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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灌氏:三星堆古国中的神秘追踪

更新时间:2025-01-11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三星堆联盟破裂,三星堆酋邦当即瓦解,蚕丛氏和柏灌氏的族人率先离开三星堆古城。最难判断的,应该是三星堆古国中柏灌氏部族的踪迹。最大可能是柏灌氏。从文化面貌看,柏灌氏应该更接近蚕丛氏。柏灌氏后裔氐人也非常认同这一昔日酋邦古国的守护神。文县白马氐人的纵目面具氐人,犹如柏灌氏构成三星堆酋邦联盟之一一样,构成了古蜀文化的重要一支。摆宴坝古城,成为蜀人柏灌氏前出的基地。然后,柏灌氏扩张的目标又瞄准了汉中盆地。

三星堆文明突然中断了,也可以说是终止了。

不过,组成三星堆古国的三个联盟部族并没有随之一同消亡。他们像天上的流云一般散开了。他们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呢?这同样也是令考古学家和大众感兴趣的问题。

三星堆联盟破裂,三星堆酋邦当即瓦解,蚕丛氏和柏灌氏的族人率先离开三星堆古城。他们又去哪里了呢?

对于这些历史之谜,根据文献上的一些零星记载,仔细探究,会有一些线索。如果再结合考古发现来看,终能有所发现。

蚕丛氏迁徙的踪迹,虽然时显时断,但依稀有个大的轮廓,还不致云里雾里。

最难判断的,应该是三星堆古国中柏灌氏部族的踪迹。

这个柏灌氏,历史记载零星而且简略。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资料也毫无踪迹可言。

他们究竟迁徙到什么地方了呢?谁也说不清。

直到有一天,考古有了新发现,才使这个迷雾般的问题显现出一丝曙光,让考古学家看到一线希望。请记住这个考古发现的时间:2014年7月至8月。

这个考古发现的地点,就是四川盆地北大门的广元昭化摆宴坝。这是一个西周早期的城址。

2014年7月,受广元市文物局委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当地博物馆和文管所对昭化摆宴坝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真是不虚此行,这次调查颇有成果。

考古人员在摆宴坝发现了一座古城址。该城址呈长方形,面积约5万平方米。从出土的陶片判断,其年代应为西周时期,这座城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它是四川北大门广元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古遗址,也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城址。

广元昭化摆宴坝遗址远景

在此之前,整个古蜀时期,四川地区除了三星堆古城还没有发掘到另一座城池。金沙遗址可能有城,但至今没有发现。因此,这次摆宴坝城址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充满了憧憬和希冀。

“没想到发现了我省继三星堆和金沙重大考古发现近10年以来,四川先秦时期——夏、商、周考古的又一个重要遗址。”“我们以前在四川成都平原不乏三星堆、金沙、十二桥时期的遗址。而此次的发现很特殊,特殊之处就在于在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区发现了一个古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教授兴奋地说。

此次摆宴坝古城址的发现,为研究古蜀文化、蜀城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资料。由于摆宴坝古城址尚未发掘,这个古城会不会出土类似金沙、三星堆具有的重要文物?是否有意外之喜?还有,这座古城的位置非常特别,处于以陕西宝鸡(周原)为核心的先周文化和以三星堆为核心的蜀文化之间。周、蜀两个文化会不会有联系?发掘摆宴坝古城址,考古学家有着殷殷的期待。

摆宴坝城址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基本同时期。

“这里,极有可能就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古蜀国第二城。”从这次考古发现中除了读出“古蜀国第二城”的可能性,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还读出了另一种可能。他表示,摆宴坝古城址的时间,恰好在三星堆王国覆灭之后。该城址会不会就是三星堆人的一支北迁至此所建造?雷雨研究员有一个大胆假设。

虽然发掘还未开始,答案揭晓还需要时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推测和判断。昭化摆宴坝是建于西周早期的古城址,在时间上与三星堆灭国时期极为巧合地相连,三星堆亡国后是否有一支族人迁移至此,答案隐隐若现。

三星堆亡国后向北迁徙到昭化后建城的,会是什么部族呢?

最大可能是柏灌氏。因为从各方面来看,蚕丛氏撤离三星堆古城之后应该是向南迁徙。古史已经透露出若干信息。

前面已经提到柏灌氏在岷江上游流域沿江居住,他们也曾在进入成都平原之前的山前地带盘桓过。因为他们的先辈是鄂西山地的苗蛮族,被夏人强制同化,从事的是旱地粟米种植。所以他们最能适应的就是气候稍偏冷的地方,即暖温带,也就是西部地区南北交界处的山区,靠近江河流域的山前低地及小块土地——适宜旱地粟米种植的地方。

广元昭化摆宴坝古城城址,正位于这样的地势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距离柏灌氏先民的原籍——鄂西更近了。不忘故土,这是古代迁徙在外的族群共通的特征。柏灌氏也不例外。

柏灌氏并非开拓型族群,他们在三星堆古国中不显山不露水,以致有关他们的历史记载少得可怜。由此我们也就知道,这是一个低调而且有些守旧的族群,与蚕丛氏、鱼凫氏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文化面貌看,柏灌氏应该更接近蚕丛氏。

我们可以清楚地断定柏灌氏的活动区域,再将之与后世记载的如周秦以来氐人的历史活动范围相对照。果然,他们也局限于这样的地区活动。

氐人从事的农业正是旱地粟类种植,而且自西周以来,氐人一直都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活动。有关氐人的历史记载,也多发生在白龙江、岷江上游、嘉陵江的上游地区。

目前,被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氐人后裔——白马人,其生活的地方四川平武县、甘肃文县,正是白龙江和岷江上游流域地区。

许多历史学者都将古蜀文化与氐人相联系,许多考古学家都将氐人与三星堆文化相联系。这些都是有其根据的。

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氐人部族之中流传着“纵目面具”,它是祭神活动或戏剧表演的道具。这种“纵目”无凸起眼球,而是额上有竖眼,即三只眼的形式。此种纵目,是失去先辈原物仅凭故老相传或追忆的产物,与三星堆古国的纵目守护神的形态相比,有了变异。

纵目面具,应该是对三星堆古国守护神纵目戟耳之神的历史记忆。柏灌氏后裔氐人也非常认同这一昔日酋邦古国的守护神。

历史传说中的灌口二郎神杨戬与梅山七兄弟、哮天犬,是守护灌口、梅山等地的神人,即岷江上游的守护神,也是甘南武都、文县白马氐人的狩猎神。在川西、甘南民间信仰中,杨戬为三只眼,额头之眼是立眼,为纵目神。与氐人的纵目面具一样,也是氐人对祭祀之神的历史记忆。

文县白马氐人的纵目面具(www.xing528.com)

氐人,犹如柏灌氏构成三星堆酋邦联盟之一一样,构成了古蜀文化的重要一支。

昭化摆宴坝古城的建立,为古蜀国的北向发展奠定了基础。昔日的柏灌氏,早已经融入古蜀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代表着古蜀人。

摆宴坝古城,成为蜀人柏灌氏前出的基地。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故土湖北鄂西靠近。他们的势力开始进入陕西。

首先是距离最近的宝鸡。陕西宝鸡茹家庄1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与四川盆地所出青铜器相类似。有陕西考古学家认为,该国也是与蜀国有关的属国,属于古蜀文化的一支。

然后,柏灌氏扩张的目标又瞄准了汉中盆地。昭化距离陕西汉中的城固县不算太远。城固出土的青铜器,与四川盆地彭州、新繁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有陕西考古学家认为,城固出土的青铜器,是古代蜀国的器物。

陕西城固,距离湖北鄂西很近了。

大约同时,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也出土不少蜀式青铜兵器。有考古学家认为该地是蜀人的势力范围。

也许,正是古蜀人柏灌氏向故土靠近的举动,使得汉水流域留下许多与古蜀相关的地名和记忆。难怪两位大历史学家都将西周时期的蜀国判定在四川盆地之外。顾颉刚先生在《牧誓八国》一文中,谈到武王伐纣的属国,明确认定庸、卢、彭、濮“四国与蜀均在汉水流域”。童书业先生在《古巴国辩》中与顾颉刚之说相仿:“蜀国亦未必在四川,今湖北郧县西南有蜀河,入汉水,或即古蜀国所在。”

现在,我们知道了古代文献中有好几个蜀国的原因。

自三星堆青铜文明解体,酋邦联盟瓦解之后,柏灌氏离开三星堆,向北迁徙,在广元昭化摆宴坝等地建立城堡,将势力扩张到陕甘,甚至到达湖北鄂西边缘处。这就是位居嘉陵江上游流域、汉水流域,主要是汉水流域的古蜀国。

这个判断,除了考古发现的直接证据,还有一个间接的论据:

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很困惑,为什么陕西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其青铜器分铸工艺、芯撑设置工艺和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和切割方孔等工艺,与中原殷商青铜器不同,而与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中海地区的青铜雕像上的工艺如出一辙。

这个问题如果联系三星堆青铜文明来看,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道理很简单: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将此种青铜工艺传到了埃及、希腊等地,也传到三星堆先民那里;而三星堆中的柏灌氏部族在三星堆青铜文明瓦解之后,向北迁徙,将此青铜制造工艺传到陕西一带。

成都平原上的杜宇接手了鱼凫王离开后空出来的三星堆古国地盘,建立起成都平原上的蜀国。由于其非三星堆酋邦联盟的后裔,古蜀一名虽承袭,却要晚于汉中流域的蜀国。周武王伐纣时,成都平原上的杜宇蜀国,才刚刚建立,羽翼未丰,并不在周武王的盟国之列。

而在同一时期,即商代晚期,山东金乡县也有一个蜀国。这个蜀国被周武王伐纣之后灭掉,山东从此不再有蜀国,只留下了有关蜀的一些地名。“蜀”遂成为四川的专名。

历史上的误会,现在可以澄清了。

周武王伐纣,起兵时会盟,发表了著名的征讨檄文《牧誓》,其中提到的属国之中的蜀,并非成都平原上杜宇所建的蜀国,而是指位于汉中和川陕之间的蜀国,即柏灌氏蜀人之国。昭化摆宴坝古城,应该与他们有关。这个古蜀国,大约在西周后期便已逐渐瓦解消亡。

因柏灌氏蜀国曾与周秦接壤,联系较多,文化也相接近,所以他们未被视为戎狄或蛮夷,而是被高看一眼,称为叟人,有时被直接称为蜀叟。他们的后人,在春秋时期,大多居住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界处的山间低地、河边台地、河畔小平坝,从事旱地粟米种植及麻田种植。此外,还有部分人沿岷江上游分布。

当时岷江上游居住有两大民族:一是居住在岷山半山腰以上,从事羊群放牧,被称为“云上民族”的羌族;一是在河边低地从事旱地农耕的柏灌氏后裔。为便于区分,当时的中原学者将柏灌氏后裔称为氐人,意即“低地居住之人”。这一称呼似与分布在秦陇、蜀之间峻坂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即指地势的陡峭与平缓。

“氐”,最初是其他民族对居住在岷江上游的柏灌氏后裔的称呼。魏晋以降,柏灌氏后裔逐渐以氐人自称。由于氐与羌相邻,居住相近,当时的历史学家和文人就将居住在岷江上游流域的居民笼统称为“氐羌”,有时单称氐。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

氐族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隃麋(糜)氐等。当时有人又以他们的服色不同而谓之,如青氐、白氐、蚺氐(一说即赤氐)等。

汉代时氐族还很兴盛。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代有关文献记载相吻合。

到魏晋时期,氐族依然强势,有不少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他们对祖先有清晰的记忆。《晋书·载记第十二》中提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所谓有扈氏,是夏人支庶姒姓,这正与柏灌氏是被夏人同化的鄂西苗蛮的情形相符。

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氐人势力衰弱,散居在灌县(邓少琴先生认为“灌”即取自柏灌氏之名)、茂县、汶川等地,即岷江上游流域。他们和成都平原山前地带如崇州、什邡等地的氐人一样,大多融入汉族,少量融入羌族和藏族之中。

成都博物馆陈列的成汉氐人陶塑(成汉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十六国”之一)

这个在西周末或春秋初就已经消亡了的柏灌氏古蜀国,他们的后裔最终逐渐被异族同化,只留下大量的文化痕迹。

山东金乡县的蜀国,因为为虎作伥,帮助商纣王抵御周武王盟军,所以没有好下场,在周武王灭殷之后,也随之被消灭。

只有成都平原上杜宇建立的蜀国,被开明氏继承并保留下来,直到秦汉。

这就是后来“蜀”为什么成为四川的专属别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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