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彝族与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关系

正当考古学家忙着探寻三星堆去向之谜而不得要领的时候，研究民族语言的学者却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的发现，令考古学家半信半疑。

先是纳西族的东巴语学者，他们认为东巴文与巴蜀青铜器上的“图语”有若干相似处，似乎有着文化上的某种渊源。

纳西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彝族关系密切。其传统文字有东巴文和哥巴文两种。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东巴文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甲骨文还要原始，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更令人惊奇的是，彝族的学者相继站了出来，认为三星堆文明与他们的祖先有关。

这真是一个谜中谜。

彝族与三星堆文明的关系，目前热度颇高。

彝族学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贾银忠，很早就关注古蜀人的去向。他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简称凉山）雷波籍人，童年时就听过家乡的老人们讲述古蜀人在“雷（波）马（边）屏（山）”地区活动的传说。1978年高考前，他从一位雷波彝族中医那里听到夷都（今屏山中都镇）有蜀族和石人、石马的故事。而且，更让他惊讶的是，中都镇上有位90岁的老人悦登源，他整理、保存的家谱名叫《蜀族·夷悦夏族谱》。夷、悦、夏是当地的三姓，这三姓人士都称他们是古蜀族的后裔。

故老相传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使年轻的贾银忠为之着迷。

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的发掘，使贾银忠更相信，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古蜀文化，与居住在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有关。

在贾银忠眼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辫索状帽箍面具（青铜人头像）就是彝族的头饰。他说：“这种辫索状帽箍与今大小凉山彝人头上缠绕的‘饿体’头巾相似，也和把头发编成辫子然后盘在头上的彝人头像相似。上述把头戴辫索状帽箍的青铜人头像和彝人联系起来，也可以找到文献依据。”

2010年以来，贾银忠带着他的团队，融考古、民族史多学科综合调查，走访了四川凉山的“雷马屏”区域，据说寻找到自称为古蜀鱼凫后人的达千人之多。

贾银忠在他的著作《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一书中写道：

古蜀国鱼凫王的后裔仍生活在今四川，由此完全可以断定三星堆文化非外星人创立，也非外来或所谓杂交文明，而是古蜀人自己创造的文明。过去，多数学者在研究古蜀国历史时，一般都把视角放在岷江上游的青城山、都江堰和成都平原，没有关注古代少数民族在川南区域的迁徙走廊；尤其对四川境内“雷马屏”区域，即古代“马湖路”“马湖府”的研究和关注不够。谁也不会注意在这一区域会隐居着古蜀国鱼凫王的后裔，但这是事实。我们课题组9人深入此区域经过两次田野调查，史考了当地相关古洞穴、古岩画、古文字（符号）、古崖墓、古墓铭文、神木山碑、小皇城遗址、皇城后花园。特别是在当地“鱼凫支子”后裔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夷、悦、夏三姓的谱系，单是在“夷都”（今中都）区域，课题组就采集了大量的图片、录音、视频和文字资料。同时，还特别对鱼凫支子的后裔代表人物和当地知情者进行了专访，形成了相关口述史料，为课题组深入研究鱼凫王族后裔奠定了基础。

在彝族文献里，蚕丛王（武洛撮）、鱼凫王（娄阿德）、杜宇王（笃慕）三个王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今西昌礼州还有蚕丛王（武洛撮）留下的遗迹……鱼凫王族裔大部分迁徙至大凉山。至于杜宇王的后裔就太多太多，整个川、滇、黔都有“六祖”的后裔。

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也可能是古蜀人的一支，但更多的是从（云南）昭通一带过金沙江入蜀地的。张和东祖辈世世代代相传的《夷人史谱》说道：“古夷人进入蜀盆地，在那里共沿袭十九世俄姆（君王）到杜宇”……后来“六祖”之父笃慕因蜀洪水无法继续保持统治地位，率部众经宜宾（屏山）过金沙江迁云南，走的也是先祖入蜀的老路。

古蜀人被迫南迁，鱼凫支子只好顺岷江而下，经过彭山、眉山、乐山、五通、犍为等地，进入属于羁縻边缘的古马湖境内。

如果说，彝族学者贾银忠是采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即用故老传说和谱记这些比较间接的方法来认定三星堆文明与彝族有关，那么，根据三星堆出土器物与彝族文化相关联程度来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比较直接的方式。这一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彝族学者阿余铁日。

近年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调研员阿余铁日坚信，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有着深厚的渊源。因为他能用古代彝文解读很多三星堆的神秘符号。在大家都释读不了这些神秘符号的时候，这个发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

在他的眼中，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处，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像可能是古彝人的“祖灵偶像”。

2001年，阿余铁日第一次到三星堆博物馆参观。在赞叹三星堆出土文物精美之极的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三星堆出土人像与彝族人传统头饰、服饰十分相似。当他看到刻在三星堆不同文物上的七个符号后，他竟然一眼便识别出了它们是古彝文单字，并毫不费力地将它们读了出来，分别为“天地阴阳”“两个”“人”“眼睛”“祖先”“人的脸”和“智慧”。

阿余铁日说：“这七个字在古彝文中经常、普遍性地出现，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上，这七个字有用在同一件文物上的，也有分别出现在各种文物上的。”

阿余铁日是一位地道的彝族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彝文研究，从事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工作，是研究古彝文的专家。

有了这个发现后，阿余铁日开始钻研在三星堆文物上出现的单字或符号。在多年的研究中，阿余铁日一共发现了40多个完全可用古彝文解读的三星堆神秘符号。这些符号表达的通常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如男人女人、日月森林、鱼鹰鸟虫、家族祭祀等。

在阿余铁日看来，三星堆文明之中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彝族古文化中寻到合理解释的——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中有很多贴着金面罩，这种贴金面的行为令很多人不解。但如果仔细阅读古彝文经卷便会发现，古代彝族祭祖仪式中有很多给祖先灵魂偶像贴金面的记载。

三星堆神树上的鸟像与彝族传宗神树上用木片做成的鸟像也很相似。他说：“我们或可以理解为，三星堆文化和彝族文化同样通过神树来象征生命的延续，祈求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枝繁叶茂，人与万物共同繁荣昌盛。这说明三星堆文化与古彝族文化有很多的相互交融之处。”

在彝族传统祭祀中，在火葬逝者后要制作逝者、先人的灵魂偶像。之后，后人要不断念诵经文，将先人的灵魂一路送到一个叫作“马牧”（“额牧”）的地方，而三星堆遗址刚好有一条河叫“马牧河”。

阿余铁日认为古蜀人的石制灵棺和现在彝族人用的木制灵筒的造型也很相似，棺有一间的，有两间的，也有多间的。而民间收藏的疑似三星堆玉石灵柩和彝族木制灵筒的作用则完全相同。这种在丧葬祭祀中的重大相似，说明两种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巧合。三星堆地处古蜀国繁荣的中心地带，成为古代彝人安置先人、逝者灵魂的吉祥之地并不奇怪。”阿余铁日说。

其实，彝族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还有两点值得关注。(www.xing528.com)

彝族中的巫师称为“毕摩”，这一名称，可能是靡莫的古读音。这与三星堆古国国破之后，蚕丛氏等迁徙的集合地“弥牟”读音相仿。

彝族过去称为“夷”，后改称为彝，分为白彝和黑彝。其中的黑彝，高鼻深目。在过去，黑彝和白彝之间是严禁通婚的。而这种高鼻深目的长相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之中能够窥见。

外国人到凉山，常认为黑彝属于雅利安人种。

清末，便有西方人来到彝族地区，做人类学的种族调查。他们认为，从彝族体格高大、高鼻深目、古铜肤色等特点来看，彝族的血缘中应带有西方雅利安人或高加索人的血缘特征。尤其是当时的小凉山还处于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社会成员在等级划分上与印度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入侵带入印度种姓制度）有着相似性，并据此认为彝族是来源于西方或至少带有西方雅利安人的血统。

持这种论点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戴维斯（Davids H. R）。戴维斯从1894年至1900年间，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其中也深入到当时的凉山地区。戴维斯在1911年所著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中提到彝族：“……我们越过4000英尺高的山峦抵达左曲倮倮村，村里的倮倮人可说是我在南方所见过的最优良的类型，个子长得很高，鼻子笔直，面貌清秀，显然与四川独立的倮倮人同源，不同源的倮倮人之间身材和相貌不同。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气候，部分为南方支系与其他支系混血的结果。”戴维斯所谓的“最优良类型”，就是指黑彝。

俄国人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提到黑彝时说：“他们身材高大……他们的肤色一点也不黑，而像黑白混血儿，呈现奶油巧克力色。他们大眼睛亮晶晶的，总是炯炯有神，他们的相貌、鹰钩鼻像罗马人。他们头发漆黑，稍微卷曲，相当柔软。”

中国学者也多持相同看法。

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说：“黑彝有几个特点与汉人稍异，诸如皮肤黯黑，鼻多钩形，耳叶特大之类。”

著名人类学、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与希洛克（美国人）在凉山实地考察后，也有类似说法：“现代倮罗中，黑白两个群体是有体质上的差别的。黑倮罗体格高大，有人说比欧洲人还高些。他们有鹰钩鼻，隆起的鼻脊与蒙古利亚型是十分不同的。”

四川越西黑彝头人果基家支德古果基木古

百年之后，黑彝由于内部通婚的严格禁忌被打破，混血的结果造成人种的体质特征已不似百年前那样分明。即便如此，在今天的彝族中的黑彝家族，依然能够寻觅到一些不同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形象。

前面说过，蚕丛氏里融合有苏美尔人，他们高鼻深目，因此在三星堆青铜人像中能看到来自西亚中东的因素。而且他们与黑彝一样，也是使用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相类似的语言。两者之间能毫无关系？

不可否认，彝族文化之中，的确有一些三星堆文化的因子。上述彝族学者的见解也有一定的道理。

三星堆文化与彝族究竟有什么关系？真是彝族先民创造了三星堆文化？虽然这些问题很有趣，也很重要，但要厘清本源，还有很大的难度。

黑彝老人

关于彝族的来源，民族史学者通常有“土著说”和“羌氐说”两种。大多数学者赞同羌氐说。土著说，主要分为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即认为彝族是从西南或云南起源的。

羌氐说，即相传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甘肃地区的古羌氐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一支沿岷江向我国西南方向游弋。彝族就是由这部分南下的羌氐民族与矮黑人，加上部分汉族融合而成。这种说法，与前述的4000年至3700年前，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从青海、甘肃沿岷江、白龙江南迁的说法大体相类似，只是年代提前了许多。而且，氐人的确与古蜀人有关。所以，三星堆居民的族源，许多学者都认为与氐有关。

土著说，无论是西南土著说，还是云南土著说，其地产生彝族的说法，也与三星堆的南迁民族之说不矛盾。3100年前左右，三星堆古国国破，酋邦分裂。蚕丛氏和部分鱼凫氏南迁，沿着民族迁徙走廊和岷江、金沙江来到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部，在此盘桓。3000多年的历史，的确算得上是土著民。追根溯源，将彝族系谱祖源向三星堆文化靠拢，似乎也并不离谱。

何况，彝族文化之中的确存在着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一些因子。

从文化角度看，云南和四川的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确有关联，他们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部分后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老彝文相通、能够释读的三星堆文字符号，编发盘于头上的发式，传宗神树的群鸟，祖先偶像贴金面饰的文献记载，鱼凫氏后裔的族谱与传说，等等，无不表明彝族与三星堆青铜文明有着某种特殊关系。

彝族自称“哩颇”（音译），读音与“弥牟”相近，也许这是从成都平原弥牟开始南迁的人群后裔的依稀记忆。“马牧”这个地方相传是彝族先民灵魂的栖息地，这也恰好与三星堆遗址位于马牧河畔的地点相联系。

如何解释这些文化现象呢？

这种文化联系，是出自族群对传统的坚持和固守呢，还是外来文化的植入或融入？抑或是新族群形成的结果——新族群被其领导层涵化？

解释或许可以多样。

一些彝族学者的解释——将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后裔直接视为彝族的先民，此说能否成立？

如果按彝族学者的判断，问题也就来了。这些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后裔是如何参与了彝族的形成呢？

这是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挠头的问题，即使是彝族学者。因为，缺乏古代文献资料，同样，也缺乏考古学的直接证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似乎遗忘了这个区域。即便民族考古，也一直不得要领。西南民族问题，本来就纷繁复杂，而彝族的形成更是复杂。如何解开这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