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持续近七百年的青铜文明，一个延续千年已经高度发达的文化，即使是突然崩溃，但要做到突然间灰飞烟灭、瞬间消失，也是不可能的。
雁过留声，风过留痕，何况在成都平原上长期经营，已经完全适应的鱼凫氏。他们注定要为行将终结的文明献上最后的挽歌。
在三星堆古国，构成酋邦的三大部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他们各自对宗教的崇敬和信奉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宗教情结相对较淡的是鱼凫氏，那是他们的固有文化传统所致；而且在酋邦古国的长期联盟过程中，祭祀权力并不掌握在鱼凫氏族群手里；加之祭祀的后果或许大多有利于蚕丛氏，所以，一直处于三星堆古国宗教威慑力约束之下的鱼凫氏，对酋邦信奉的神灵的敬畏只是表面上的，骨子里并非真正敬畏酋邦的守护神和上神。可以想象，一旦遭到昔日联盟蚕丛氏、柏灌氏的遗弃，鱼凫氏就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祭祀用的祭器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祭祀或法术的失灵，敲破那些青铜器，焚烧和敲坏玉器等物品，然后将它们掩埋，这一习俗就源自鱼凫氏固有的文化传统。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鱼凫氏的祖先是江汉的三苗族。因为在中华古文明中，作法术时有意敲坏祭祀用品的习俗，只有江汉地区的苗蛮族群才有。
4300多年前的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这种习俗并不鲜见。头戴冠帽的玉人，圆脸蒜头鼻，戴大耳环，捕鱼为生，兼施水田稻作，施巫术时会将器物（陶瓮）敲破——这就是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居民的做派。他们信奉的是原始宗教泛灵论即万物有灵论，习惯于法术或巫术，并无祭祀中的专属偶像，所以谈不上对偶像神的敬畏和重视。
石家河文化居民（苗蛮）的一部，迁徙到成都平原，成为当地的鱼凫氏。鱼凫氏如果显露出有破坏性填埋祭祀用品的行为，既是故态复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鱼凫氏因为愤怒而填埋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时候，蚕丛氏已经分为两路，一路向西，撤到成都平原沿岷江的山前地带，即都江堰宝瓶山，准备沿岷江迁徙；一路向东南，撤到成都青白江区一个名叫弥牟的地方。两处地方，均离三星堆古城不是很远，地势稍高，可以暂时栖居。
柏灌氏的去向，很可能是往彭州瞿上旧地而去。
只有鱼凫氏留居在三星堆。
所以，蚕丛氏和柏灌氏撤离三星堆古城，本意是要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在酋邦联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放弃，甚至包括那些祭祀用的各类礼器和祭器。因为族群的生存高于一切。
疑似三星堆文化的 人捧鱼玉像
也许，他们对今后重返三星堆古城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他们轻装迁徙，并未带走神殿里祭祀用的各种祭器。
也许，他们对失效的祭祀和祭仪深感失望，做了彻底的放弃。因为在认为被神灵遗弃的族群心目之中，昔日的宗教也许不再灵验，也就不必继续奉行。
石家河文化的捧鱼人物陶像
总之，昔日三星堆古国联盟崩溃，古国内的居民就像流云一般各自四散开去。留在三星堆古城里的鱼凫氏，并没有生活长久，就遇到了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或许来自更大的洪水，或许来自成都附近的杜宇部族。
洪水如果持续，超过鱼凫氏所能容忍的限度，鱼凫氏也无法继续留居在水乡泽国之中。
剩下来的鱼凫氏又迁去了哪里呢？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让考古学家看到了破解三星堆文明结局的希望。金沙遗址居民的身上，能够依稀看到三星堆文明的最后身影，他们很可能就是来自三星堆古城的最后居民——鱼凫氏。
说金沙遗址的居民来自三星堆的鱼凫氏，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金沙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三星堆的文化内涵相似，表明二者之间具有相关性。
考古学家基本上都认为金沙遗址的居民，是三星堆古国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一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三星堆祭祀坑所掩埋的器物相似。
金沙遗址的确是一个程度较高的文明，与三星堆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相契合。它是周边同时期商、周遗址的中心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
祭祀场所位于遗址东南部，分布于一条古河道南岸，面积约15000平方米。考古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根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
金沙遗址
大型建筑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西南地区先秦时期最大的一座建筑群。
金沙遗址出土的6000余件文物中，金器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
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是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
出土象牙器40余件，象牙总重量近1000千克，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
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发现的年代较早、最精美的石器。(www.xing528.com)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
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象牙
第二，金沙遗址的年代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正好衔接，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性。
从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早期。这一时间正好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接上。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殷墟时期。
第三，金沙遗址的文化内涵缺乏扩张性，凸显渔猎经济特征。
金沙遗址是中心遗址，中心有大型建筑物，周边有居址围绕。这与江汉地区苗蛮集团以众多小遗址围绕中心遗址或围绕古城而居的格局相似。虽有青铜和玉石材质的兵器，但都不锐利。该遗址内河流较多，迄今有摸底河、清水河流过。金沙人显然是滨水而居，河里有鱼，河滨有大量的野猪、鹿等动物存在，表明渔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而当时古人的稻作经济有扩大的趋势，这正与鱼凫氏的经济形态相吻合。
第四，金沙遗址的青铜制造技术下降，祭器中缺乏原有的酋邦守护神面具。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明显逊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虽然相同的风格一目了然，但已显露青铜铸造技术的不足。其青铜器不仅在体量和器型上要小，缺乏三星堆青铜器那种震撼人心的霸气，而且也没有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精美。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还缺乏那种纵目戟耳之类的守护神面具。这表明昔日三星堆酋邦国度里的守护神已经被抛弃。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人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
蚕丛氏被史籍记载为纵目，是因为他们的守护神是纵目的缘故。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A、B型面具，均为“纵目”和“戟耳”，发掘者称之为“兽面具”，实则是“半人半兽面具”。这种半人半兽面具是中东、西亚如古埃及、苏美尔等的守护神的典型特征。三星堆的纵目戟耳面具，实际是蚕丛氏的守护神形象，其之所以以典型的特征呈现，表明其具有“无远不届，无处不闻”的超凡能力和神力。
鱼凫氏正好是三星堆古国酋邦中青铜铸造技术较逊的部族，也是对酋邦守护神这种境外舶来品——宗教最不上心的部族。在三星堆联盟瓦解又遭到遗弃后，愤怒的鱼凫氏抛弃蚕丛氏的纵目戟耳守护神，是必然的。
金沙遗址出土玉器（沿袭了三星堆玉器的形制和风格）
上述分析判断如果不误，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年代稍晚，大约在商末周初之时的金沙遗址，具有类似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风格，考古学家将其与三星堆文明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文化上的联系，是由三星堆古城最后迁出的居民鱼凫氏达成的。
金沙遗址虽然具有某种独立性，但它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明它是一只在三星堆文明衰亡之际的涅槃凤凰，从文明的最后生命力之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它是三星堆文明的最后绝唱，是三星堆古国的空谷余音。所以，金沙遗址可以称为鱼凫氏蜀国。
这个鱼凫氏蜀国存续的时间并不长，从其文化层与遗址分布范围就可以看出。鱼凫氏后来又怎么了呢？对于这个问题，金沙遗址晚期出土的陶器尖底杯、尖底盏、高柄豆、圈足罐，透露出一些信息。
高柄豆、圈足罐、尖底杯、尖底盏，是古人的生活用器，它们与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关，即与滨水而居有关。这些陶器，除了高柄豆，其余器型与三星堆时期的陶器并不一样。它们与后起的西周早期的许多文化遗址所出的陶器相类似，比如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岷山饭店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等。
新繁水观音遗址等的年代，考古学家认为是西周早期的杜宇时期，即古蜀历史上的望帝执政时期。
杜宇氏觊觎三星堆古国的地盘，应该是在三星堆古国崩溃之后。此时，三星堆古国地盘内，如果已无人居住，自然可以轻松接管；如果还有鱼凫氏的族人留居，也能轻易地赶走他们，因为其实力已大打折扣。
杜宇是否与鱼凫氏发生过战争，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不便妄断。但杜宇接管了鱼凫氏的地盘，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
198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西南300米处，发掘了100平方米面积。该处文化层堆积较薄，约一米厚，仅有两层，下层的堆积物与三星堆晚期的堆积物完全一致，上层堆积所出的陶器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的相同，尤其大量出土有水观音遗址中的典型陶器——细泥质的尖底杯、尖底罐。
三星堆文化晚期，自然是三星堆古国衰亡阶段。不厚的文化层堆积，表明这一变化经历的时期并不长久。泥质的尖底杯、尖底罐，只适合在河滩、水泽、淤沙中使用。这种陶器，表明当时洪水泛滥的情况还没得到根本的改变。
年代稍晚的成都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情况相仿。尖底杯、尖底盏之类尖底器的盛行，意味着洪水泛滥带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
鱼凫氏最终也放弃成都平原，迁居到成都平原的山前地带。《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这段历史：“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郫。”
记载虽然简略，甚至有些隐晦，但不妨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解读。鱼凫氏最后由三星堆古城撤离到金沙遗址，受杜宇部族的挤压，迁徙到彭州天彭阙附近的湔山。湔山是他们的先辈由岷江上游向成都平原迁徙的过渡地。鱼凫王死在那里，所谓“忽得仙道”，是作者常璩“为尊者讳”的说法。
鱼凫氏余部，有的追随蚕丛氏，向南迁徙而去。
至于杜宇，应该是三星堆文明灭亡的见证者，也是翻开古蜀历史新篇章的创始者。此时，蜀国已经成型，酋邦政体已经被君主政治所取代，杜宇成为最高执政者，他创立的国家的面积也大了许多；水灾的危害也在减小，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有关杜宇的历史，古籍的做法很明显，有意识地将其与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三者区分开来。事实上，考古发现也将其时代的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截然区分开来。因此，有关杜宇的事迹，与三星堆文化关联不大，所以不再赘述。
有趣的是，常璩在书里提到杜宇死时，也使用了含糊说法。他说杜宇“帝升西山隐焉”，意即仙逝。杜宇虽然继承了鱼凫氏的地盘，但后来还是因为水灾的缘故，“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搬迁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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