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困扰：三星堆文明的衰亡与自然灾害有关

神秘地出现，历经近千年时间，又神秘地消失。这是人们对三星堆文明的通常看法。

对于三星堆文明的消亡，直至今天，考古学家仍然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说是朝代更替，有说是灾害降临，有说是古国内乱，有说是宗教纷争。

…………

长时间以来，这是最令考古学家困惑的一个问题。

4000年前，鱼凫氏创立三星堆文明。

3700年前，由于蚕丛氏、柏灌氏的加盟，在三星堆早期文明的基础上，蚕丛、鱼凫、柏灌三族共同创立了崭新的三星堆青铜文明。

3100年前，三星堆青铜文明衰亡。

这样长时间的青铜文明存续，举世罕见。

在长达近700年的时间内，蚕丛氏、鱼凫氏、柏灌氏三族共处共生，足见他们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在人口相对稀少的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人类的生存相对容易。即便遇到生存困境，也可以通过迁徙移民，开垦新的土地来解决，何况平原内河流湖泊众多，水产丰富，食物来源多样，生活并非艰难。同时，宝墩文化土著民已被驱逐和奴役，不能构成敌对外患。所以，三星堆文明才能够长期存在，在“世外桃源”里自得其乐。

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分布，也说明三星堆人的处境不错。三星堆文明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上，而且历时久远。该文明只是沿嘉陵江、涪江、岷江流域有少许遗存，表明当时三星堆居民的生存并未成为大的问题。

但三星堆文明的确衰亡了，而且似乎毫无前兆地衰亡了。

三星堆文明衰亡的原因，或许如诸多考古学家所假设、判断的那样，是多种多样的，有权力纷争，有宗教纷争，还有自然灾害。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三星堆文明的衰亡，必定与其内部出现的变化有关。因为这种突然出现的内部变化，将昔日三星堆古国权力的相对平衡机制打得粉碎。

那么，这种内因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一定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三星堆古国内部出现变化。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变化能让三星堆联盟内部分崩离析呢？

在初期文明阶段，对古代先民来说，最为致命的因素，莫过于战争或者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社群内部危机。

三星堆人打败了宝墩文化居民，并将他们驱逐或奴役，成为成都平原上最为强大的力量。此后，再没其他族群能够构成战争威胁，更没有出现被强敌环伺的现象。因此，因为战争而导致三星堆社群内部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同样，由于战争而导致三星堆古国酋邦体制崩溃的可能性也不大。

现在来看三星堆文明的各种衰亡征象，更像是与自然灾害有关。什么样的自然灾害呢？水灾。

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看，的确有许多蛛丝马迹。三星堆遗址，靠近马牧河和鸭子河；三星堆古城，三面筑城墙，一面临河，以河水为凭借，构成古城。

这样的古遗址和古城，靠近水面，用水方便，固然有便于生活和生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又有面临水灾的危险，甚至有被水淹的可能性。

只要到过三星堆遗址现场的考古学家，都会意识到，这个古城遗址完全有可能多次被洪水淹没过。因为在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地层，发现有纯净的黄沙土覆盖层。而且，被纯净黄沙掩埋的地层有多处。被洪水漫过，才会有泥沙堆积和覆盖的情况。

实际上，三星堆不仅遭遇过水灾，而且还被洪水泛滥危害过多次。

根据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来看，地层共有八层，其中的第五层、第七层为间隙层，内为纯净黄色黏土，显然应为洪积层。而第八层虽然归入文化层，有少量陶片、石器和灰烬；但该地层为黄褐色黏土，应是生土层上最初的文化层。

发掘报告将遗址地层分为三期文化，可以确定，第二期文化层与第三期文化层均属于三星堆文化，这两个文化层皆为比较湿润的黑灰色和淡灰色黏土^[1]。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地层，开口所处的第五层、第六层也是湿润板结的浅黄色和棕黄色黏土，二号祭祀坑开口地层（第五层）也是湿润板结的浅黄色亚黏土^[2]。这种湿润板结的黏土，显然与洪水泛滥有关。

水灾给三星堆文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三星堆是青铜文明，也是农业文明。因此，三星堆的农业状况，将成为我们首要的关注点。

三星堆遗址地层里因水灾留下的淤泥黏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川西平原上盛行旱地粟米种植，而不是南方常见的水田稻作。为何会这样呢？

考古学家在甘青地区武都考古时发现，史前时期，许多西北的部族都曾沿白龙江、岷山南下过。他们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过一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由湿暖向干冷转化，而这一转化首先使处于自然界的“生态敏感地带”，即半湿润与半干旱、暖温带与温带的临界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在我国，青藏高原东麓和四川盆地西北缘，正是这样一个“生态敏感地带”。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族群向南（四川）迁徙的动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受这次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导致原始农业衰落。他们沿白龙江流域、岷江流域迁徙，同时也将其旱地粟米种植的农业形态带到岷江上游和川西平原。^[3]

于是，距今4000年前后，当鱼凫氏来到位处南方的成都平原之时，他们见到的宝墩文化土著居民的农业，不是水田稻作，而是以粟米（小米）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这种历时久远的旱地种植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现出该地土著民的农业种植传统。

这种农业传统和农作习惯是强大的，即使到了温暖湿润的地方也依然保持着。

源于岷江上游马家窑文化的宝墩文化，其先辈文化是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沙乌都遗址（尽管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还有待确定，但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承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旱作农业，以粟米种植为主。所以，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考古发掘中采用浮选法，发现在金沙遗址宝墩文化三期地层单位中浮选出来的植物种子以小米为主、仅有少量大米这一事实时，让众多学者大跌眼镜。

这少量的稻米是谁种植的呢？显然不是宝墩文化居民种植的。那么，种植这些稻米的人，只能是在宝墩文化中期才出现在成都平原的鱼凫氏。

宝墩文化三期，正是昔日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三苗后裔鱼凫氏来到成都平原的时期，其“田于湔山”，修筑鱼凫古城，将渔猎经济为主、稻作农业为辅的经济形式注入成都平原。

自此之后，“成都平原的农业形态有一个从种植小米到普遍种植稻米的转变过程”。在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遗址的农业种植进行仔细分析过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江章华研究员如是说。

三星堆文明也符合这样一个农业发展规律。

先看蚕丛氏。以夏人、有缗氏、苏美尔人为主形成的蚕丛氏，来自北方和西北旱作农业地区，以粟米（小米）种植为主要经济形式。即使来到适合稻作农业的成都平原，仍保持了传统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形式。(www.xing528.com)

再看看柏灌氏。他们是来自鄂西山区的被夏人强制同化的边缘化苗蛮族，即旁支夏人，其经济也是旱地农业，也是以粟米（小米）种植为主。他们的后裔曾在岷江上游居住过，被视为“低地之人”（氐人），其所务农田有“麻田”而无“水田”。他们种植粟米等旱地作物，一方面与他们的农业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岷江上游山区不适宜种植稻谷有关。岷江上游山区虽然临水，但受土壤、气候、光热等因素所限，至今也不种植水稻。

最后，看看鱼凫氏。他们来自江汉地区，而两湖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稻作农业区之一。他们会种植水稻是很自然的事。在盛行旱作粟米种植的川西平原，受到南方水田稻作农业影响并种植水稻的，就只有鱼凫氏了。当然，他们以渔业捕捞经济为主，相对稻作农业的劳动强度，渔业捕捞明显要低得多，而且效率也要高得多。从蛋白质补充的角度，鱼肉也要优于稻米。所以，稻米的种植只是一种食物的补充，是美味食品的来源而已。

这应该是成都平原早期文化粟米种植多而水稻种植少的主要原因。

可以判断，三星堆文明的农业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粟米种植为主，然后才是渔业捕捞经济，稻米种植只是一种辅助经济。

只要以粟米种植起家的蚕丛氏还掌握着三星堆古国的大权，三星堆古国就会继续保持粟米种植的传统。要想全面推行渔业捕捞和稻作经济，只能是鱼凫氏的一厢情愿。

农业种植方式之争，在三星堆古国之中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有权力制衡的机制，国家和文明才能够维持下来。不过，凡事都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蚕丛氏的美好时光终于要宣告终结了。这个时间段，就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

3100年前，成都平原进入一个降雨频繁、洪水泛滥的时期。

关于史前时期的气候，有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与古史传说为证。

根据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物候气象研究，我们知道在3100年前，不仅是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全国的气候都是温暖湿润的。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到，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碳-14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1400—前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没有这些动物了。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在山东历城县发掘的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分布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

竺可桢先生还根据这些事实提出假设：5000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纬度。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5000年前的仰韶到3000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研究物候与古代气候的著名学者刘兴诗教授认为，距今4500年至距今2500年，是一个全球性极度灾变气候期，即亚北方期。在不同地区，由于具体环境的影响，气候的剧烈变化可能稍有提前或延迟。这段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史前传说的黄帝、尧、舜、禹、汤，直至商代末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面积、持续性的干旱，间以突发性暴雨和洪水灾害。（《史前古气候与原始农业》）

想想看，这样湿润温暖的气候，必然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所以这段时期，是历史传说中的洪荒时期，也是洪水泛滥时期。历史文献对此有许多追忆。

大洪水应该是以距今4100年前后最为显著，因此古史传说中有不少关于洪水的传说，治洪水的著名人物接二连三，其中大禹及其父亲鲧就是代表。中国古籍中有着众多的大洪水记载。《尚书·尧典》记载当时的洪水状况，令人震撼：“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孟子·滕文公》追忆上古的洪水时说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洪水的危害，在上古时期经常出现。

在距今3300年时，商王朝内部为争夺王位，经常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到盘庚执政时期，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盘庚不得不搬迁都城。因此出现了盘庚迁殷的重大历史事件。

与商代晚期同时期的三星堆古国，也避免不了水灾的祸害。而且它所遇到的洪水问题比中原地区要大得多，也要严峻得多。这从成都平原的地形地貌、降雨量等方面能看得出来。

先看看成都平原的地形地貌。成都平原地处长江上游流域，支流众多，有岷江、沱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等大小河流。这些河流自山中流出，形成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的地势容易造成河水在平原上的潴留：西北部是高耸的龙门山、邛崃山，东南部为低矮呈窄条状的龙泉山，东北和西南则是连绵起伏的浅丘和低山。整个地势由西北略微向东南倾斜，海拔在400—750米；加之泥沙堆积很不均匀，因此平原上排水不畅。所以，成都平原河湖沼泽密布，时常潜伏着洪水隐患。

再看成都平原的降水量。成都年降水量不均衡，季风气候，夏季雨量很大。

距三星堆不远的金堂峡上游是著名的鹿头山暴雨区。沱江源头的绵远河、石亭江、鸭子河（湔江）均源于此暴雨区。暴雨一来，极易在河水两岸形成泛滥区。

更要命的是，成都平原上的河流疏浚情况非常不良，这会加重水灾的危害程度。因为商代的成都平原在没有水利设施的情况下，河流往往呈自然漫流状态。《尚书·禹贡》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这句话是讲岷江水系因水流不畅而形成沱水。沱江的“沱”，就是回水充溢的意思。

成都平原的河流水网汇集，形成两个出口：一是通过岷江在宜宾市汇入长江；二是通过沱江穿越龙泉山脉，到泸州市汇入长江。岷江在都江堰宝瓶口处通流不畅，容易聚集江水，形成水沱。沱江水系的绵远河、石亭江、湔江三条河在广汉三水镇汇合后流入金堂，于赵镇与岷江水系的柏条河、青白江合流，横穿龙泉山脉，形成金堂峡。金堂峡与宝瓶口一样，也是水流容易堵塞之处。

金堂峡口是一个狭窄的河流通道。即使在后人已经多次修凿的今天，枯水期水面仅宽5—7米，河底仅宽40米。每至汛期，沱江水奔腾而下，洪水宣泄不畅，常有山崩壅江的现象，情况就更为严重。如果金堂峡被堵塞，附近区域就会成为一片汪洋水泊，广汉三星堆也就无法未免于难了。所以，历史上有关古蜀洪水的传说就不绝于书。

相传杜宇时金堂峡山崩壅江，造成大面积积水。《舆地纪胜》引《国志》云：“会巫山壅江，蜀地潴水。鳖灵遂凿巫山峡，开广汉金堂江，民得安居。”《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金堂县东二十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应作“丛帝”）鳖灵所凿。”《蜀中名胜记》也记载有“金堂峡，相传为鳖灵所凿”。

宝瓶口和金堂峡的出水不畅，都会影响到三星堆。尤其是金堂峡，其壅塞形成的回水沱，直接就能将三星堆一带漫淹。

虽然缺乏蚕丛氏、鱼凫氏、柏灌氏时期的水灾记载和传说，但其受灾的情形应该不比后来的杜宇氏、开明氏时期轻。

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多年来的洪水泛滥带来淤土，使三星堆及成都平原的土壤变成了洪积土。因此，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的地层，都有纯净的黄色黏土和湿润板结的灰色黏土，这些黏土显然与洪水泛滥有关。这种湿润板结的黏土，自然不适合种植旱地粟类作物。

金堂夏季大洪水泛滥的场景

水灾过后，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水田稻作减产是难免的，但多少还会有些收成。更惨的是，粟类种植一定是颗粒无收，而且这一农业种植方式在洪水泛滥的平地上已经完全失效。维持国人生计的，恐怕主要靠捕鱼和采集植物了。

不言而喻，水灾对于三星堆人而言，其后果就如海侵对于良渚人一样。常年的洪水泛滥，给三星堆古国的农业经济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必然会对三星堆这个酋邦古国的政权维持造成致命的威胁。

对以农业立国的三星堆人而言，水灾显然是无法化解的一个难题。以宗教威慑力、青铜器和较高文明掌控酋邦的蚕丛氏，于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稻作农业有取代旱地粟类农业的趋势，这就意味着靠粟米种植起家的蚕丛氏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平衡力量的柏灌氏，也因为旱地粟类种植的失利而顿减重要性，地位也随之下降；能够维持三星堆古国民众生计的，只有捕鱼和水田稻作，而这些恰恰是鱼凫氏的强项。这就使得鱼凫氏在酋邦古国高层决策之中的地位大大提升，话语权也大大增加。

执掌三星堆古国主要权力的蚕丛氏，其权威遇到了大麻烦：老大的地位直接面临着老三鱼凫氏的挑战，而老二柏灌氏又说不起话、使不上力。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形势严峻，已经无可挽救。

全世界许多古代文明，都毁于自然灾害。三星堆文明，也避不过这一劫难——水灾改变了生业，生存的危机导致了酋邦古国的联盟危机。

三星堆古国的瓦解，正是在自然灾害外力的作用下，联盟内部权力平衡机制被打破，由权力危机而导致内部危机所致。

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自然灾害持续给三星堆人加压，而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权力危机，继而导致社会危机，最后造成三星堆文明的崩溃。

于是，问题来了。三星堆古国内部的权力平衡是如何被打破的呢？文明的分崩离析，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这些问题，听我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