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之谜：揭开历史迷雾

乌尔的普阿比女王

2001年，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和考古”的展览。据说，以创作悬疑故事，包括名侦探波洛（Poirot）的破案故事而著名的克里斯蒂曾说过：“女人能找到的最好的丈夫就是考古学家。她年纪越大，他对她越感兴趣。”［1］

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验之谈。许多人都读过她的小说，但没几个人知道她的丈夫是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在现代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考古现场，马洛温是莱昂纳德·伍莱的得力助手。1930年，马洛温26岁，阿加莎40岁，阿加莎来到乌尔参观发掘现场，是因为她和当时的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听说著名的“乌尔的坟场”做出了考古发现，心向往之，要亲睹为快。然而，阿加莎发现马洛温比“乌尔的坟场”更令她着迷。6个月后，他们结为连理。不过，阿加莎结婚后在乌尔的考古现场受到排挤，结果，他们夫妇很快便离开乌尔，去别的地方自己挖掘。自那以后，马洛温每次去挖掘考古现场，基本上都有阿加莎陪伴在侧。阿加莎的许多小说都是在挖掘现场写的，不写作时，她就帮助丈夫处理找到的文物。

至于阿加莎和马洛温结婚后为何在乌尔不受欢迎，传说是因为伍莱的妻子凯瑟琳·伍莱夫人［2］不容任何人与她分享挖掘现场的男性的注意。但阿加莎似乎很快就报了一箭之仇。许多人认为，她的小说《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Murder in Mesopotamia）里第一个被杀死的“可爱的路易丝”就是以伍莱夫人为原型的，因为小说中的路易丝是“考古学家的妻子，容貌美丽但难以相处”。据说，了解内情的人一眼就看出路易丝就是伍莱夫人，而她本人显然一点也不在乎。

乌尔考古现场坐落在幼发拉底河边，在河水流入波斯湾的入海口以北。这个地区名叫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名由希腊文的“meso”和“potamia”组成，意思是“两条河之间”，两条河指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乌尔在古代即已名声远播。人类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就开始在那里定居，直到公元前400年幼发拉底河改道才迁往别处。青铜时代期间，自公元前3000年起，乌尔已具备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所有典型特征，包括建有直耸入云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伍莱说这个地方就是《圣经·创世记》中讲到亚伯拉罕（Abraham）时所说的“迦勒底的吾珥”（Ur of the Chaldees）［3］，但我们无法确知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伍莱和马洛温1922年开始在乌尔挖掘，和卡特在埃及发现图坦卡蒙的陵墓是同一年，但直到1926—1927年的第五个挖掘季过了一半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挖掘遗址的墓葬区。自那以后，从1927年到1929年，这两位考古学家发现了16座国王墓，因此声名远扬。总算起来，加上伍莱在1931年马洛温离开后的挖掘结果，考古人员在墓葬区发现了大约1850处完好无损的坟墓。国王的陵墓只占挖掘出来的所有坟墓的一小部分［4］。

乌尔那些王陵建造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几乎与吉萨的金字塔同时。虽然墓葬区的许多其他坟墓十分简陋，但是国王的陵墓相当气派。王陵里通常设有石室，或者是拱形，或者带穹顶，国王的遗体就安放在里面。墓室位于墓坑深处，可能有陡坡与地面相接。陪葬的宝物大多和遗体一起放在墓室中，墓室内外的墓坑里还发现了带轮的车子、牛和殉葬的人［5］。

乌尔的坟场埋着许多殉葬的随从，只在一处墓中就发现了70多个追随主人或女主人而去的殉葬者，另一处墓中有60多个人，还有一处墓中有40个人。多数殉葬者是女性，但也有男性。伍莱猜想那些人先是沿着陡坡走进墓坑，然后饮鸩而亡，但20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其中一些头骨做了CT扫描后发现，至少有些人［6］是被一种尖利的物体砍在耳后下方而死的，应该是一击毙命。

伍莱和马洛温在各个王陵中发现的殉葬品令人惊艳，尽管许多陵墓在古代已经被盗过。他们发现了黄金制成的冕状头饰、黄金和青金石的首饰、黄金和琥珀金的匕首，还有一顶金头盔，很可能是仪式用品，因为金质头盔在作战中挡不住剑或战斧的打击。他们还发现了一些精美的雕塑，包括一对山羊上树的雕塑［由于雕塑使人想起《圣经》里用以撒（Issac）献祭的故事^[1]，所以它们经常被称为“树丛里的公羊”］。现在，这对可爱的雕塑一个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另一个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学博物馆。

乌尔还出土了一架镶嵌着象牙和青金石的木制竖琴的残骸，伍莱后来复原了这架竖琴。人们还在一个国王墓中发现了一个木头框子，正反两面都有镶嵌画。伍莱称其为“乌尔的旗帜”，他认为那可能是打仗时挑在杆子顶端的军旗，正如几世纪后罗马人用的旗帜那样。他是根据画中描绘的图景得出这个观点的——画中有一个看似作战的场景，接下来似乎是把战利品献给国王的仪式，然后是庆功宴。宴会上有个人物是拿着竖琴的乐手，伍莱修复那架出土的竖琴时就部分参考了画中乐手抱持的竖琴。当然，这些场景也可能描绘的是完全不同的活动，也许那就是个木头框子，不是什么“旗帜”。今天，离伍莱和马洛温在乌尔发现那些国王陵墓已经过了几乎一个世纪，但关于如何解释“乌尔的旗帜”和一些其他文物的讨论和争辩仍在继续。

伍莱和马洛温并非第一批在美索不达米亚做出惊人发现的考古学家。19世纪中期，中东的几处古遗址都开始了认真的发掘工作，出资方是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7］这样的机构，指导发掘工作的是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和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Émile Botta）等考古学家。他们发掘的遗址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Nineveh）和尼姆鲁德（Nimrud），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的帝都所在。挖掘者把一些华美的文物运回了博物馆，包括今天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展出的巨大带翅兽、狮像雕带和其他展品。德国和美国的博物馆也不甘落后，纷纷出资赞助考古队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对巴比伦、乌鲁克（Uruk）和尼普尔（Nippur）等古遗址展开发掘。

碑铭专家会在挖掘过程中与考古人员并肩工作。他们是研究古代文字的学者，19世纪30年代帮助破译了楔形文字（cuneiform）［8］的英国学者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就是其中一员。楔形文字是一种楔子形状的书写符号，事实上，“cuneiform”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楔形”。阿卡德语、巴比伦语、赫梯语、古波斯语和古中东的其他语言都使用楔形文字，正如我们今天用拉丁字母来书写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

罗林森是英国军官，驻扎在今天的伊朗。他借以解开楔形文字秘密的方法和商博良用来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一样，即翻译一段以3种文字写成的铭文。罗林森依靠的铭文是用古波斯语（这门语言一直延续到现代）、埃兰语（另一种古波斯语，但很久以前就不再使用）和巴比伦语写成的。这段铭文是大约公元前519年奉波斯大流士大帝（Darius the Great）的敕令刻下的，刻在伊朗的贝希斯敦（Behistun）沙漠中一处离地约120米的悬崖上。

罗林森讲的一个故事众口相传［9］：从1835年到1847年的12年间，他全靠自己沿着摇摇晃晃的梯子和脚手架爬上爬下抄录铭文，最后，他雇了个“库尔德野孩子”从悬崖顶部缒绳而下，抄完了那段长长的铭文的最后几行。那个孩子吊着绳子荡来荡去，好不容易才在陡峭的崖壁上固定住身体，把最后一点铭文抄好。

1837年，罗林森抄录研究那段铭文才两年，就读懂了古波斯语部分的头两段内容。1837年和1839年，他发表了介绍自己研究成果的正式论文，比别人早了一步，当时其他人也在努力破解那段铭文，包括一位名叫欣克斯（Hincks）的爱尔兰老牧师。据说罗林森又花了20年［10］才破译了铭文中巴比伦语和埃兰语的部分，成功读懂了全文。

与此同时，1842年12月，保罗·埃米尔·博塔开始在今天的伊拉克发掘，那是在伊拉克开展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行动。博塔虽然出生在意大利，但他是法国驻摩苏尔（Mosul）领事，这个闲职使他有大量时间为巴黎的卢浮宫进行考古挖掘。他在摩苏尔的时间主要用在了挖掘工作上，此事也得到了其法国上司的全力支持［11］。

博塔最初集中力量挖掘与摩苏尔城隔河相望的一片名叫库云吉克（Kuyunjik）的山丘，但所得甚微，不久后就放弃了这里，后来的事情证明他此举是操之过急了。他听一个工人说向北约23千米的豪尔萨巴德（Khorsabad）出土了一些雕塑，于是他从1843年3月开始在豪尔萨巴德挖掘。这次立见成果，挖掘了不到一周，就发现一座宏大的亚述宫殿。起初，博塔以为自己发现了古尼尼微的遗址，但我们现在知道，豪尔萨巴德是杜尔沙鲁金（Dur Sharrukin）［12］的遗址，是公元前721年到公元前705年在位的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的都城。

至于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他本来没想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考古挖掘，至少起初无此打算。1839年，22岁的他和朋友一起从英国走陆路去锡兰（Ceylon，今天的斯里兰卡）。他们取道土耳其，一路上参观了耶路撒冷、佩特拉（Petra）、阿勒颇（Aleppo）和其他古城［13］，1840年5月到达摩苏尔。在那里，莱亚德忽然迷上了考古，产生了发掘摩苏尔对岸的古山丘的兴趣。不过，他真正回到摩苏尔去考古挖掘还要再等几年。

莱亚德1845年开始在尼姆鲁德发掘，他本来以为那是古尼尼微。尼姆鲁德位于摩苏尔下游几英里处，那里的统治者是个独眼独耳的暴君，名叫穆罕默德·帕夏（Mohammed Pasha）。为了骗过他，莱亚德假装是来打猎的，在行李中偷带了一些挖掘设备［14］。

到达挖掘现场的第一夜，他睡在当地村长的茅屋里，梦到了自己可能会做出的发现。后来，他说在梦里发现了“地下宫殿、巨大的怪兽、雕像和数不清的铭文”［15］。事实证明，那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预感，因为他在后来的几年间发现的东西比他梦到的还要多。

第二天早上，挖掘工作开始了。莱亚德的挖掘队里有6个当地的工人，他把他们分为两组，在山丘上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开挖。第一天的挖掘工作尚未结束，两个组就都发现了墙上刻满铭文的房间，但那些房间属于两个不同的宫殿。一天之内，莱亚德就发现了不是一座，而是两座亚述的宫殿，今天我们分别称其为西北宫和西南宫。于是，他将团队规模扩大了一倍，增加到11人。后来他再次扩招，工人总数达到了30人［16］。

人们研究了莱亚德发现的铭文后得知，西北宫是亚述纳西拔二世（Assurnasirpal Ⅱ）国王建造的。西北宫建成200年后，一位名叫以撒哈顿（Esarhaddon）的国王建造了西南宫。那片遗址中还有一个中宫，是后来发现的，建造者是提革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亚述纳西拔二世的儿子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Ⅲ）也下令在那个地方建造了房屋和纪念碑。所有这些统治者建造的建筑物都是在公元前884年到公元前669年那200多年时间内建成的。

莱亚德以后，其他考古学者也在尼姆鲁德进行过挖掘，挖掘活动一直持续到不久前。2015年3月，尼姆鲁德又上了新闻。“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的激进分子公布了一段视频，表明他们用推土机和大锤摧毁了那里的古迹，还砸毁了摩苏尔博物馆收藏的尼姆鲁德的出土文物［17］。

莱亚德出了一本书，介绍他在尼姆鲁德的惊人发现，其中包括撒缦以色三世的黑色方尖碑，它高达6英尺（约1.8米）以上，通体刻满铭文，详细记录了国王的功绩，还提到了《圣经》中说到的以色列王耶户（Jehu）。该书1849年甫一出版，莱亚德立刻名声大噪，人人皆知他既是考古学家，又是无畏的探险家，还是妙笔生花的作家。他把该书的标题定为《尼尼微遗址上的发现》（Nineveh and Its Remains），因为他以为自己发掘的是尼尼微的遗址。这个标题起得不好，因为罗林森破译了那里找到的铭文后，发现那座古城不是尼尼微［18］，而是《圣经》里所说的迦拉（Calah，又拼为Kalhu）。

迦拉是亚述帝国的第二个都城；第一个都城是亚述本身。从公元前879年到公元前706年，迦拉做了近175年的亚述帝国首都。在那之后，萨尔贡二世迁都杜尔沙鲁金。不久，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国王再次迁都，定都尼尼微。但是，尼尼微到底在哪里呢？当时还没有发现。

1849年，莱亚德返回摩苏尔开始又一轮挖掘，一直挖到1851年。这次，他把挖掘重点放在了7年前被博塔放弃的库云吉克山丘。他现在资金充足，一次就雇了300名工人［19］，人数是他在尼姆鲁德挖掘时的10倍。(www.xing528.com)

莱亚德的运气比博塔好。他的工人马上就发现了刻有浮雕和图案的墙体，后来确定它们属于公元前704年到公元前681年在位的国王辛那赫里布的王宫。开始时，莱亚德只知道它是“西南宫”。在宫中，他发现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国王图书馆”（King's Library）。那是两个大房间，地上堆的泥板高达1英尺（约30厘米）。翻译这些泥板后，人们才知道了宫殿的真正名字——“无匹宫”（Palace without Rival）。这一次，罗林森翻译了宫中找到的泥板后，终于确认这里就是尼尼微古城，因为辛那赫里布登基后把亚述的帝都从杜尔沙鲁金迁到了尼尼微［20］。

今天，辛那赫里布的王宫中最著名的也许就是所谓的“拉吉室”（Lachish Room）。在这里，莱亚德发现了石墙上图文并茂的浮雕，描述了公元前701年辛那赫里布攻克拉吉的故事。那时，拉吉是犹太王国（Judah）的第二大城。辛那赫里布攻克了拉吉后，对耶路撒冷发动了围城战。

拉吉失陷和耶路撒冷被围在《希伯来圣经》中都有记述（《列王纪下》18：13-14）。莱亚德的发现首次证明，来源于《圣经》以外的信息可以确认《圣经》故事的真实性。

1815年，莱亚德发现辛那赫里布王宫的近30年前，拜伦勋爵（Lord Byron）发表了诗作《辛那赫里布的覆灭》（The 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圣经》里的这个故事因拜伦的诗句而千古流传：“亚述王率领身披紫色和金色甲胄的大军，如狼扑羊圈般汹汹而来；当夜色降临，深邃的加利利海掀起蓝色波浪之时，他们长矛的反光如同海面的星光。”［21］

20世纪30年代以及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人们对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境内的拉吉古址开展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挖掘结果确认，拉吉毁于公元前701年前后。人们还挖出了亚述人用数吨泥土和石块修成的一段围城坡道，它和辛那赫里布王宫的浮雕中描绘的坡道非常相似［22］。

在尼尼微发现的浮雕还展示了许多可怕的景象，包括战俘被拔舌、被活剥皮，首级被砍下来挂在杆子上等。普遍认为，亚述人并非虚言恫吓，而是的确犯下了此等暴行，不过辛那赫里布宫中的描绘更像是宣传——以此来震慑别的王国，使之不敢反叛。当时亚述人也许会把外国大使带到王宫深处的这个房间参观，然后让他们报回国内，告诫其国人切勿以任何方式反叛或激怒亚述人［23］。

谈起在尼尼微挖掘辛那赫里布的王宫时，莱亚德说：“在那座辉煌的建筑里，我打开了不下71处大厅、房间和通道，它们的墙上几乎都装着雪花石膏的浮雕板。”按照他的估算，工人们挖掘的壕沟出土了约3千米的浮雕墙，还有27条由巨大的带翅兽和狮身人面像组成的门道［24］。

不过应当注意，莱亚德是外交官，不是专业考古学者，博塔也是一样。布莱恩·费根^[2]直言不讳地说：“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博塔和莱亚德是很差劲的挖掘者。”［25］具体来说，莱亚德挖掘时采取的“顺墙挖”的办法，今天的考古人员是不会用的。他的工人先是在山丘表面一直竖着往下挖，挖到石墙后再沿墙横着挖，到石墙与另一面墙相接的时候，就转弯顺着第二面墙挖，直到房间的四面都挖成沟。博塔也基本上采用同样的办法。

莱亚德使用这种挖掘方法发现了墙上许多刻有铭文的石板，还有巨大的雕像。但是，这种方法意味着他经常挖不到房间中央。他对工人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陶器也不太感兴趣。他挖出的许多石板运回了大英博物馆，今天还在那里展出。其余的石板，以及在尼姆鲁德和豪尔萨巴德发现的石板则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和阿默斯特学院也收藏了一些。

莱亚德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石板运回大英博物馆，博塔和他的继任者维克多·普拉斯（Victor Place）把他们的发现运回卢浮宫时也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博塔的发现于1847年5月在卢浮宫展出，比莱亚德在大英博物馆的展览早了几个月，后者的展出时间是当年9月。博塔为了把出土的物品运回法国，专门定制了一架车子，轮子宽约1米，结果却发现车子太重，200多个工人［26］都推不动。莱亚德把出土物品运回英国［14］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接替博塔在豪尔萨巴德继续挖掘的维克多·普拉斯最倒霉。他在任期间，一批重要的船货——二三百个装满古文物的箱子——在1855年5月运往法国［28］的途中，在底格里斯河上丢失了。运货船先是在巴格达短暂停留，然后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这时遭到了匪帮的拦截。盗匪发现船上装的不是黄金之后，愤怒之余凿沉了货船，还杀死了几个船员。所有箱子都很快沉到了河底，里面那些独一无二的珍稀古文物也一起遭了殃。其中将近120个箱子装着豪尔萨巴德的出土文物，其他68个箱子里是辛那赫里布在尼尼微的王宫里的雕塑——尼尼微的雕塑是英国考古队发掘的，但英国人同意让普拉斯运回卢浮宫。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方出土的部分文物也遭此厄运，它们是一支法国考古队在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发现的。后来，人们只打捞起来78个箱子。堪称当代最伟大的英国考古学家之一的塞顿·劳埃德（Seton Lloyd）因而称此次事件为“考古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29］。其余的文物再也没有被找到。也许应该用现代遥感技术探测一下那段河道的河底。

新发现源源不断。在莱亚德之后，他的弟子、伊拉克考古学家霍尔穆兹·拉萨姆（Hormuzd Rassam）接棒在尼尼微继续挖掘。1853年，底格里斯河上的灾难发生的两年前，和维克多·普拉斯在同一个地方挖掘的拉萨姆在普拉斯的眼皮底下发现了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的王宫。亚述巴尼拔是辛那赫里布的孙子，统治期为公元前668年到公元前627年。拉萨姆带领工人在山丘上挖掘的那块地方究竟属英还是属法尚有争议，他们悄悄地连干了3夜，终于挖到了王宫的宫墙和宫内的雕塑。事已至此，普拉斯只能对他们的发现［30］表示祝贺。

杜尔沙鲁金（现代的豪尔萨巴德）的人头带翅兽

拉萨姆在王宫内发现了一个图书馆，里面装满了楔形文字写成的文件，就像莱亚德先前在辛那赫里布的王宫中发现的一样。普遍认为，这两个王宫中存放的2.5万片泥板是亚述的国家档案，尽管两处的泥板在时间上相隔两代人。现在这些泥板全部存于大英博物馆。［31］

拉萨姆在亚述巴尼拔的王宫中找到的文件属于所谓的皇家图书馆。里面存放的国家文件全面介绍了亚述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此外还有亚述巴尼拔指示抄写员在帝国各地收集或抄录的各种宗教、科学和文学资料。［32］因此亚述巴尼拔的皇家图书馆算得上是古代世界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毫不逊色于过了很久才出现的帕加马图书馆和亚历山大图书馆。它保存的泥板中有《吉尔迦美什》（Epic of Gilgamesh）［33］和巴比伦大洪水故事的抄本。

大洪水的故事最初由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翻译为英文。史密斯是伦敦的一个印钞工，业余研究亚述历史，在大英博物馆兼职。1872年，那些泥板被拉萨姆发掘近20年后，史密斯在拼接其中的一片时惊奇地发现那是对一场大洪水的记叙，与《希伯来圣经》中对大洪水（就是诺亚经历的大洪水）的叙述非常相似。后来史密斯发现，他看到的那一片是《吉尔迦美什》的第十一片泥板，根据那上面的叙述，大洪水的幸存者不是诺亚，而是一个名叫乌特纳皮什提姆（Utnapishtim）的人。1872年12月，史密斯在圣经考古学会的一次会上宣布了他的发现，整个伦敦都为之兴奋不已。

但问题是那块泥板当中缺了一大块，而那正好是故事渐入佳境的地方。于是，当时的一家报纸《每日电讯报》悬赏1000英镑，鼓励人们去寻找缺失的那一块泥板。史密斯决定亲自揭榜，尽管他从未到过美索不达米亚，也从未受过考古的训练，但他到达尼尼微后未满一周，就找到了缺失的那一块。［34］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他推测，工人发现泥板残片后，收集的时候可能漏掉了那一块。所以，他没有去山丘那里再往下挖，而是到考古人员所谓的“废土堆”，也就是考古人员和工人从遗址挖出来的土堆成的小山中去寻找。

一般来说，应当挑出所有古物之后才丢弃废土，但尼尼微的废土堆中满是古物，因为工人挖得太快，经常没有仔细拣出挖掘时发现的物体，无论是陶器还是泥板。史密斯不仅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一块，而且还发现了另外大约300块被工人大意丢弃的泥板碎片。他回到伦敦后，把找到的那块残片和记录大洪水的泥板一对，分毫不差。

但是，这只是关于洪水的众多记叙中的一个。最近，大英博物馆的一位亚述学家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在2014年宣布发现了大洪水故事的又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叫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有趣的是，芬克尔发现的故事中描述的舟船形状是圆的，不是我们通常印象中的“方舟”。那片泥板是私人藏品，主人1985年把它拿给芬克尔看过，但不肯把它留在芬克尔那里让他翻译上面的内容。直到2009年，芬克尔才有机会再次接触那片泥板并开始翻译其内容。［35］

19世纪期间，考古发掘工作先在尼姆鲁德、尼尼微和豪尔萨巴德展开，后来扩及乌尔、巴比伦、尼普尔、乌鲁克等地，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自那时开始，持续至今。通过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考古挖掘和古文献分析，今人可对西方各种文化的起源窥其一斑，也能略知这些早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政治、法律、数学、医药、教育、税收等方方面面的影响。［36］

今天的一些学者回顾早期考古学家的工作时，曾讨论过是否应将其视为欧洲殖民主义的一部分，是否应对其报以轻蔑的态度，因为那些早期考古学家做的事，体现了欧洲强行将其他民族历史纳入自身的企图［37］，或者他们不过是为一己私利参加了由博物馆牵头或出资的挖宝竞赛。然而，即使他们的根本动机是寻宝，最终结果仍然是：莱亚德、博塔和其他探索者使亚述、巴比伦和苏美尔这些原来不为人知或深埋地下的文明重见天日，为增加我们对西方文明起源的了解做出了贡献。至于出土文物是否应物归原主这个合理的问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那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即开始荼毒中东的严重动乱，这样的动乱至今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肆虐。

近至1988年，伊拉克考古学家还在尼姆鲁德做出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亚述纳西拔二世时期几位亚述王后的墓，墓中的陪葬品包括精美的金项链、金耳环和其他宝物。这些文物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一度失踪，后来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被找到。它们经过精心修复［38］后，现已对外公开。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暂停了一段时期，现在也得以恢复。这些考古探索在21世纪会有什么发现，非常值得期待。

【注释】

[1]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命其献祭独子以撒。亚伯拉罕即将动手之际，天使止住了他。后改用旁边树丛中的公羊献祭。——编者注

[2]布莱恩·费根（BrianFagan），人类学教授，考古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