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帝王的性传奇：繁衍后嗣的艰难之道

HIGHLY SEXED EMPERORS

20世纪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人类学家米尔德里德·迪克曼尝试把达尔文理论应用到人类历史和文化上，她试图检验进化论者对于其他动物的预测在人类身上是否也同样可以应验。她发现在社会阶层分明的古代东方社会，人们似乎知道生活在地球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下尽可能多的子孙。也就是说，男人倾向于娶妻纳妾，而女人则努力攀附高位。迪克曼认为很多文化习俗，比如嫁妆、杀女婴还有为了保护女性的贞操而禁闭她们，都符合这个模式。比如，在印度，阶层越高的人杀女婴的比例就越高，因为其女儿嫁入更高阶层的机会较少。如此看来，婚姻是一种贸易，即以男性的权力和资源来换取女性的生育力。

大约与迪克曼的研究同时，哈佛大学的约翰·哈通（John Hartung）开始研究继承的模式。他假设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一个富有的人愿意把自己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子而非女儿，因为儿子会留下更多的孙子和孙女，儿子可以多娶妻妾，而女儿即使不止一个丈夫，也不能生育更多的儿女。因此，在一夫多妻制盛行的社会中，遗产继承会偏向男性。对400个社会形态的研究足以支持哈通的假设。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任何事情。进化理论预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对此，科学界流传着一个引人深省的寓言故事：一个人为了证明跳蚤的耳朵长在腿上，于是把跳蚤的腿锯了，然后大声命令跳蚤跳起来，跳蚤却怎么也不跳，于是他总结得出他的假设是对的，也就是跳蚤的耳朵的确长在腿上。

尽管如此，达尔文主义者开始认为，也许进化之光可以照亮人类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劳拉·贝齐格开始研究人类的性是否能够帮助人类适应并利用任何环境。她对此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她认为检验这种思路正确与否最好的方式是，先做一个极为简单的假设：男人不会把权力视为目的，而是将其视为获取性和成功繁衍的一种手段。但环顾现代社会，她心灰意冷了，因为大多数有权力的男人都没有留下后代。就像希特勒，他时刻忙于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根本没有时间去拈花惹草。

但当贝齐格翻阅历史记录时，她又陷入了困惑之中——这种假设一次次地得到印证，只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它在西方失败了。而且，在大多数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复杂的社会机制确保有权势的一夫多妻者的后代也会拥有多个配偶。

6个早期的独立历史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和秘鲁的印加——都是有名的中央集权制度，每个朝代都是由男人掌权，最高权力掌控在一个男人手里，而且这是一种独裁的、绝对的权力。这些男人都是专制帝王，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下达杀无赦的指令，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无一例外，至高无上的权力转化成巨大的“性生产力”。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拥有上千个“妻子”奴隶，可以随时供他召唤；埃及法老王阿赫那吞有317名妻妾；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特祖玛则坐拥后宫佳丽4000人；印度皇帝乌达雅玛圈禁了6000个妾奴，将她们困在用火包围的宅第中，并派宦官把守；中国某位皇帝拥有上万名妻妾，令人叹为观止。之前我们还提到过，印加王阿塔瓦尔帕可以随意挑选国内任何一个处女作为自己的妻妾。

这几位帝王并非空前绝后，他们只是典型代表，而且他们填充后宫和严加防守的方式也很相似。他们征募未成年的女性，圈禁在防守严密的深宫之中，并派宦官监管。与此同时，为她们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以便她们为帝王繁衍更多的子嗣。当时促进生育的措施也相当普遍。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朝汉谟拉比执政时期，奶妈就出现了。奶妈的存在缩短了婴孩亲生母亲的哺乳期，以便让年轻的母亲尽快恢复排卵。中国的唐代，君王们派人长期认真地记录着妃嫔的月经和孕期的周期，以便皇帝选择最有受孕可能的妃嫔临幸。中国的帝王还修习采精之术，以确保自己的精子质量和数量满足一天和两个女人行房事的要求，致使有些帝王甚至抱怨房事繁重。这些后宫佳丽都是精心设计的生育机器，目的是传承帝王的基因。

帝王们并不是特例。劳拉·贝齐格查阅了104个政治自治社会，结果发现权力能预测一个男人妻妾的数目。小国的国王拥有100个妻妾，而大国的国王一般有1000个妻妾，而帝王甚至有5000个妻妾。传统历史让我们相信妻妾只不过是对权力拥有者的众多奖励之一，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的专属配置：仆人、宫殿、花园、音乐、丝绸、美食和娱乐项目，而女人在清单中名列前茅。劳拉·贝齐格的观点是帝王们除了都拥有庞大的妻妾后宫之外，还普遍采用了类似的提高生育的方式——奶妈、监测生理期和闭经记录等。这些并不是增加男人性趣的方法，而是提高男人生育效率的方法。(www.xing528.com)

但是，如果儿孙满堂是权力的一种额外奖赏，一个奇异的特点就显现了出来。上述6个早期历史文明的帝王都只有一个正式的妻子。换句话说，原配的地位凌驾于其他成千上万的妾室之上，我们称之为“皇后”。这就是一夫多妻制社会的一个特点，皇帝虽拥有众多后宫佳丽，但总是会有掌管后宫并且地位与众不同的原配。她通常出身贵族，她生下的孩子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例如，所罗门有上千个妻妾，却只有一个王后。

劳拉·贝齐格翻阅了罗马帝国的有关记载，发现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的不忠情形充斥在帝国的所有阶层中。即使名义上只结过一次婚的罗马帝王都以拥有非凡的性技巧而闻名。尤利乌斯·恺撒与女人的风流韵事通常被描述为纵欲过度。而对于奥古斯都时代，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这样写道：“他被称为一个陷入女人裙下的人，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仍然痴迷于处女，而那些处女正是他的妻子帮他搜罗到的。”提比略（Tiberius）罪恶的性欲真是配得上“东方暴君”的称谓。卡里古拉（Caligula）几乎宠幸过罗马上层的每个女人，包括自己的姐妹。而克劳迪亚斯（Claudius）的妻子竟然送给他各种各样的女仆，以供他淫乐。古罗马暴君尼禄（Nero）沿台伯河顺流而下时，沿岸建起了一排临时的妓院。中国的皇帝也坐拥大量的妃嫔，她们的主要功能也是繁衍后代。

公元237年，戈尔迪安二世（GordianⅡ）在领导对抗马克西米努斯帝王（Maximinus）的战争中不幸失败身亡，吉本（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如此描述的：

22位公开的夫人以及6万卷的藏书是他的爱好的见证；这一切不是为了夸耀，全都具有实用价值。

普通的罗马贵族拥有上千个奴隶。虽然女性奴隶几乎不做什么事情，但年轻时的她们通常身价很高，男性奴隶常常被迫保持单身。为什么罗马贵族要买进如此多的年轻女奴隶呢？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为了生育更多的奴隶。但如果是这样，怀孕的女奴应该价格更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购买的女奴不是处女，买主会和卖主打官司。如果女奴是用来孕育后代的工具，为什么一定坚持要求女奴的贞洁呢？对此，那些将女奴与妾等同起来的罗马作者说了实话：在自荷马之后的希腊罗马文学中，女奴只是主人随意发泄性欲的工具，这一点现代作家却故意避而不谈。

另外，罗马贵族释放了很多年轻力壮的奴隶，并且给予了他们可观的财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被释放的奴隶为数众多，而且变得很富有。大多数被释放的奴隶都是在主人家里出生的，而在矿上或者田地里工作的奴隶被释放的概率几乎为零。毋庸置疑，罗马贵族在释放由女奴生养的私生子。

当劳拉·贝齐格将注意力转向中世纪基督教的时候，她发现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纠缠不清。一夫多妻的现象变得更为隐秘，但并没有消失。中世纪的人口普查表明，乡村的性别比例失调，男性极多，因为大批女性“受雇”于城堡和修道院。她们的职业是侍奉各种各样的主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后宫”，其规模由城堡主的财富和权力而定。有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认，城堡中藏有“女窖”，主人的小妾与世隔绝，过着隐秘的奢侈生活。

据记载，博杜安（Baudouin）伯爵是一个名叫兰伯特（Lambert）的牧师的保护人，“他的葬礼上，除了10个合法的孩子外，还有23个私生子”。他的卧室可以直接通到女仆的卧室和楼上小妾的卧室。而中世纪的农民大多能幸运地在中年之前完婚，没什么通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