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横切面的勘察员
前几章讨论了世界各地最早的考古发现,范围涵盖了埃及和中美洲等地,现在我要换个话题。这是夹杂在本书各章之间的几节中的第一节,我将在这几节中讨论我最常被问到的关于考古工作的一些问题。考古既是一项技术,也是一门工艺,其中的门道也是考古故事的一部分。
人们经常问我:“你如何确定挖掘地?”这个问题问得好,它牵涉到考古人员使用的一些最重要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章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下面将讨论考古勘察,也就是在地表寻找遗址的过程,因为有些遗址明显可见,有些却并非如此。地表勘察也能帮助我们在找到遗址后决定在哪个地方下手开挖。[1]
不过,首先需要界定遗址是什么,因为各个遗址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比如,我参与挖掘过的雅典阿哥拉和以色列的巨型土丘美吉多都属于明显的古遗址,但是也有一些遗址很小,很难找到。如费根和杜拉尼(Durrani)所说[1],一个遗址可以小至“狩猎-采集者留下的一小堆人工制品”,也可以像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古城(Teotihuacán)那样庞大。遗址就是“可以找到过去人类活动踪迹的地方……通常以人工制品的存在为标志”。[2]
人工制品是什么,不是什么,也需要界定。简而言之,值得写进发掘或勘察报告里的“好东西”大部分是人工制品。这个类别包括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最古老的石器到陶器、武器、首饰、衣服和人类能够制造的一切拿得动的东西。然而,有些人工制品和与它们相连的东西是无法挪动的。我们把这类东西称为遗迹。[3]所以,沟壕一类的东西是遗迹——它显然是人挖的,但是它不能挪动,否则就会被毁掉。门道、火坑、石头祭坛等也属于这一类。有时,我们不确定某个物体是什么,但知道它是值得注意的东西,这种东西也称为遗迹。所以我们说:“一石为石,二石为迹,三石为墙。”
寻找古遗址有几个办法,但几乎都需要进行考古勘察。考古勘察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地表勘察、空中勘察、遥感勘察和抽样勘察,大部分在本节中会谈及。所有形式的勘察都是为了在特定地区寻找遗址,比如,我就曾在希腊南部皮洛斯周边的地区做过勘察。[4]
传统的地表勘察是派考古队员到现场巡查,看能找到哪些遗存。这种方法经常被称为侦察或全覆盖勘察,但由于明显的原因,也叫徒步勘察。然而,有些地区植被茂密,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就是如此。在这种地方进行勘察有时需要每隔几米就用短锹挖一个浅探坑,看地下是否有人工制品的迹象。[5]一个地方能否确定为古遗址、是否需要绘制它的地图,全要看在那里能找到多少人工制品。
地表勘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流行,到80年代更是大行其道,部分原因是地表勘察通常比挖探沟成本低,范围也更大。挖探沟只能调查一个点,地表勘察却能覆盖一大片,考古学者因而得以对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有所了解。比如,有人也许想了解希腊某个地方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密度,从青铜时代到后来的古希腊黑暗时期、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以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居住方式有没有发生变化?能否从遗址的数目和规模中推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住区的变化能否表明居民使用了什么资源?他们处身的环境有多危险?当时的政治状况如何?
地表勘察可以帮我们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若通过地表勘察在某个地区找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遗址,一般无须挖开任何遗址即可大致重建那个地区的历史。不过在许多情况中,做过地表勘察后会进行考古挖掘,尤其是如果考古人员认为某个新发现的遗址有发掘价值,想对它深入研究,并申请到了挖掘许可的话。
如今时代变了,考古不再总是从地表勘察开始,有时先做空中勘察更加有效,至少在有古代建筑物,或遗留着尚能辨认的其他耐久结构的地方是如此。空中勘察可以非常简单,比如从专业公司那里购买航拍照片或卫星图像,也可以复杂而昂贵,比如在飞机上安装激光雷达飞越勘察区。
买照片最容易,有几个办法可供选择。一是购买解密的军事卫星图像,比如“科罗纳计划”(Corona Program)拍摄的图像。“科罗纳计划”是美国情报机构从1960年到1972年执行的一项侦察行动。1995年,一纸行政命令解密了该计划执行期间拍摄的图像,现在这些图像被用于各种目的,包括找寻考古遗址。[6]即使在这些多年前拍摄的照片中,有时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古代遗址,有的用肉眼就看得清,有的需要在电脑屏幕上放大,或用放大镜来看。
这样的老照片非常宝贵。过去的100年间,人们为了作战、谍报或一般性侦察的目的,拍摄了许多航拍照片。有些老照片之所以有用,部分原因是拍摄它们的时候,考古遗址尚未因最近的经济发展或城市扩张而遭到摧毁或破坏。最早利用航拍照片的有一个名叫约翰·布莱德福德(John Bradford)的人,他是位考古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军服役。1943年,他在研究英国皇家空军为了军事目的拍摄的照片时,仅靠照片中显示的草地或土壤的不同颜色就发现了意大利北部的2000多座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的坟墓。[7]
后来,布莱德福德在1956年和米兰的一位意大利工程师卡洛·莱里奇(Carlo Lerici)联起手来,从1957年开始一起对布莱德福德在航拍照片上看到的许多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进行探索。他们用小型的高速螺旋钻或钻孔机钻入地下,起初是把一根装了微型相机的空心管从洞里伸进去拍摄坟墓的内部,后来他们很快发明了被称为“莱里奇潜望镜”的设备,这种专门设计的探镜配有强力照明灯,可以放进狭小的钻孔。有了这个工具,他们不必等待照片冲洗出来就可以看到坟墓的内部,确定哪些坟墓在古时或现代遭过盗,哪些仍然保留着古代的遗存,甚至墓墙上的壁画。就这样,他们每一季都能调查几百座坟墓,而不必进行挖掘,也丝毫不会破坏古墓。[8]
另外一个办法是向数字地球(DigitalGlobe)这样的公司购买最新的高清彩色卫星图像,或从航天飞机上拍摄的照片。比如,很多人看过“奋进号”航天飞机拍摄的一张柬埔寨吴哥古城的照片,所有仍未倾圮的建筑物在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9]
我的同事萨拉·帕卡克(Sarah Parcak)是国家地理学会的考古学者,亚拉巴马大学的副教授,但人们知道她的大名可能主要因为她是“太空考古学家”,是金额100万美元的TED大奖2016年度的获奖人。她就是使用卫星图像做勘察的。她利用红外成像等各种高级技术手段来突出图像中的有些内容,弱化其他内容。她依靠这些技术手段在埃及发现了几百处过去未发现的遗址,包括17座金字塔,还有塔尼斯这个近乎传奇的遗址。用她的话说,这一切“就在那里,偏偏看不见”[10]。
处理卫星图像的新技术使我们得以看到原来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沙漠上纵横交错的古道。1992年人们就是利用这种技术发现了阿曼的乌巴尔古城(Ubar)。“奋进号”航天飞机拍摄了一张那个地区的照片,考古学者注意到了古道交会的地方。后来,他们对那里进行了挖掘,发现了乌巴尔的遗址。[11]
埋在土里的墙体、土木工事和其他大型建筑等与人类居住相关的构造物在地面上通常不容易看到,哪怕人就走在它们上面,但在空中就比较容易看到。在侧光中,或如果航拍照片的角度稍微斜一点,有时能看出埋在土里的墙的影子。更常见的情况是,航拍照片[12]可以显示“作物标记”。作物标记能够精确地显示埋在地下的建筑物的位置,无论是沟渠还是像房屋和墙体这样的建筑结构。原因很简单:埋在土中的这类建筑物影响了土壤吸收的水量,因而也影响了生长在它们正上方的植被的颜色和高度。如果地面修建了如现代停车场之类的东西,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如果是长着青草、小麦、大麦或野草的田野,就可以看到作物标记。
如果地表下面埋着一条沟,沟的正上方的植被就比旁边的植被更高、更茂盛,因为那里的土壤中含的水分和养分都更多。而如果地表下面埋的是一堵墙,正上方的植被与旁边的植被相比就低矮稀疏,长势较差,因为那个地方土壤中的养分比较少。[13]
植被高度和密度上的差别在地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这种差别从空中可一目了然。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约1米宽的作物标记如同箭头一样笔直地穿过田野,标志着地下埋藏着罗马时期的道路。其他的作物标记呈圆形,布莱德福德在英国皇家空军于意大利北部上空拍摄的照片里看到的就是这一类,它们显示地下也许有古墓。
如果乘飞机去欧洲,飞机下降时我经常会从窗口向下张望,看能不能在机场周围的田野里发现作物标记,以此自娱。我不知多少次看到过我希望以后能去挖掘探索的地方。
2010年1月,萨拉·帕卡克和我买了一些以色列美吉多周边地区的“快鸟”(Quickbird)[2]卫星图像,看看她的新分析方法能有什么发现。我们几乎马上就在古丘旁边的田野中看到了一个大型建筑的轮廓,那正是以色列考古学家尤塔姆·泰珀(Yotam Tepper)认为的公元2世纪时罗马第六军团“铁甲团”(Legio Ⅵ Ferrata)扎营[14]的地方。
我们把看到的轮廓与其他已知的遗址和建筑物做了对比后,发现它与其他的罗马军营,如公元73年或74年罗马人围困马萨达(Masada)时修建的兵营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确信这就是罗马第六军团营地的遗址,泰珀说对了。
我们把那些卫星图像传给了泰珀和耶斯列谷(Jezreel Valley)地区项目的主任马特·亚当斯(Matt Adams)。他们使用探地雷达和电磁探测等手段做了进一步的遥感勘察后,于2013年和2015年在那里开展了两次挖掘行动,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壕沟和墙体的遗存,还有罗马时期的钱币、甲胄的残片和屋瓦的碎片——最后这一项最为重要,因为屋瓦上印有第六军团的团徽,因此证实了此地的确是罗马第六军团的营地。[15]
前面说过,考古学者也使用激光雷达作为工具。它在中美洲或东南亚这种地方最有用,因为它通过向地面发射激光,可以穿透丛林或热带雨林的覆盖,显示出被掩蔽的庙宇、建筑物,甚至长满了树木藤蔓、几乎无法进入的城市,像2009年在伯利兹发现的玛雅古城卡拉科尔。
2016年6月,在柬埔寨工作的考古人员宣布他们发现了“离吴哥窟不远的几个过去没有文献记载的中世纪城市……可能会推翻关于东南亚历史的一些关键假设”。那些古城的历史大约有900年到1400年之久,发现它们的是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达米安·埃文斯(Damian Evans)。他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的一次空中勘察,那次勘察中安装在直升机上的激光雷达收集的数据覆盖了约1900平方千米的地域。埃文斯认为:“这些人口稠密的巨大城市在12世纪的兴盛时期可能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帝国。”其他考古学家同意他的判断,说这些城市是过去一个世纪中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16]
激光雷达在植被不太繁茂的地方也很有用,曾用来为以色列北部的耶斯列遗址绘制地图,在英格兰寻找罗马时期的道路。[17]我在本书开头处讲过2013年我们在以色列的泰勒卡布里发现酒窖的事,当时也在地面使用了激光雷达,以迅速准确地记录酒窖中的情况。
最近,考古人员的工具箱中又新加了商用无人机,可以像航模爱好者操纵航模一样使用无人机寻找并记录遗址,还可以侦察有无盗墓行为。考古人员能使用无人机在一个地区拍摄低空或高空照片,有时会直接把照片发到电脑上留待以后调整分析。[18]
还有其他在地面上使用的遥感技术可以帮助考古人员探知他们想挖掘的地面下有没有遗址存在。这类技术包括电阻率或电导率探测,基本原理是使电流在两个电极之间流经地下,如果地下有墙体这类东西,电流就会受到阻断,如果没有,电流就畅通无阻。用这种方法可以获得地下情况的模糊影像,但经常无法确定遗存的古迹在地下埋得有多深,甚至不能确定研究者对图像的解释正确无误。[19]
这就用得着“地面实况调查”了。地面实况调查指的是去实地核查或确认考古人员在照片或遥感图像中注意到的物体,以确定它真的存在、对它的解释无误。地面实况调查经常需要徒步勘察或实际挖掘。2003年,我们对以色列北部的泰勒卡布里遗址做了电导率遥感探测,图像显示地下可能有墙体,于是2005年我们对那个地方做了地面实况调查,通过挖掘来核查图像的准确性。连续两个多星期,我们挖出来的除了土,别的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终于挖到了迦南王宫的墙和地板,它们的确在那里,不过是埋藏在地下约2米的深处。[20]
磁力仪的原理是一样的,考古人员用它来测量他们感兴趣的地区的磁场。如果地下埋有建筑物、壕沟或其他遗迹,就会影响所在地的磁场,磁力仪的读数可能就会有所不同。(www.xing528.com)
这些技术都有同样的限制。虽然它们能够显示地表下土壤中的异常之处,但是很难确知这种异常是否意味着地下存在某种建筑结构。地表下的土壤密度是否一致,会决定异常之处能否明白地显示出来,从图像中也并不总能看出遗迹埋得多深。不同的技术手段也许会产生看似不同的结果。无论使用何种遥感技术,都需要通过挖掘来确认遥感仪器[21]显示的结果。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在以色列的泰勒卡布里使用磁力仪的尝试一败涂地,这很可能是因为现场土壤的性质造成的。但戴维·施勒恩(David Schloen)在土耳其的津吉尔利(Zincirli)挖掘现场使用磁力仪的效果好得出奇,测出的结果看起来就像已经出土的遗迹的照片,其实遗迹仍埋在地下尚未发掘。前面说过,挖掘特洛伊时试过好几种磁力仪,最终发现只有铯磁力仪有效,考古人员用它探测出了埋在山丘旁农田下面的整个特洛伊下城。自从19世纪晚期的谢里曼开始,挖掘特洛伊的考古队一个接一个,但是没有人想到去挖掘山丘旁边的农田,因为那里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也要记住,考古人员没有对他们认为是特洛伊周围城墙的图像做地面实况调查,结果挖出来才知道那不是墙,而是一条大沟。
特洛伊并非唯一一个未经地面实况调查就贸然向媒体发布报告的考古现场。有一种常用的遥感技术是探地雷达,其原理正如名字所示:向地下发出雷达信号,如果碰上了埋在地下的物体,信号就会反弹回来。[22]最新的探地雷达极为强大,可以“看到”地下近4米处。2014年和2015年,考古人员靠它在英格兰的巨石阵(Stonehenge)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包括发现巨石阵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圆形。[23]
考古人员使用探地雷达、磁力仪和其他遥感技术执行了“巨石阵隐藏景观项目”。根据媒体报道,短短几年内,他们就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坟墓、铁器时代的神坛和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用以养牛和其他牲畜的牲口圈。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注意到的。[24]
巨石阵附近的拖拉机和探地雷达
最令人兴奋的是2014年9月传来的报告,报告中说在离巨石阵约3千米的德灵顿墙(Durrington Walls)那里又发现了一组巨石,年代大概与巨石阵相差不远,即4500年前。这座石阵似乎比巨石阵大得多,因此得名超级石阵(Superhenge)。人们认为它是由50多个,甚至多达90个长约3到4.5米、直径约1.5米的巨型石柱组成的C形圆阵。地面上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石柱似乎是被故意横倒埋在了地下约1米的地方,所以过去才没有被发现。只有靠遥感技术,人们才第一次探知了它并发布了消息[25]。
然而,两年后的2016年,媒体又报道说,探测到超级石阵后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试挖,想挖出石阵中的两块石头作为对遥感图像的地面实况调查。可是,试挖的结果使考古人员大吃一惊:没有什么巨石,只有两个大坑,也许原来坑里有大木头立柱。立柱已是杳无踪迹,如果它们真的曾经存在过,那么就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被挪走了,坑里现在填满了碎白垩石。遥感仪器把碎石当成了整块的石头而非石坑,所以起初才报告说发现了“巨石”。如果报告中所说的超级石阵的所有其他“巨石”也都是碎石坑的话,那么就成了乌龙,就像把特洛伊的壕沟误认为“护城墙”一样。现在,有些媒体报道说超级石阵是一个用木头立柱围成的直径500米的圆圈,但并未完工。[26]此说确否尚无定论,但这些事情给我们提了醒,告诫我们应当等考古人员完成了工作,在有同行审查机制的期刊上发表了工作结果后,再做进一步的猜测和假设。
过去的20年里,虽然遥感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有时卫星图像和其他高技术手段对寻找遗迹毫无帮助。在那样的情况下,考古人员就只能采用徒步寻找考古遗址这个屡试不爽的方法。有时很简单,只需利用大自然对地表造成的侵蚀,在可能有遗址的地区边走边注意观察就能成功。下面会看到,唐纳德·约翰松(Donald Johanson)就用这个办法在1974年发现了露西的遗骨。
如果在地面上可以直接看到遗址、构造物、遗迹和人工制品,那么最好进行有组织的地表勘察。地表勘察可以追溯到考古学确立之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为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我在希腊参加的两次考古行动都采用了地表勘察,在以色列也做过一次,所以我知道在这样的勘察中应该做些什么。地表勘察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仅有的限制来自地表是否有可见的痕迹和能否获得土地拥有者的允许。
地表勘察有两类,可用于特定区域。前面说过,一类是大规模勘察,意在迅速勘察大片地区,即侦察,或者叫全覆盖勘察。这种勘察的目标是绘制地图,标明一大片地区内哪里可能有古遗址。另一类是密集勘察,通常集中于经过大规模勘察后发现极有可能存在遗址的地点或一小片地方。[27]这种勘察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勘察地点的具体情况,如范围、年代、文化归属和物品种类,经常是为挖掘做前期准备。密集勘察非常细致,考古人员会把能找到的所有人工制品都捡起来带回营地。
如果某个地区没有一张显示不同历史时期古遗址的全面地图,考古人员就要先做一般性的侦察式勘察。如果是有系统的徒步勘察,由考古队员一步步走遍整个地区的每一寸土地,这就是全覆盖勘察。[28]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希腊底比斯城(Thebes)附近的维奥蒂亚就做了这样的勘察,90年代初又在皮洛斯的迈锡尼王宫附近做过一次。
在皮洛斯,我们分成3个勘察队,每队大约6人。我负责A队,于是我们立即自封为第一梯队。尽管我多次声明自己有恐高症,但上级还是派我们这队去勘察山谷一侧的山峰。果不其然,第一天刚开始勘察,我就动不了了,别人只能半推半抱地把我从悬崖边抬回车里。这对我们队和我这个队长来说都算是出师不利。后来我们去了地势较低的地方,我再也没出过问题,但我从中学到了一条宝贵的教训,至今仍牢记在心:务必倾听队员的声音,尤其是他们说自己有某种特别的恐惧,可能会影响工作的话。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就每天都遵循固定的模式。首先,我们在现有的地图上找到要勘察的地点,通常是道路这类容易辨认的东西。如今有了卫星定位系统,这种事容易多了。然后,我们一字排开,彼此相隔约10米,这样,我们覆盖的宽度就达到了60米左右。我一声令下或吹响哨子之后,每个人都开始沿直线朝既定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事先定好的一点,通常是地图上标的另一条道路或界墙。一次走的距离相当于一个美式足球场的长度——约100米,再长就不好管理了。
用考古勘察的术语来说,这叫走过横切面。我说的沿直线走真的是不打折扣地沿直线走,无论那意味着要涉过溪流,要吊着绳索缒下或摔下小悬崖,还是要直面一头公牛或一个手拿猎枪、不想让我们进入其土地的农夫。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有的是我碰上的,有的发生在其他队员身上。不过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从被希腊人叫作“macchi”的灌木丛中直接穿过,腿被刮得鲜血淋漓,有裤子遮挡也无济于事。那种灌木丛真的很可怕。
我们一边走,一边仔细扫视地面,看有没有陶器碎片、石器碎片、古墙或任何其他标志着古代居住区的标记。顺便说一句,我们很容易看出谁刚刚参加过几周考古勘察,因为这样的人回到文明生活后,眼睛特别尖,掉在地上的硬币绝对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队员人手一个能咔嗒作响的小计数器,每次看到一片碎陶、一块加工过的石头或其他人工制品,都按一下。看到3块陶片按响3次,5块就按响5次。队员们每走10步左右就记下计数器上显示的数字,那是他们在那10步的范围内看到的人工制品的数目,记录完毕后把计数器归零,再开始前行计数。等到达横切面终点的时候,大家都记录下了他们在这100米的勘察途中每个地段看到的人工制品数目。
这为何重要呢?如果地下有古代建筑,地面上就经常会有陶片、石头和金属这类耐久品,它们是由于耕作、土壤流失、鼠类活动、灌溉水渠、地面凹陷以及许多其他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而被带到地面上来的。如果你走过的是一个在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罗马时代和拜占庭时代曾有人居住的遗址,你会看到来自所有这些时代的陶器碎片和石器明明白白地摆在地面上。如果用计数器来记录这些物品的数目,你会发现进入遗址的界线后,物品数目会激增。一旦走过遗址另一边的界线,数目会相应剧减。
如果一个队员每走10步就记下计数器显示的数字,也就是他在地面上看到的碎陶片和石器的数目,那么他的记录大概会是这样的:1、5、25、107、510、423、298、152、87、0。他左右两边队员的记录可能也差不多,因为他们走过的很可能是同一个遗址。然而,离他较远的队员走过的横切面如果不在遗址上方的话,记录的人工制品数目就是正常的“背景散落”,比如:1、6、4、12、0、5、3、8、5、0。
队员们把记录下来的数字交给队长,队长把它们记在笔记本里,在地图上标出地下可能有遗址的地点,以便跟进的考古队对其进行更加彻底的检查。然后,队员们散开对下一个区块进行勘察。还是事先定好距离,一边走一边记下看到的人工制品数目。这个过程一再重复,直到勘察队到达勘察区的边缘。然后他们转过头来,开始勘察横切面的下一个部分,一遍遍地重复勘察的程序。这样,一个勘察队每天可以勘察并记录一定面积内的所有发现,范围可能是1平方英里(约2.6平方千米)、1平方千米,也可能是勘察队自己确定的任何面积,直到整个地区勘察完毕。
每天回到营地后,队员们都会把勘察的结果记录下来,在此基础上绘出可能存在的遗址的地图。然后,一队经验丰富的勘察员会到最有可能存在古遗址的地方去密集勘察。这次,勘察者会更加仔细地记下地表的发现,并把有代表性的物品收集起来供以后进一步研究。勘察时收集到的物品大多是陶片,队里的陶器专家可以根据陶片的大小、原来在器皿上的位置、制作方法或釉彩装饰来推测它们所属的时期。
这些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皮洛斯附近勘察时使用的方法,今天在世界其他地方也经常使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如果勘察区是地上积叶盈尺的密林区,如果大自然的变迁给古代的土地加上了新土,如果像在美国东北部一样,古人没有用耐久材料建造大型建筑物,那么就要使用其他的勘察方法。在古人用木头、纤维或其他易腐材料制造物品的地方,地表勘察也不适用。所以,虽然我们在美国东部冲积平原的农地上考古时一般都用徒步勘察,但在林木茂密的地方从不使用这个方法。
如果勘察区面积太大,无法进行全覆盖勘察,可以只对特定区域或随机选择的区域进行勘察。这种情况下,通常靠统计学使用的抽样法决定勘察哪些地方,所以叫抽样勘察。[29]
还有一种需要提及的地表勘察法叫定向勘察,这种勘察法只在重新勘察已经发现的遗址时会用到。2006年和2007年我们在以色列北部的泰勒卡布里周边的地区就做了这类勘察。2005年,我们已经在那里做了初步的挖掘,并决定进行多季的长期挖掘。不过,我们首先想了解该遗址的历史背景,想知道泰勒卡布里周围的地区在近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期,即其鼎盛时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样子。[30]
幸运的是,对那个地区做定点勘察比较容易,因为好几个考古队之前已经调查过了泰勒卡布里所在的加利利(Galilee)西部。过去的30多年里,几乎每个季节,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环境下,都有人在那里进行全覆盖勘察。我们已经有了该地区的地图,已知的青铜时代中期的遗址全都标了出来。我们也可以参考以前的考古队收集的陶器和其他的人工制品。
我们带着地图和勘察报告驱车前往已知的遗址,对泰勒卡布里周边及内地的每一处遗址都做了密集勘察。勘察的一个目的是确认原来估算的遗址年代,并将其进一步精确化,另一个目的是再次核查每个遗址规模的大小。最后,我们绘制出了一幅地图,上面标注了泰勒卡布里这个文化重镇在它近4000年前的鼎盛时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时间段内的各个居住点。
所以,对于本节开头提出的“如何确定挖掘地?”这个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词:勘察。一旦对一个地区做了勘察,就很容易决定在何处挖掘。至于具体如何挖掘,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将在另一节中讨论。
【注释】
[1]他们二人合著了《起初:考古学入门》(In the Beginning: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译者注
[2]它是数字地球公司发射的卫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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