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采集者：人类进化中的原型生活方式

HUNTERS OR GATHERERS？

显而易见：要确定人类的婚姻制度，需要先了解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和历史。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不足1000年，农业化的历史也不到10000年。这不过是瞬间而已。也许正如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100万年以前人类就已进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并且主要居住在非洲地区，可能是狩猎采集者，或是觅食者。所以现代城市人的头脑，原本是为在非洲草原小部落中狩猎或采集设计的。不论人类当时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的，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最“自然”不过的。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福利（Robert Foley）试图把我们的社会历史拼凑起来。他根据雌性猿类和雄性狒狒离开出生部落的事实展开研究。在一个物种中，似乎很难把雌性异族结婚转变为雄性异族结婚，反之亦然。就这一点而言，即使在当今社会，人类依然是典型的猿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随夫远嫁，而男人依旧和亲戚在一起。但也有例外，有些社会是男人入赘。

雌性的异族结婚意味着猿类缺乏建立雌性亲戚联盟的机制。一个年轻的雌猩猩一般必须离开母亲的族群，加入由陌生雄性统治的族群。为了更好地融入新的族群，它必须赢得其中先加入的雌性的喜爱。相比之下，雄性则会待在自己的族群中，与强大的亲戚结盟，希望日后可以继承它们的地位。

人类的栖息地又是怎样的呢？中新世末期，大约2500万年前，非洲森林面积开始缩小。更干燥和四季分明的栖居地——草地、灌木丛和大草原——开始扩张。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和现代黑猩猩的祖先分化，开始进驻到新的、干燥的居住地且逐渐适应。我们是从最早的类人猿（南方古猿）化石获得这些信息的，因为早期的类人猿居住的地方是没有森林覆盖的，也就是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敞开式的居住地对较大族群的定居和发展都比较有利，黑猩猩和狒狒就是典型例证。社会生态学者多次发现栖息地越开放，族群的规模就越大。大概是因为，大的族群更能够警惕掠食者的入侵，而且食物供应也更为丰富。这些理由似乎都不是特别具有说服力，大多数人类学家更相信早期灵长类动物，像大猩猩和狒狒，都是奉行一夫多妻制的群居主义者。

但是，在大约300万年以前的某一时刻，人类的祖先分裂成两支（或更多）。罗伯特·福利认为，降雨的季节性增加使原始类人猿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因为在干旱的季节中，水果、种子甚至昆虫变得越来越稀少。其中的一支后代发展出了强有力的下颚和牙齿，可以咀嚼干旱季节里的坚果，它们的食物逐渐向粗硬的植物转变，这一支被称为粗壮南猿。依据化石提供的有限线索，罗伯特·福利断定它们和黑猩猩一样属于多雄性的大族群。

另外一支则踏上了不同的征程，称为人属，是肉食性动物。大约在160万年前，生活于非洲的肉食程度最高的猿就是最早的人类。这一点从遗址中遗存的化石骨头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也许会捡拾狮子残留的猎物或者也可能开始学习用工具去猎杀猎物。逐渐地，在可食性植物稀少的季节里，他们开始以食肉为生。就像罗伯特·福利所说的那样：“肉食的根源虽是生态上的，结果却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为了狩猎，他们需要离开家园并且和同伴协作。也许是因为这些，或者纯属偶然，人类的身体逐渐出现了一系列协调渐进的变化。头骨的形状在成年后也保持着较年轻的状态，拥有更大的大脑和更小的下巴。成熟期也逐渐推迟，孩子慢慢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依赖时间也更长。(www.xing528.com)

之后的100万年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变化。他们从非洲到欧亚大陆再到澳大拉西亚^[2]，最后到达了美洲，都是生活在草原或林地上。他们狩猎动物，采摘水果和种子，各部落内的社会分工十分明确，并且对其他部落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西蒙斯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融合叫作“适应器进化环境”，简称EEA，他认为这是人类心理学的核心：人们无法适应现在或者未来，只能适应过去。但他承认还不能准确地描述EEA时代人类的生活。他们也许以游牧民族的形式存在，可能食肉也可能食素，可能已有现代人的共同特征，即通过婚姻制度生儿育女，也有浪漫的爱情、嫉妒和男人之间的争斗，女人偏爱地位高的男人，男人偏爱年轻女人，以及部落间会爆发战争等。在狩猎的男人和采集食物的女人中间，存在性别分工，这是人类和少数猛禽独有的。直到今天，在巴拉圭的阿奇族，仍然是男人负责获取食物，女人负责哺育孩子。

新墨西哥大学的金·希尔（Kim Hill）虽然认为没有一个一致的EEA时代，但也认同某些人类生活的共同特点虽然早已消失，其影响却延续至今。古时候所有人都认识或者听说过那些他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陌生人。这对于贸易或者预防犯罪都非常重要。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和认识，使得江湖骗子难以持久行骗。

密歇根的另外一组生物学家用两个论据反驳了EEA理论。

第一，EEA最核心的特质——来自其他人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的大脑变大不是为了制作工具，而是为了揣测彼此。从社会生态学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婚配系统并不取决于生态而是取决于其他人（其他的同性或异性），是超越他人、欺骗他人、帮助他人以及教育他人的需要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睿智。

第二，人类的适应性生来就很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类会采用各种策略。即便在如今的采集狩猎部落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形态，虽说他们大多居住在沙漠或森林里，而非人类主要的栖息地，这可能不算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不要说更晚近些的原始人，就连直立人也已经有了以捕鱼、狩猎和采集等不同分工为基础的文化，其中一些很可能为积累财富和建立一夫多妻制提供了机会。在最近的一个前农业文明社会——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捕捞三文鱼的印第安人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如果当地狩猎采集的经济可以让这种制度稳定发展，那么男人们就可以妻妾成群，女人也能够冲破原配妻子的阻挠而成为妾。如果当地经济不允许这种制度的发展，那么男人就必须当好父亲，女人就会独占男人。换言之，人类有很多潜在的婚姻制度，只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了相应的制度。

相对于小型、愚笨并且独居的动物来说，大型、聪明的群居动物的交配系统更加灵活多样。黑猩猩能根据自然的食物供给从小的团队变成大的族群。火鸡也有同样的习惯。当土狼捕捉鹿的时候是族群出动，而捕捉老鼠的时候则单独行动。这种由食物引起的不同社交形式也引发了交配模式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