知与功能的结合

THE MENTAL PROGRAM

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者也加入了心智机制的探索工作，他们也是从行为主义者的假设开始的，人脑像电脑一样，是一种联想装置。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电脑要靠程序来发挥功能。如果它压根儿就没有打字程序，你就不会想到去把电脑作为一个打字机去使用。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希望电脑具有某种识别事物的能力或者能进行医疗诊断、下棋，你必须首先将它“知识”程序化。即便是“神经网络”的狂热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承认，他们声称已经发现了一种通过联想进行学习的机制是错误的。神经网络完全依靠被告知应该搜索什么样的答案或模式，或者被设计成适于某个特定任务，或者通过被给予的简单例子去学习。那些对于神经网络给予很高期望的“连接者们”，直接陷入了行为主义者们在一代以前就陷入的陷阱当中，未经训练的神经网络甚至连学习英语过去时态的能力都没有。

除了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另外一种方法是“认知”，旨在发现大脑的内部机制。这首先是由诺姆·乔姆斯基在1957年出版的《语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中提出的，它认为通用的联想学习装置不能解决从句子或者言语中提炼语法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寻找目标的知识机制。语言学家们逐渐接纳了乔姆斯基的观点。这时研究人类视觉的学者发现年轻的英国科学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所提倡的“计算机式”解决方式很有用。马尔和托马索·波吉奥（Tomaso Poggio）用数学技巧系统地呈现出大脑辨别物体、在眼部成像的方式。比如，视网膜对图像之间暗和亮的边缘格外敏感。一些光学错觉证实，人们正是利用明暗交界来区分物体边缘的。这些和大脑中的其他机制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具有明确的任务，但也可能从实例中学习而渐趋完善，没有所谓一般目的的归纳。

几乎每个研究语言或感知的科学家都承认，大脑机制并不是从文化“学习”而来的，而是通过与世界的接触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机制是专门用来解读接收到的信号，约翰·图比和勒达·考斯米德称“高等”精神机制也是如此。头脑机制被进化“设计”用来识别面孔、解读感情、宠爱小孩、畏惧毒蛇、被某个异性吸引、揣摩语言的含义、学习语法、分析社会情景、决定工具以及计算社会责任等。每种“模块”都有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知识，就像人类的肾脏就是为了过滤血液一样。

人类拥有专门学习如何解读面部表情的模块。人类在出生第10周时就已了解，假设所有的物体都是固体的，两个物体不能在同时占用同一空间。这个常识不会随着以后观看的卡通片而改变。当给婴儿表演两个物体可以同时占用一个空间的戏法时，他会露出惊讶的神情。18个月大的婴儿就知道没有所谓隔空动作——甲物体不能移动乙物体，除非二者有接触。这时婴儿会表现出能根据工具的功能——而不是根据颜色——分类的能力。实验证实，人类像猫一样，会认定能自主运动的物体是动物，当然，在当今机械化的世界里，我们部分修正了这一认定。(www.xing528.com)

最后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大脑的本能是依据一个假设——汽车发明前的世界——发展的。纽约的婴儿很容易认为蛇比汽车更危险，尽管后者的危险程度远大于前者。但他们的大脑里早已存在害怕蛇的意向了。

猴子可能也和人类一样，本能地害怕蛇和判定会动的东西是动物。成年人不希望和儿时的伙伴发生性关系——避免乱伦的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露西和狗并不需要更大的头脑来处理这些事。

露西不需要每一代都从头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文化不能教它如何在视觉上识别边缘，也没有教她语法规则，可能会教她害怕蛇，但何必费这个事呢？为什么不让她天生就懂得害怕毒蛇？对于喜欢从进化角度出发看问题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认为学习如此有价值。如果学习不是为了增强和训练原有的本能而是为了取代本能，那么我们就会花大半生的工夫来重新学习那些猴子生下来就知道的东西，比如不忠的伴侣会给你戴绿帽子。为什么我们要花费时间再去学习它们呢？为什么不让鲍德温效应把它们转化成本能呢？这样人类在青春期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那些费力的事情。如果蝙蝠需要从父母那里学习如何使用它的声呐导航，而不是在成长过程中简单地发展这个功能；如果杜鹃需要学习如何在冬天飞到更暖和的地方，而不是在出发前就“知道”方向，那么世界上恐怕会有很多惨死的蝙蝠和迷路的杜鹃。自然选择让蝙蝠具备了回声定位本能，杜鹃有了迁徙的本能，这比让它们一点点学习更有效率。当然，跟蝙蝠和杜鹃相比，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需要学习数学和成千上万个单词，辨识人们的特征。这是因为我们有学习这些东西的天性（也许数学是个例外），而不是我们的本能比蝙蝠和杜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