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性，教养决定人类行为

NURTURE IS NOT NECESSARILY THE OPPOSITE OF NATURE

威廉·詹姆斯认为人类有迅速学习的本能，这与我们之前所说的“二分法”不符，即包括学习和天性、本性和教养、基因和环境、人性和文化、与生俱来的和后天习得的。这些二分法自笛卡尔以来就困扰着人类对于心智的研究。因为按他们的逻辑，如果大脑中包含高度精确、设计复杂、内容灵活的机制，那么行为的灵活性就不能被视为文化行为。但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先天遗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根据基因的指令把人体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并使人具有一套详细的“语言习得”装置。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有“文化性”，因为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都是在后天学习获得的，并且是以周围的例子为基础。语言习得装置形成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不断接受生活中的例子，并逐渐提升。不能仅仅因为语言是出生以后经过学习才获得的，就认为语言也具有文化性。牙齿不也是出生以后才长出来的？

“就像不存在智齿基因一样，也不存在攻击性基因。”斯蒂芬·杰·古尔德写道，暗示行为都是文化性的并不是“生物上的”。他讲的事实是正确的，但他的引申是错误的。智齿不是文化的杰作，它们虽然的确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在青春期后期长出来的，但没有一个特定的基因会发出“长智齿”的命令。古尔德所谓“攻击性基因”，可能是说由于某个特定基因的差异，导致两个人的攻击性也不同。但环境因素（营养、牙医）和基因不同（影响脸部的生长，身体吸收钙质的程度，牙齿的排列）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智齿比另一人的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攻击性。

在我们的教育里，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观点，认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是对立的，并且我们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环境主义，那么我们赞成普遍的人类天性就如同一张等待文化书写的白纸，人类生下来时完美无瑕并且平等。如果我们选择基因，那么就等于赞成种族和个人间的基因差异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就成了宿命论者和精英论者。谁不真心希望遗传学家是错的呢？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把这种两难情景叫作“原罪”与“人性完美论”之间的争论，他这样描述环境主义论者的教义：

卢梭主义的传统对文艺复兴后的文本想象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人们害怕如果没有这种传统，他们就会沦为各种恶徒的猎物，受其反动言论的蛊惑——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优生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右派保守主义。为防范这些罪恶，我们必须假定人性本善或为“白板”（白纸一张），是恶劣的环境让他作恶。

虽然心理像白纸一样的想法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时期，但直到20世纪它才得到广泛认可。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主义者的愚蠢观念，一系列思想家——先是社会学家，再是人类学家，最后是心理学家——开始从不遗余力地为后天培养寻找证据转而为先天决定论举证。除非能提出别样的证据，否则人类就应该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人之天性塑造了文化。

社会学之父埃米尔·涂尔干（Emil Durkheim）在1895年提出了他的论断：社会科学必须假定人性是供文化书写的白板。从那以后，这种观点就被固化成三个铁一般的假设：第一，任何文化间的差异，都是从文化上而非生物上获取的；第二，任何在出生时没有定型，还能继续发展的事物，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第三，任何基因决定的特征都是不可改变的。难怪社会科学界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其出生后还会继续变化，而且相当灵活。因此，人类心智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文化性。男人认为年轻女人比老女人在性方面更有吸引力，一定是文化巧妙教导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少女的祖先留下了更多的后代。(www.xing528.com)

下面来说一说人类学。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发表《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后，人类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米德认为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因此都是后天教养的产物。她没有证明后天教养的主导地位，对经验性的证据的大量的引用以今天的标准来审视，也略显牵强，但主流人类学直到今天还认为人类的天性是白纸一张。

心理学的转变就比较缓慢。弗洛伊德相信人类具有普遍的精神属性，比如恋母情结。但他的跟随者们过分着迷于以个人儿时的经验来解释一切，结果把重点放在了早期教养上。很快心理学家就发现，成年人也有学习的潜力。这种研究方式在B. F. 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主义达到了顶峰，他主张大脑只是将因果联系起来的装置。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回顾纳粹主义以天性为借口的所作所为，很少有生物学家还坚持挑战人类科学家的想法，但让人尴尬的事实已经出现了。人类学家并没有找到米德所说的多样性。弗洛伊德派除了坚持幼年影响说之外，没有什么长进。行为主义理论也无法说明不同物种学习不同事物时的天性偏好差异，比如老鼠比鸽子更容易学会钻迷宫。社会学无力解释犯罪的原因，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20世纪70年代几个勇敢的“社会生物学家”开始提出疑问，如果其他动物天性也都进化出了天性，那为什么人类是一个例外呢？社会科学组织对这一问题嗤之以鼻，让这些社会生物学家专心观察蚂蚁。但这个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社会生物学遭到敌视的主要原因是，它似乎是在为偏见做辩护。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困惑。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及任何一种主义的基因理论，都与普遍存在的人性本能这一概念不一致。有的相信共性，有的相信种族或阶级的特殊性。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因为一牵涉基因就一定要假设基因差异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两个个体就不能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吗？波音747机尾上的标语取决于拥有它们的航空公司，但机尾本身都是同一个厂家用同一种金属制造的。你不会因为它们被不同的航空公司使用，就推定它们是由不同公司制造的。那为什么我们就要假设因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比如法语和英语——他们的大脑就不会被相同的基因影响呢？他们的大脑是相同基因的产物，并且拥有一个人类普遍的语言接收装置，就像人类都拥有的肾脏和波音747共有的尾部。

古尔德曾经讽刺基因决定论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是被程序设定成现在的样子，那么这些特征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多只能传递它们，却不能改变它们。”他指的是基因的程序化，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环境程序。数年以后古尔德写道：“文化决定论同样残酷地把一些恶性先天疾病——例如孤僻症——归咎于双亲的关爱过多或者过少之类的心理呓语。”所以纯环境主义论的认识值得深思。

如果我们的确是后天的产物（谁能够否认童年的影响？），那么不同的培养方式已决定了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只能接受，不能改变，无论我们是富人还是穷人、乞丐还是盗贼。社会生物学者信奉的环境决定论和他们所抨击的生物决定论一样残忍和可怕。幸运的是，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无法分割且灵活的混合体。诚然，我们是基因的产物，而基因一直是受经验校准才不断发展的，就像眼睛学习发现边缘，而头脑学习单词。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又是环境的产物，我们那“设计”好了的大脑会挑选它所学习的环境。我们不会对“蜂王浆”——工蜂喂养某个特定幼虫以使其成为蜂后的食物有所反应，而蜜蜂也不会懂得母亲的微笑是幸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