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蜀人头上的迷雾：解密川籍身份之谜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蜀人”那样，身份扑朔迷离。这就是三星堆文明为什么已经发现近百年，却至今疑云密布的主要原因。要拨开“蜀人”头上的重重历史迷雾，就必须对“蜀人”一名进行正本清源。

我们知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多处提到过“蜀”，这是有关“蜀”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从文字是个虫形的象形文字来看，便可知道“蜀”字与某种虫有关。因此在汉人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蜀”直接被释为“葵中蚕也”。

但是在殷墟卜辞中，我们又不能把“蜀”视为虫名。因为在殷墟时期，殷人对“蜀”这种蚕虫并无兴趣。他们在卜辞中提到的“蜀”，应该是指那些饲养蚕虫的部族。

由于卜辞中多次提到“蜀”，而且根据卜辞的内容来看，“蜀”的地理方位不一，这就给历史学家发出了两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商代以前就有“蜀”，“蜀”有多处。

于是，“蜀”部族的居住地就成为自古以来的悬案：

郭沫若先生认为“蜀”地当在殷西北；

陈梦家先生认为“蜀”地在殷之西北、西南，绝不是今日的四川；

顾颉刚先生认为“蜀”在汉水流域；

童书业先生也认为“蜀国”可能在汉水流域；

胡厚宣先生则认为“蜀”在今之山东泰安至汶上。

总之，在这些大历史学家的眼中，蜀并不在四川。

“蜀”的历史地域，竟然让上述大历史学家莫衷一是，可见要搞清这事的确很难。要给“蜀”人正本清源，难上加难。不过，对蜀人的研判不应该知难而退。

在梳理了蜀人的历史之后，再来叙述蜀人和其历史地域，我想下述论点，总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大家不妨看一下，再做结论。

“蜀”之名的出现，应该在夏代或更早。“蜀”最初是指一种独特的虫——能够吐丝结茧的蚕虫，有缗氏和有仍氏最早发现并饲养了这种蚕虫（可能是野蚕驯化）。由于他们养蚕是为了缫丝，缫丝是他们的特长，所以以“缗”和“仍”为部族名。而“蜀”最初是野蚕之名，后专用于养蚕的地方称谓。所以，“蜀”这个地名应该最早出现在有缗氏和有仍氏生活的山东境内。

有缗氏后来参与了华夏集团对江汉三苗族的战斗，并承担了和夏人一起监押三苗族西迁到三危山的任务。由于有缗氏携带蚕（蜀）沿汉江迁徙，故途中湖北、陕西、甘肃，最后到四川，留下了许多与“蜀”（蚕虫）有关的地名。到了商代，殷商人将养蚕的部族都视为“蜀”。此时所谓的“蜀”部族，实际上有多个：一个是四川成都平原上最初的“蜀”（三星堆）；一个是汉水流域（今汉中、城固一带）的“蜀”；一个是三星堆蜀国国破之后在成都平原后起的“蜀”（金沙、郫邑）；一个是今山东泰安至汶上的“蜀”。四川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与汉水流域的“蜀人”，其实是同一民族，都是由有缗氏支系、夏人支庶和三苗人融合而成的古蜀人的分支。山东泰安至汶上的“蜀人”，应该是有缗氏（含有仍氏）的后裔。

周武王伐纣时，汉水流域的“蜀国”参加了周的盟军，共同讨伐殷纣王。而山东泰安一带的“蜀国”却站在殷人一边，协助殷纣王进攻周武王。

二者态度不同，结局也迥然不同。殷纣王同党的泰安蜀国，在牧野一战殷人大败之后，没过几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磨至，告禽。”（《逸周书·世俘》）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周武王的军队就从河南的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赶到了山东泰安，灭掉了这个助纣为虐的蜀国。从直线距离来看，二者相距200公里，五天时间正好够用。而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汉水流域的蜀国，则受到周王朝的犒劳，成为西周的盟国。

西周以后，蜀国主要是指四川成都平原的蜀了。汉水流域的蜀国似乎分崩离析或消失了。

但是，在汉代，汉人对蜀人的族源依然不清楚，还是如坠云里。令他们难解的是“蜀无姓”（《世本》）。

既然蜀人的族系无法溯根索源，又无法从史籍中觅得线索，那就只好将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与周邻的氐羌人进行比对。

展现在当时世人面前的是：蜀人与氐羌系的氐人看上去有许多相似性，以至于六朝时期有人直接将蜀人称为“叟”。

的确，在中国川西北、青海东部、陇西南一带，有着一个以祖源传说相类似的众多部落所构成的联盟。虽然联盟内部联系松散，但从外表看上去，却似乎是一个大的族系。这个部落联盟，被中原的华夏民族称为西羌。

西羌人是一个泛称，就像今日人们通称的非洲人、阿拉伯人一样，是中原人对陇西、青海东部、川西北高原这一广大地区古居民的概略称呼。这一称呼恰如当时中原人将中国北方的民族通称为胡，将南方的少数民族通称为越。

这一称呼流传久远，直到东汉时期，人们都对此深信不疑。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范晔在提笔撰写《后汉书·西羌传》时，一定对此说法印象深刻，因为他用了不容置疑的口气来介绍：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

来自南方的三苗被人称为西羌，也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氐羌，的确有些怪怪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活跃在中国南方闽、粤、桂、赣等地的客家人，他们的祖先就是来自唐宋时期的北方中原。因此，由三苗族、有缗氏、夏人支庶及苏美尔人融合而成的蜀人被中原汉人视为氐羌一系，也是很自然的事。

西羌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大族系，古书上说他们“种姓繁多”，这一点不奇怪。想想看，三苗族有多少部落？何况还有被强制同化的苗蛮族——“夏族”，再加上当地的土著族群，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族系肯定会给当时的汉人一种繁杂的印象。

后来，大概汉代人也觉得西羌一名过于笼统，于是，又对这一名称做了修改，将西羌分为氐和羌两大部分。不过，对于蜀人的上层部族有缗氏与夏人而言，并不认同自己是氐羌系的一支。他们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心理，不想与氐羌为伍。(www.xing528.com)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蜀族将自己族源的来历进行了澄清，并制定出族谱，后来就有了蜀人是黄帝子孙的说法。这一说法是：黄帝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下孙子，取名高阳，也就是帝喾；帝喾的庶出支系被封在蜀地，世代为侯伯。

应该说，蜀人虽然有攀龙附凤之嫌，但并非无稽之谈。他们之中确有部分夏人，民族构成的主体有缗氏毕竟来自山东，是夏王族的姻亲部族、夏王朝的轴心国之人；还有来自江汉地区被夏人同化了的苗民，虽然有些勉强，但好歹也能算作是黄帝的庶出子孙。

不过，蜀人到底是底气不足，只敢自称是黄帝的支庶，因为他们很难在谱系上自圆其说，难免有破绽。

古代有一本名叫《世本》的书，对蜀人先祖的说法相对客观：

蜀的先祖，产生于人皇（尧？舜？禹？）之际。无姓氏。他们相传说是黄帝的后人。

在族谱的问题上，蜀人有着坚韧的毅力，他们将有关族谱的传说传之后代，并世世代代流传。

直到汉代，早年蜀国国破，逃到数千里之外的益州、永昌徼外（今越南北方一带）的古蜀人，其国君还坚持向中央王朝进贡，并不断强调自己是黄帝的后代。《汉书·地理志》对此还做了专门的记载。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正名对蜀人来说自有其重要意义。

追溯祖源，标榜正统，目的是要说明其君权的合法性。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蜀人要借此将自己与戎狄区别开来。所谓戎狄，是西北土生土长的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夏族对于异族是有排斥心理的。蜀人不想被华夏族排斥，更不想被剔除出华夏族群。

但是，中原人士对蜀人标榜自己是华夏族后裔并不太认同。他们以蜀人祖先来自青海东部和陇西为由，把他们视为氐族，所以在六朝，中原人士还把蜀称之为“叟”，把蜀人看作是氐羌系的一支。

不过，把蜀人归入氐族而不是戎狄，正是这些历史学家的精明之处。他们发现，氐族是主体来自东方和南方民族的后裔，和西北的土著戎狄不同。在他们眼中，蜀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北方民族，而是一个兼带有南方民族特点的“复合型”的民族。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无法解释古蜀人南北民族特征兼具的现象。

至此，似乎可以说，有关蜀人的来历已大白于天下，笼罩在蜀人头上的迷雾已经散去。

现在，不妨对从江汉地区即豫西南、鄂西北迁到青海东部、陇西一带的三苗和“夏人”的结局做一个全景似的扫描：

迁徙到青海东部、陇西，也就是三危山、鸟鼠山一带高地活动的部分三苗人，由于山高林疏、水草繁茂，无法长期从事渔猎活动，只好常年放牧牛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渐渐适应了牧人的生活。他们和当地的土著族群发生融合，共同构成了西羌的一支。

那些刚迁入三危山、鸟鼠山一带，很快就继续向南迁徙的三苗人，快速通过了白龙江流域，沿着岷江流域南下，最早到达成都平原。他们在成都平原建立起自己的城堡，广汉三星堆古城和温江万春村鱼凫古城便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从事渔猎经济和稻作农业，以打鱼为主要生业，辅以采集和农作。由于用鱼鹰捕鱼，所以被人称为鱼凫氏。

他们是三星堆文明的初创者。

那些活动在陇西黑水、白龙江流域和西汉水流域的山谷间，在文化和种族方面保持了与鄂西北、豫西南土著居民相类似特点的“低地之人”——主要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辅以旱地农业为生。后被尧、舜强制同化的苗蛮人，也即旁支夏人，他们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固有文化特性，其中的主体族群活动在成都平原的边缘山地，后来也下到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成为鱼凫族的部落联盟者。他们被旁人称为柏灌氏。他们是三星堆文明的建设者。

那些迁徙到洮河靠近河西走廊一带的有缗氏、夏人和少部分三苗人，曾和来自西亚的苏美尔人群与文化发生过接触和融合，转辗来到了岷山山区，沿途还融合了一些土著族群，在这里完成了民族融合。在同时期迁徙到成都平原的部族中，他们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支，他们以旱地农业为主要生业，种庄稼，养蚕桑，制作玉器，冶铸青铜器，形成了较高的经济业态。虽然他们是迁徙成都平原的晚到者，但他们强势进入成都平原并强势整合柏灌氏、鱼凫氏，结成三者之间的联盟。他们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主要缔造者。

洮河流域风光

最先，这个部族在岷山被简称为蜀山氏。后来，他们继续沿着岷江南下，到达成都平原边缘山地。

在瞿上，他们改进养蚕技术，完成了集约化养蚕的经济形式转变，故被其他部族称为蚕丛氏。他们和柏灌氏、鱼凫氏组成了酋邦政体的古蜀国。

此时的成都平原，已经有不少的土著居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成都平原上发现的六座史前古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即宝墩村古城、紫竹村古城、双河村古城、芒城村古城、鱼凫村古城、古城村古城，表明这里已经进入了酋邦与部族联盟割据时期。

建立在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之上的三星堆古城（二、三期文化）存在的时期，正是其他古城消亡的时期，只有鱼凫村古城还幸存。这种唯我独尊的局面，昭示着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道理：这个新的部族联盟，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族群，成为成都平原上新的主宰。他们是后来蜀人的先民，我们称之为古蜀人。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能够说明这一潜藏于历史之中的秘密。三星堆遗址一期出土有最古老的器物，与二、三、四期器物差别很大，完全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东西。因而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应该是被征服民族与征服民族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三星堆第一期是宝墩文化土著先民的文化遗物，二、三、四期是古蜀人的文化遗物，是征服者强力同化被征服者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