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罗马人对我们的影响，

罗马大角斗场

讲考古的书用蒙蒂·派森^[1]的话作为一章的标题似乎不够严肃，但我们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引用了电影《夺宝奇兵》里的台词，而且，1979年上映的电影《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1］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简单明了，也大致不差：“环卫、医学、教育、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公路、饮水系统和公共健康。”虽然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罗马人发明的，但它们肯定是在罗马帝国存在的几个世纪，尤其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这段时期内由罗马人传播到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的。罗马人还给我们带来了大规模娱乐，以及罗马大角斗场（Roman Colosseum）这种观看娱乐活动的场所。

当然，考古人员发现并挖掘罗马遗址的地点不仅限于意大利，而是遍布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方，还有利比亚、埃及、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区，其中当然也包括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比如，我在1986年加入过一个考古队，在塞浦路斯的帕福斯挖掘一所罗马时期的别墅。那所别墅大约建于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显然毁于一场地震。挖掘时发现的人工制品证明别墅的主人家境富裕。我们在别墅的一个房间内发现了一具可能是在地震中死去的年轻女孩的骨架，还有一只皮凉鞋。［2］

别墅最令人惊叹之处，是一个房间的地板上镶嵌着精致复杂的彩色马赛克拼图，图中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精通音乐的俄耳甫斯（Orpheus）在一群动物的环绕中弹奏竖琴的情景。这所别墅就因这幅马赛克镶嵌画而得名为“俄耳甫斯之宅”。我对挖掘这幅镶嵌画的过程记忆犹新，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它全部发掘之后，为了从上方给这幅约3米宽、3.5米长的镶嵌画照一张全景照片伤透了脑筋。那时，无人机尚不普及，就连低飞风筝都很少使用，所以我们只能把一块长木板架在梯子的最高一级，大家扶着梯子，让摄影师沿梯子爬到那块长木板上，像走平衡木的体操运动员一样走到镶嵌画上方的木板尽头，这才能拍摄到全景。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站在游泳池上方的跳板尽头，颤颤悠悠的跳板下面是一池碧水，但你不是跳水，而是手持昂贵的高级相机给下面照相，那就是我们的摄影师的感觉。［3］

从欧洲到中东，甚至在更远的地方，罗马人所到之处，或影响力所及之地，都出现过和我们在塞浦路斯发现的同样的别墅和马赛克镶嵌画。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过，人们在伦敦和特洛伊，以及雅典、德尔斐、庞贝和赫库兰尼姆都发现过罗马时代的文物。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会谈及在以色列的马萨达、美吉多和死海洞穴，约旦的佩特拉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等遗址发现的罗马时代的遗存。因此，我在本章内只讨论罗马市内的几个主要遗址，并对把考古用于民族主义目的所引起的一些难题进行反思。

故老相传，罗马城是罗穆卢斯和瑞摩斯这对双胞胎兄弟于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创立的。据说他们是埃涅阿斯的后裔。埃涅阿斯是特洛伊王子。在公元前1250年或稍后一点，特洛伊战争进入尾声，破城而入的希腊人洗劫了特洛伊后将其付之一炬，埃涅阿斯侥幸逃出了火海。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在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公元1世纪写下了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讲述了埃涅阿斯的故事。维吉尔还（在《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卷和第八卷中）数次提到罗穆卢斯和瑞摩斯两兄弟。

埃涅阿斯故事的真实性需要打个问号，这也许不应令人惊讶，因为维吉尔要为罗马人创造一部民族史诗，正如在他之前的荷马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创造了希腊人的史诗一样。罗穆卢斯和瑞摩斯的故事也十分可疑。李维所著《罗马史》的第一卷详细讲述了这对双胞胎兄弟的故事。《罗马史》也是奥古斯都在位时写成的，可以被视为美化罗马的首任皇帝，试图为其提供合法性。李维说，这对双胞胎出生后被遗弃在台伯河畔，一头母狼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回窝，像喂自己的狼崽一样喂养。后来，一个名叫浮斯图卢斯（Faustulus）的牧羊人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回家里交给妻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多年后，在立城的过程中，罗穆卢斯杀死了瑞摩斯，［4］以自己的名字把该城命名为罗马——至少传说是这样说的。

李维的《罗马史》自罗马的创立一直叙述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书中的许多内容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这些发现包括在罗马的帕拉蒂诺山（Palatine Hill）［5］上发现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原始茅屋和其他遗存。然而，李维讲述的罗穆卢斯和瑞摩斯的故事是学者所谓的创始神话的相当典型的例子，人类社会经常用这类神话来解释原本普通的人是如何成为统治者或领导者的。《希伯来圣经》里面讲到了摩西的故事；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以及在他之前很久，在公元前23世纪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的萨尔贡也都有类似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6］

当然，并非只有李维一人沉迷于罗马的历史，试图证明古代和自己的时代一脉相承。无论是在公元1世纪，还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人都很多。事实上，从1870年到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在罗马进行的考古挖掘行动以及对许多古代遗址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联系古今的愿望。

自1803年开始，教皇庇护七世开始对罗马实施发掘与修复计划。塞维鲁凯旋门（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的一部分、万神庙、君士坦丁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7］和大角斗场都被挖掘出来并得到了保护。即使在拿破仑1807年征服罗马后，这方面的工作也未停止，而是进一步展开，发掘了图拉真广场（Trajan's Forum）和大角斗场的内室。

从1870年开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Ⅱ）国王下令进行的考古挖掘行动加入了民族主义目的，对大角斗场、古罗马广场以及其他一些古建筑、纪念碑和著名的雕像做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或者把其中的瓦砾全部清除干净。当时，罗马刚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首都不久，与它在历史上曾是罗马帝国帝都的地位前后辉映，国王希望古代和现代的建筑都能反映出罗马的崇高地位。［8］

除了上述古迹之外，今天的旅游者在罗马看到的大部分古迹是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命令下出土的。这个法西斯独裁者自1922年起担任意大利总理，10年后，他宣称“我……首先是罗马人”。事实上，墨索里尼1919年发明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就来自古罗马的“束棒”（fasces），那是一束木棒，上端露出斧头，象征着古罗马治安官的权威。墨索里尼咨询了考古学家，弄清楚束棒的准确形象后，将它作为自己领导的运动的象征和视觉标志，既体现了罗马在历史上和今天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他自诩今世奥古斯都的野心。墨索里尼上台后，要像奥古斯都把罗马从泥砖之城变成大理石之城那样重塑罗马。［9］

为此，墨索里尼下令对许多古建筑遗址开展挖掘行动，把现代或中世纪在古遗址上建起的棚屋、店铺和其他建筑物全部拆毁。这样，从1924年到1938年，在考古学家科拉多·里奇（Corrado Ricci）和其他人的主持下，人们陆续挖出了许多古时的广场，比如尤利乌斯·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还有古时用来举行赛马和战车比赛的马克西穆斯竞技场（Circus Maximus），发掘了更多的建筑和古迹，对大角斗场和古罗马广场做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还复原了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Ara Pacis）、奥古斯都陵墓、马塞勒斯剧场（Theater of Marcellus）、万神庙和其他一些神庙。为了衬托新出土的古迹，人们新建了广场和宽阔的大道。有人说，墨索里尼在这14年间进行的考古挖掘工作使“我们对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了解［10］比前14个世纪加起来都多”。

墨索里尼对古迹的挖掘和重建工作十分投入，甚至在开始拆除侵占古迹的建筑物时摆拍了一张抡着镐头的照片。在另一些照片中，他或是和一群随从站在新建的海洋大道（Via del Mare）上的马塞勒斯剧场前面，或是大步走过真理之口广场（Piazza Bocca della Verità），背景是雅努斯凯旋门（Arch of Janus）。最出名的一张照片摄于新的帝国大道（Via del Imperio）［11］1932年竣工之时，全副披挂的墨索里尼骑在马上，身后是大角斗场。

人们对和平祭坛的挖掘手法尤其巧妙。这座祭坛公元前13年动工，公元前9年完成，建造它是为了庆祝奥古斯都在西班牙和高卢（Gaul，今天的法国）转战3年后班师凯旋，给帝国带来了和平。这座宏伟壮丽的祭坛约10米见方，四面装饰着雕刻饰带和浮雕，包括坐在一堆铠甲上的罗马女神的浮雕、母狼给罗穆卢斯和瑞摩斯喂奶的浮雕。墨索里尼决定赶在1938年9月23日纪念奥古斯都诞辰2000周年［12］之前把它挖掘修复完毕。

1568年人们修建佩雷蒂宫［Palazzo Peretti，后改名为菲亚诺宫（Palazzo Fiano）］时偶然发现了祭坛的10块残片，1859年又发现了17块残片。那17块残片分散于各个博物馆中，需要收回。此外，祭坛的主要部分仍然深埋在宫殿下面，不仅在地下，而且在水下——1903年又挖掘出了祭坛的53块残片，但也确认这个地方已被完全淹没。［13］

考古学家朱塞佩·莫雷蒂（Giuseppe Moretti）和水力工程师乔万尼·罗迪奥（Giovanni Rodio）是1937年和1938年挖掘行动的负责人。挖掘队先把液态混凝土注入祭坛上方的宫殿墙上的每一块砖，以稳住并加固宫墙。然后，他们造了一个可以放置宫墙的巨大木架，用液压千斤顶把宫墙举起放到架子上。接着，他们绕着整个地方挖了一条约1.5米宽的壕沟，完成后是一个周长约70米、直径约23米的巨大圆圈。他们把一条管子放进壕沟，接上55条直径约7.5厘米的管子，把它们打入地下7米左右的深处。通过把压缩二氧化碳注入这些埋入地下的管子，他们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冰箱，把每根管子外围泥土中的水分冻实，形成一面深约7米、周长约70米的冻土墙，使水无法流进来。把墙里的水抽出去后，考古人员就可以进行挖掘了。他们挖出了更多的祭坛残片，有75大片，还有数百块较小的残片。然后，他们在奥古斯都陵墓附近的另一个地方用找到的这些残片和从各博物馆收回的以前发现的残片重建了和平祭坛。如墨索里尼所愿，他们完成祭坛的重建工作时，正赶上对奥古斯都诞辰的纪念。［14］

自那以后，考古人员又对祭坛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过重建，最新的重建成果已于2006年对外展示。此外，几位学者现在对墨索里尼的考古学者的重建工作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重建过程太过匆忙，并未完全准确地重现原物，有些残片没有还原回去，还有些拼接得不对，祭坛的外围很可能是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Tiberius）后加的，提比略也许把原来的祭坛完全改造过了。［15］

不过，除了和平祭坛，今天来罗马的游客通常必看的著名古迹建造时间都略晚一些，大多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弗拉维王朝和2世纪上半叶的五贤君时代。这些古迹包括韦斯巴芗（Vespasian）建的大角斗场和他的儿子提图斯建的凯旋门，还有图拉真建的纪念柱和在哈德良手中完成的万神庙。

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建成80多年后，韦斯巴芗皇帝在罗马建造了他自己的和平神庙（Templum Pacis）。和平神庙于公元71年破土动工，4年后正式落成，据说规模是和平祭坛的10倍。这座神庙后来消失无踪了，不过考古人员在1998年到2000年的挖掘过程中在内尔瓦广场（Forum of Nerva）附近发现了它朝西的一角。［16］

和平神庙最著名的部分是神庙建成很久以后才加上去的，那是公元203年到211年之间制造的一幅巨型大理石罗马地图，悬挂在神庙东南面的墙上。这幅约18米高、13米宽的地图名为“罗马城图”（Forma Urbis Romae），俗称“塞维鲁的大理石图”（Severan Marble Plan）。它以大约1∶240的比例描绘了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城中从台伯河一直到大角斗场以南这一大片地区内所有的主要建筑。在动乱频仍的5世纪，蛮族人大举入侵，地图被拆下，大理石板被用于罗马的其他建筑。自1562年起至今，人们一共找到了1000多块原属于那幅地图的大理石板，［17］有些是偶然发现的，有些是考古人员找到的，直到2006年还发现了一些石板，但所有这些仍然只占全幅地图的20%（残片中只有10%能够拼回正确的位置）。

韦斯巴芗在被恰当地称为“四帝之年”的公元69年登基，是那年即位的第四位皇帝。当时，罗马帝国正忙于镇压在今天的以色列爆发的起义，那就是公元66年到70年的第一次犹太人起义。身为将军的韦斯巴芗正在带兵平叛时被召回罗马，立为皇帝。他的登基标志着弗拉维王朝的开始，他的王位传给了两个儿子，先是提图斯，然后是图密善（Domitian）。总算起来，他们父子三人统治的时期从公元69年持续到公元96年。

因为韦斯巴芗被召回了罗马，所以其实是他的儿子提图斯带兵于公元70年攻陷并摧毁了耶路撒冷。希律圣殿（Herod's Temple）被烧作白地，里面的财宝全部被抢。被抓作奴隶的人数如此之众，抢夺的战利品如此之多，以至于奴隶和黄金的价格在平叛结束后双双大幅跳水。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说：“在叙利亚，一磅黄金的价格只有过去的一半。”［18］

韦斯巴芗修建和平神庙主要是为了庆祝成功镇压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建庙的资金就来自洗劫耶路撒冷得来的财宝。从希律圣殿抢来的宝物在罗马“游街示众”后摆放在和平神庙中。据约瑟夫斯说，宝物中有纯金打制的七枝烛台（menorah）、陈设饼台（Table of the Shewbread），还有一对银喇叭。这些宝物后来都失踪了，据说是在公元5世纪蛮族人的一次入侵后被运到了迦太基，也许与罗马城图被拆发生于同一时期。公元6世纪，它们又被运到君士坦丁堡，自此下落不明。然而，它们在提图斯凯旋门（Arch of Titus）的雕刻里得到了重现。提图斯凯旋门位于大角斗场附近罗马广场的一端，建于提图斯刚刚死去的公元81年，是为了纪念在朱迪亚（Judea）取得的胜利^[2]而建的。［19］

这座凯旋门得以保存实属偶然，因为12世纪短暂统治过罗马的豪族弗兰吉帕尼（Frangipani）家族建造了一座碉堡，把提图斯凯旋门纳入了碉堡之中。1821年，凯旋门不再属于弗兰吉帕尼家族碉堡的一部分，恢复了原貌。如今，这座宏伟的凯旋门俯视着每年前来参观罗马广场的成千上万的游客。它刚建成时一定令人叹为观止。［20］

无论是徒步还是乘车从凯旋门下经过，都会看到它内里的一面墙上雕刻的罗马士兵扛着从耶路撒冷抢来的宝物招摇过市的场景。2012年6月，学者对凯旋门内侧的雕饰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由纽约叶史瓦大学的史蒂文·法恩（Steven Fine）、弗吉尼亚大学的伯纳德·弗里舍（Bernard Frischer）和罗马考古遗产特别监管局的钦齐亚·孔蒂（Cinzia Conti）带领的团队使用了一种最新的技术来确定雕饰原来是否涂了颜料，因为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和埃及的卢克索神庙等许多古建筑上的装饰以及许多古代大理石雕塑都曾是色彩缤纷、鲜艳夺目的。［21］

这项实验名为“提图斯凯旋门数字复原项目”。工作人员首先对凯旋门进行高精度三维扫描，最终做成一个显示凯旋门初始模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将成为由弗里舍主持的“罗马重生”项目的一部分。“罗马重生”要以三维的方式重现古罗马［22］自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全貌。

工作队还使用了一种名为UV-VIS（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非侵入性技术，在不对浮雕造成损坏的情况下确定大理石浮雕哪个部分涂过颜料。他们在32个地方扫描搜寻色素的遗存，在其中20处得到了肯定的结果。德国资深博物馆管理员海因里希·皮宁（Heinrich Piening）博士分析了扫描结果后报告说，在浮雕中一个士兵扛着的七枝烛台的一个分枝上和底座的正面，发现“一层直接涂于石头表面的……‘黄色赭土’的痕迹”。远远看去，浮雕上的七枝烛台会呈现出金黄色，实物也的确是黄金制的。浮雕的其他部分肯定也涂了颜色，［23］但除了这个实验性的研究，人们尚未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的测试。

提图斯凯旋门

提图斯凯旋门局部特写

中世纪的弗兰吉帕尼家族还拥有并加固过附近的大角斗场。大角斗场是韦斯巴芗于公元72年开始修建的。公元80年，工程尚未竣工，他的儿子提图斯就宣布场地已经落成。它的原名是弗拉维竞技场（Flavian Amphitheater），所以当时有人简称它为“竞技场”。然而我们知道，至少在8世纪，它就已得到“大角斗场”的称号，并一直沿用至今。它得此名称可能是因为附近矗立着一座高约40米的巨型尼禄雕像，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它实在非常巨大，不止一位学者说过，［24］它是罗马城最高的建筑。

韦斯巴芗这座竞技场选址于一个干涸的人工湖之上，此处原是尼禄的金宫（Domus Aurea）的一部分。金宫是座巨大的宫殿，得名于它金色的墙，因为宫中有些房间的墙上，甚至连宫殿的门面都贴了金箔。金宫因尼禄的朝朝饮宴、夜夜笙歌而出名，它建造于公元64年的大火之后，传说在这场大火中“尼禄在罗马陷入火海时悠然弹琴”［25］（不过另一些资料来源说，他当时是在火势不及的远方一座高塔上一边观赏着熊熊火焰，一边唱着特洛伊陷落的歌曲）。(www.xing528.com)

仅仅4年后的公元68年，尼禄自杀，金宫自此荒废。后来的几任皇帝拆毁了其中一部分，在上面建起了别的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1488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宫被发现了，据说盗宝者偷走了里面的一些雕塑，现收藏于梵蒂冈的著名拉奥孔雕像也许就是其中一座，它原来可能摆在金宫中一个房间里，墙上饰有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壁画。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画家都曾“拽着绳子从房顶的破洞爬进去研究宫殿里面的壁画”，据说这些古老的壁画对他们的艺术影响匪浅，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房间的墙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现代考古学者在1907年开始挖掘这座伟大宫殿的遗址，他们的发现直到2009年才公布于世。现在金宫已对旅游者开放。［26］

最近出现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论点，说大角斗场这座可说是当今罗马最著名的古建筑可能也和韦斯巴芗的和平神庙一样，是用公元70年罗马攻陷并洗劫耶路撒冷获得的飞来横财建造起来的。这方面的证据是1813年在大角斗场附近发现的一块本不起眼的大理石。大理石上有一段公元5世纪的铭文，但它似乎掩盖着，或者说暗含着，另一段幽灵铭文。［27］

海德堡大学的盖佐·阿尔弗尔迪教授（Géza Alföldy）在1995年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发现，［28］在那之前的几年，其他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猜测。大理石上的铭文记录了公元443年至444年间执行的一项修复工程，工程的出资人是一位名叫鲁菲乌斯·凯基那·费利克斯·兰帕迪乌斯（Rufius Caecina Felix Lampadius）的元老院议员。根据那段铭文，这位慷慨的元老院议员“自费把竞技场的场地、主席台、看台及后门全部修复如新”。

然而，阿尔弗尔迪注意到，大理石面上有好几个钻孔，与称扬鲁菲乌斯·兰帕迪乌斯豪举的字句的字母排列不相吻合。他相信，这些钻孔是之前安装在这块大理石上的青铜字母留下的。那些青铜字母或者是事先已经拆掉，或者是后来镌刻新铭文的时候拆掉的。每一个青铜字母的背面都应该有小钩子或小突起，用以插入大理石面上的小孔，把字母固定住。阿尔弗尔迪只需根据钻孔排列的格式即可推断出安装的字母是什么。

阿尔弗尔迪是破译这种幽灵铭文的世界级专家，不久就得出了答案。他认为，原来的青铜铭文是：“恺撒·韦斯巴芗·奥古斯都皇帝敕令使用战利品（出售后的收入）修建这座新的竞技场。”韦斯巴芗应该是在公元79年制作的这段铭文。里面提到出售战利品的收入时，使用的字词专指在战争中缴获的财物。韦斯巴芗唯一参加过的产生了如此大量战利品的战争就是公元66年至70年对第一次犹太人起义的镇压。因此，阿尔弗尔迪提出，韦斯巴芗建造大角斗场用的是那次战争的收入，现在很多学者认同他这个意见。可是，阿尔弗尔迪的发现还不止于此。

他注意到，这条铭文虽然较长，但石面上仍然有几个小孔没有被包括进去。他尤其注意到那几个小孔似乎显示有一个地方原来的字母被挪到了右边，又加上了一个新字母。他测定这个新加的字母是“T”，在此类铭文中，经常用来代表“提图斯”，而且“T”是加在“恺撒”的“C”字母前面的。这样，改动后的铭文就成了：“提图斯·恺撒·韦斯巴芗·奥古斯都皇帝敕令使用战利品（出售后的收入）修建这座新的竞技场。”加上这一个字母后，实际带兵攻陷耶路撒冷的提图斯就把修建竞技场算成了自己的功绩。这个改动应该是在韦斯巴芗死后，提图斯宣布竞技场落成的公元80年做出的。

提图斯在公元80年宣布大角斗场落成时，离维苏威火山爆发致使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全城被埋才过了一年。自那以后，大角斗场一直是罗马人生活的重要部分，直到近400年后的公元5世纪在那里举行最后一次运动会。几个世纪间，大角斗场内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表演和娱乐活动，有众所周知的角斗士格斗，［29］也有人和猛兽的搏斗，甚至还有海战（但可能只是刚开张的那几年有过海战表演）。

正如金宫的偶然发现据说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产生了影响一样，大角斗场也影响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包括拜伦勋爵、纳撒尼尔·霍桑、查尔斯·狄更斯和马克·吐温。比如，拜伦勋爵1817年创作的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中，主角以脍炙人口的诗句描绘了月光下的大角斗场：

我伫立于大角斗场的残墙内

四周是强大罗马的遗存

残破的拱门边树影婆娑

在午夜深蓝的天幕中织出暗影

废墟的残垣透进点点星光……

……曾流淌着角斗士鲜血的竞技场傲然矗立

这座高贵而完美到极致的废墟！［30］

由于拜伦创作的这部诗剧和其他作家的描写，大角斗场成为特色旅游景点，尤其是月夜游览的胜地，至今长盛不衰（虽然现在夜间已不再开放）。然而，我想即使看过拉塞尔·克罗（Russell Crowe）演的电影《角斗士》（Gladiator），仍难以确切地想象当时的实际景象，因为电影无法给人全面的感官印象。

请展开想象的翅膀，设想你的鼻中嗅到竞技场中弥漫的各种味道——有汗臭味，有血腥味，还有5万个没有洗澡的身体发出的恶臭；嘴里尝到场上的格斗扬起的灰尘；耳边听到人群震耳欲聋的呐喊，吵得连邻座的人说话都无法听清；身体感到被两边的人夹在当中，胳膊和腿都和别人紧挨在一起。尽管观众席上方搭着遮阳篷，火辣辣的太阳仍会炙烤你的头和肩膀。你尽量不去在意，着迷地紧盯着场地中的角斗士、死刑犯和从非洲及别的地方运来的野兽，他们轮流拼死搏斗，日复一日，只是为了供你取乐。

不过，你很快就陷入感官麻木的状态，成了全神贯注观看场中搏斗的躁动人群中的一分子。你的视线才移开了一刹那，回过头来就看到狮子正扑向可怜的斑马。这些动物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其实是被一个类似现代的电梯或运货升降机的巧妙装置从地下送到地面的一道活门［31］下，从那里放出来的。

提图斯宣布大角斗场正式启用时，连续举行了100天这类娱乐活动，如果你当时在场，上述就是你嗅到、看到、听到、尝到和感到的。［32］后来的皇帝举行这类活动为时更长——图拉真举办的活动长达123天，有1万名角斗士和1.1万头野兽参加。不过，大部分活动是私人为了炫耀而赞助的，所以，这样的演出经常每周都有，有时甚至每天都有。

尽管尚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有人曾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扔进狮群，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ⅩⅣ）还是于1749年径自宣布大角斗场为基督徒烈士的圣地。在那以前的多年间，大角斗场被当成了采石场，切凿整齐的石头被偷走用到附近其他建筑物上，固定石头的铁夹扣［33］也被偷走，所以如今大角斗场才缺损得如此严重。

当然，罗马帝国境内并非只有罗马城有竞技场，其他地方也建有类似的场地，有罗马人建的，也有当地人建的，尤其是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之间。事实上，从阿尔巴尼亚到阿尔及利亚，从突尼斯到土耳其，许多国家至今仍然遗留着200多座罗马式竞技场，光在法国就有近40座。［34］即使今天，我们用来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体育场，比如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仍然采用和罗马竞技场类似的格局，只不过今天的角斗通常只在两个球队之间进行。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通常也是为本国的历史而自豪。1870年到1940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王和墨索里尼统治期间之所以对罗马的考古高度重视，其深层原因就是民族主义。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段时期罗马的考古活动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可能比任何其他时期，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或地区都表现得更为紧密。雅典、耶路撒冷、墨西哥城和所有其他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如考古学家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所说：“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古迹……是（被用于）……宣传的工具，它们既代表往昔的帝国，也为建立新帝国提供了理由。”［35］

不幸的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王和墨索里尼一手促成的考古挖掘热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那就是罗马城中被挖掘的大片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和大规模拆除。大量人口被迁离，商铺关门，就连教堂都难逃拆迁的厄运。［36］

此外，考古挖掘行动过于匆忙，而且只注意从尤利乌斯·恺撒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巅峰时代这段时期，这意味着考古人员在挖掘过程中挖穿并损坏了覆盖在这段时期的古迹上面的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等后来时期的地层。挖掘时发现的属于后来时期的文物大多被随意扔掉，考古人员在工作期间顺手记下的许多珍贵笔记和现场图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湮灭遗失了。那时的人从未思考过今天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也不想更多地了解建造那些古建筑、在大角斗场里观看竞技表演、在神庙中敬神的古人。［37］

考古和民族主义的联系并非意大利独有。最近编成的一本关于欧洲民族主义与考古的书如是说：“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38］过去200年间各国无一幸免。”事实上，如该书的编者指出的，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在德国、意大利、丹麦和其他国家的兴起，考古才得以被确立为一门科学，人们才建立了博物馆来存放挖掘出来的文物，成立了专业学会，创办了发表考古发掘结果的学术期刊，还设立了大学教授的职位来向学生讲授通过考古发现的历史。由于这一切，“过去……对现在极为重要”［39］的信念深入人心，至今依然。这个信念是考古学兴旺的关键条件。

今天，过去的重要性的一个有力证明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罗马参观各种古迹，而其中一部分古迹就是现在所谓法西斯考古学［40］的发掘结果。本章开头引用了蒙蒂·派森提出的问题：“罗马人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答案中现在应该加上“旅游”一项。

民族主义和考古的联系也有黑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41］结束之前，德国和意大利不仅借助历史来激起民族自豪感，而且让历史为民族优越论提供依据。历史还可能以其他方式被人利用，或者说滥用。现代的族群有时会根据考古遗存而提出领土声索，比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以古代历史或传说为理由，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主权。［42］在后面的一章中，讨论到伊加尔·亚丁（Yigael Yadin）对马萨达遗址的挖掘和解释的时候，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所有考古学者都努力避免过分受民族主义或其他类似情绪的影响，不过有时也许做不到，因为我们考古学者也是人，即使我们经常在远离祖国之地考古。

【注释】

[1]蒙蒂·派森（Monty Python），又译为巨蟒剧团，是英国著名喜剧团体。此章标题是该剧团拍的电影《万世魔星》里的一句台词，该电影名又译为《布莱恩的一生》。——译者注

[2]此处指对第一次犹太人起义的镇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