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族与苏美尔文化的融合：蚕丛与无往不届的守护神

距今4100年至3700年，随同三苗西迁的有缗氏和夏族，在迁徙到甘肃、青海一带的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异及较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互为婚姻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即虽然归属于夏人的一支，但已与中原的夏人判然有别。

无独有偶。1000多年前，元代蒙古骑兵来到云南并驻扎下来，数百年的光阴之后，他们与塞外的蒙古族差别明显，反而与云南的其他民族差别不大。

继续留存在甘肃、青海河西走廊一带的三苗族和监管他们的夏人、有缗氏，其情况正与3000多年后的由蒙古草原派遣到云南的蒙古族情况相似。

这个新的夏人族群，在甘肃、青海的时期，在经历过多重灾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彼此相安无事，经过几百年时间的接触，无论愿意与否，潜移默化，他们之间——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产生了融合。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有幸成为新的青铜文明的传承者。他们也没有料到，在这里居住盘桓的时期，竟然遇到了来自域外的文明。这令他们的文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异。

河西走廊一带，古往今来都是中华与域外的交通要道。古代丝绸之路便是在这一古老的交通通道基础上产生的。

距今3700年的时候，来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流传到我国的河西走廊。这种文明的传播，极有可能是那些因为国破而流亡到甘肃、青海的苏美尔人所带来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叫两河流域文明，即两河流域间的新月形沃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起来的文明，是西亚最早的文明，而苏美尔人则是这一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第一个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乌鲁克、乌尔、埃利都、西帕尔等。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最后苏美尔人被迫臣服于闪米特人。

公元前1793年，闪米特人的一支阿摩利人的君主——汉穆拉比大帝在巴比伦即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新的统一战争开始了。公元前1763年，最后一位苏美尔民族的君主瑞穆辛的首都拉尔萨城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从此以后，苏美尔人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3700年前，销声匿迹的苏美尔人去了哪里呢？

史料无记载，这一直是个谜。

今天看来，很有可能，他们逃亡到了中国的河西走廊一带。其中的一个根据是，在古代语言学中，苏美尔语是孤立语结构，归类为汉藏语系。而灭了早期苏美尔城邦国家的阿卡德人，其语言则属于闪含语系。

也许我们中国人的汉藏语系，就继承了不少苏美尔语的要素。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全球通史》第五章里写道：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不过，与其说苏美尔人的祖先来自东方，还不如说是苏美尔人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毕竟苏美尔人的历史及其所创建的两河流域文明，年代要较我们中华文明更早。

还有，河西走廊一带自古就是民族迁徙大通道。河西走廊有古罗马军队后裔存在的传言，或许能够作为苏美尔人流亡到此的佐证。

公元前53年，即我国的西汉宣帝时期，古罗马的执政官克拉苏派出近5万将士攻打中亚。这支不可一世的远征军最终被强悍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只有一支约6000人的军队，血战数十日后突出重围。但这支幸存下来的古罗马远征军却从此神秘地“消失”了，在古罗马史料中，查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下落。

多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这5万远征军当时已全军覆灭。谁也没有料到，这支远征军的残部后来竟进入了中国，并在中国西北的甘肃永昌安家落户，繁衍子孙。1998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河西走廊上看到这些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的欧洲人后裔时，大家都目瞪口呆。

此是后话。

沿着这样一条古代欧亚通道，苏美尔人逃亡到河西走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到来，也并非是毫无踪迹可寻。

现在是揭开历史谜底的时候了。

距今3700年的时候，苏美尔国灭之后，苏美尔人四处溃逃，大多数人选择向东方即亚洲的东部迁徙。其中一个支系进入古代欧亚通道，来到中国的甘肃、青海地区。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有可能就在河西走廊，与甘肃、青海沿洮河流域居民发生了接触和交流。最后他们与当地文明程度最高的族群发生融合，融入夏族、有缗氏、三苗这一新族群之中。

当然，在婚姻上，有着文明优越感的苏美尔人强调自己的民族属性，保持了血统的相对纯洁。

所以，我们今天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之中，能够看到多种形象的存在，其中高鼻的青铜人像，应该是欧亚人种混血后的真实反映。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那些三星堆青铜文明中体现出的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之中的苏美尔青铜文明因素，应该是在此时得到传承。

当三星堆青铜文明初步展现在大家面前时，我们不难发现，三星堆青铜文明含有来自西亚文明的诸多因素。

通过对两河流域文明的探寻和比对，可以确定，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宗教形式是从苏美尔文明中继承和演化而来的，因为其所体现出的宗教形式，与苏美尔文明有相当多的共同点：

苏美尔有神庙、神龛、祭台，三星堆有神殿、神坛、祭坑。

苏美尔有与人同形的诸神像。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柱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三星堆也有与族人同形的诸神像。三星堆铜人像也是将双手捧于胸前，面部表情平静划一，双目垂敛，呈专注的神态。

苏美尔文化中的石雕组像（局部）

苏美尔有“至高至远”的守护神“安努”和半人半兽的拟人神，三星堆也有超凡的“无往不届，无处不听”的“千里眼”“顺风耳”的守护神“蚕丛”和拟人化的青铜兽面。

苏美尔有“帕特西”，既是一国之主，又是祭神的祭司，握有代表通神和权力的青铜杖；三星堆有“蚕丛”“柏灌”“鱼凫”，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事神的“群巫之长”，握有代表通神和权力的金杖。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崇拜太阳，他们所信奉的神鸟图被称为“沙玛什”，意为“太阳”。恰巧，三星堆也出土有神鸟。这些神鸟从造型和所处的神树及神坛上的位置来看，应该是象征守护太阳的“金乌”。车轮形的青铜制太阳形器也比比皆是。

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陵出土有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利亚出土的青铜神树上也有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的小雕像。三星堆青铜文明同样出土有青铜神树，上面有九只或十只立鸟和攀缘而上欲飞的龙等雕像。

疑似三星堆文化的石雕像

此外，还有一个辅证。

近来，在成都收藏家手里发现有一块古蜀石雕，这块石雕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后裔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是一件石岩片上的浮雕，中间一人头戴三星堆青铜头像之类的冠帽，手捧凤鸟，盘腿坐在花台上；身侧是两个陪侍，鸟首人身，一个是鹰首，一个是三星堆文化中常见的鱼凫首，身着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无领对开袍衣，手举祭祀用的琮形器（推测这块浮雕中间的是蚕丛氏，鸟首人物是鱼凫氏，而鹰首人物是柏灌氏）。石雕不规则的背景上，刻有一些奇怪的文字。

我们知道，苏美尔人常在石片和石岩块上作浅浮雕，用作神庙或殿堂里的装饰。而这块石片浮雕，与之风格基本相同。

在距今4200年左右，出现了短暂的“苏美尔文化的复兴”。其浮雕人物的代表作，就是古地亚首领铁喜·古地亚的坐姿像。而这块石雕上的三星堆人物模样，也是采用盘腿坐姿。这种姿态，在商代是极罕见的。商代人物或为跪坐，或为蹲坐，基本不见盘腿坐姿。

浮雕上的鸟首人身，也与近东的人物造型相似。在埃及神庙里，这类人物造型经常可见。苏美尔神庙里也常有这类半人半鸟、半人半兽的人物造型。

石片上雕刻的文字，既非甲骨文，也非金文，与前面所展示的疑似三星堆玉器上的玉文和红铜片上的文字有些类似，是从象形文字转化过来的。苏美尔人使用的正是象形文字。

总之，将这块石片浮雕与苏美尔人的石片浮雕相比较，不能不惊讶两者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疑似三星堆文化的石雕

我们终于明白，就是在河西走廊，来自西亚古文明中的苏美尔人，为后来兴起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异域色彩。

那些曾经令人困惑的三星堆青铜艺术，终于有了答案——既原始又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造型审美律，奇特而又罕见的造型和服饰，融入其中的先进的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是源于苏美尔人的介入。

而且，这种介入也反映在陶器上。曾经令考古学家困惑的是，中国甘青地区和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双耳彩陶罐，怎么会有北非、西亚中东风格？它们与埃及出土的彩陶罐、伊拉克北部发现的彩陶罐，在形式和图案花纹、风格上相一致，而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中东部地区，则基本不见此类双耳彩陶罐和双耳罐形制。(www.xing528.com)

丝绸之路沿途的新疆、甘肃、青海，在4000年前均流行双耳彩陶罐。这难道是一种偶然吗？

显然不是。这与西亚近东文明的东向传播有关。至此，部分苏美尔人东迁到甘青地区，也就不难理解。

埃及出土的双耳彩陶罐

甘肃辛店出土的双耳彩陶罐

陶器的形制、彩绘、风格的传承和播迁路线，表明这些苏美尔人不仅在甘青地区融入夏人、有缗氏族群之中，还将类似西亚近东风格的双耳彩陶器一并传播进来。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盛行的双耳陶罐和双耳彩陶罐，表明这里曾是融入苏美尔人族群的迁徙通道。而这一迁徙，又正与历史文献中的蜀人先民居于岷江上游的记载相符。

这个新融合而成的族群，是怎样来到成都平原的广汉地区的呢？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试着来做一个全景似的描述：

距今3700多年，正是夏朝衰落的时候，对于受命监管三苗的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这些坚持在甘青地区的正在形成的新族群而言，离开的机会来了。

岷江上游茂县、汶川出土的双耳彩陶罐、双耳黑陶罐

夏桀忙于与商汤的战争，根本无暇西顾。一直处于被松散监管状态的三苗族和奉命监管的夏人、有缗氏失去了外力约束。何况他们长时间地在一起，逐渐发生了融合，他们的身份已经模糊，已经无所谓监管与被监管之分。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彼此之间融合和扩张的需求，使他们更趋向于寻求新的发展之地。昔日陆续传来的先期南迁成都平原的三苗族及旁支夏人的消息，无疑时时撩拨着他们的心。

三星堆出土的双耳陶杯

历史任务已经解除，自由行动就开始了。

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传达着由三苗变为鱼凫族、由旁支夏人变为柏灌族的信息，并得知他们被土著民排斥、迫切需要有后援支持。于是，更多的人很自然地开始沿着黑水河而下，进入岷江上游，然后沿岷江而下。也有一些人沿着洮河而下，进入白龙江和嘉陵江流域。

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出现了。

在大规模迁徙的途中，即行至今日汶川、茂县、北川一带名叫石纽的地方——历史传说曾是大禹父亲鲧的封地，也是禹出生的地方，传来了夏王朝被商人推翻的消息。消息让他们感到震惊，也使得这个新的族群迁徙的脚步停了下来。

为了纪念被商人推翻的夏王朝，不致数典忘祖，这个归属于姒姓夏人的复合族群在此举行了祭祀祖先、模拟大禹再生的仪式。

毫无疑义，这个仪式是规模空前的、盛大的、特别庄严的。它给族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当地留下了有关大禹出生的“禹穴传说”，并且世代传颂。

姒姓夏族模拟大禹再生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早期宗教行为，也是人类学田野考察常见的一种仪式行为，是通过象征性的行为来达到使夏族起死回生的目的。在夏王朝被推翻之后举行这种类似巫术的宗教礼仪，其企图复兴夏王朝的想法是非常明确的，也是非常自然的。

很明显，他们采用了保存多年的夏族的祭祀礼仪与用器（主要是玉礼器）。这就是为什么在茂县、汶川的玉器窖藏之中能够找出与夏文化玉器相似的器物，以及在已处于商代晚期的三星堆祭祀坑里还能找到全国其他地方都不流传、也不使用的夏代器物或夏式器物的原因。

正是因为姒姓夏人在四川西北部有此举动，影响深远，对当地羌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关古蜀的古籍往往要谈到“禹生石纽”。

作为蜀人的扬雄，对于蜀中汉以前故老相传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蜀王本纪》（徐中舒先生认为是蜀汉人谯周所著）是这样描述的：“禹本汶山郡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

汉魏时期蜀地的有名学者基本都持“禹生石纽”之说。三国蜀汉的秦宓，西晋的常璩等人甚至将石纽所在地也指出来了：“禹生石纽，今之汶州郡是也。”（《三国志·蜀志》）

“夷人（羌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华阳国志·蜀志》）

汶州郡就是今天的汶川、茂县一带，再加上北川县，正是今天羌族聚居的地方。“禹生石纽”，石纽是羌族居住地，不是与“禹生西羌”之意暗合吗？

由此看来，禹与羌有关系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

羌人故老相传，自称是大禹之苗裔（支庶），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甘肃、青海及岷江流域与姒姓夏人有所混血的缘故。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存在着多个大禹的出生地——甘青之地和川西北石纽。也就不难理解浙江有大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四川也有与禹有关的涂山氏传说这种奇怪现象。所谓涂山氏，是指与夏人通婚的、来自山东的有缗氏；所谓涂山氏也就是蜀山氏，即放养“蚕虫（蜀）”的有缗氏山民（古无轻唇音，涂为古音，后演化为音“蜀”）。

有缗氏与夏人是联姻部族，最先在东方海岱地区，后来来到四川岷江流域，还是与夏人联姻的部族，只是他们与这些先西迁后来又南迁的夏人构成了一个具有新意味的姒姓夏人族群。

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

图中这类山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蛋壳黑陶礼器，却完整地出现在岷江流域的四川茂县、汶川一带，是来自山东的有缗氏辗转迁徙到岷江流域的铁证。

这个以有缗氏、姒姓夏人与苏美尔人融合的族群，少数人沿岷江上游分布，大部分人并没有停留下来，继续南下。

沿着岷江迁徙，他们走走停停，经过今日的理县、茂县、汶川、都江堰等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龙溪玉，即各类玉石器，为软玉、岫玉、蚀变白云石、变质花岗岩大理石等。专家鉴定推测，玉石料来源于龙门山脉南段，即茂县—汶川—灌县一带，此即一个佐证。）他们在岷江山区停留下来，沿着龙门山脉，在茂县、汶川和彭州等地开凿矿洞，目的是获取铜矿和玉矿。他们在“瞿上”停留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在“瞿上”停留呢？

因为他们需要在成都平原的边缘山地盘桓。一是休整迁徙队伍和人群。二是摸清成都平原的形势，以便选择居住地。三是需要与已经在瞿上生活的柏灌族进行整合。四是要在岷山与成都平原交接处放养蚕虫，形成养蚕经济。

他们之中的有缗氏在适宜养蚕的岷江流入成都平原交接处的山地大量放养蚕虫，并且形成规模化养蚕。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们饲养蚕的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很大的成就：经过驯化和培育蚕种，过去野放在桑树、柞树上的蚕，现在可以聚集饲养，形成集约化生产，蚕茧的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由于他们饲养的蚕是放在草堆或草树上成堆簇养，旁人称此为“蚕丛”，并以此指称这个由有缗氏、夏人、苏美尔人及少许三苗人融合而成的族群。

蚕丛氏一名就此得来。久之，他们自己也习惯了这种称谓。

蚕丛与柏灌，由于都属于与夏人有关的范畴：蚕丛氏中的有缗氏是夏人的婚姻部族，姒姓夏人的文化传承和习俗又与柏灌氏的主要组成旁支夏人大体相似，所以蚕丛氏与柏灌氏的民族整合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蚕丛氏要下到成都平原，稳妥的居住地是广汉三星堆一带，因为这里没有被土著居民包围，较之温江万春镇鱼凫城要安全得多。但前提是，他们要与已经居住在三星堆古城的鱼凫族形成利益共同体。

然而，与鱼凫族的整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老相传的三苗的历史耻辱，长期受监管形成的逆反心理，并不相同的生业经济形态等，都会让由三苗转变而来的鱼凫族有抵制的心态。

但是，鱼凫族最终妥协了，答应了。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这个与夏人相关的蚕丛氏族群，整合了柏灌氏（被同化的旁支夏人），而柏灌氏是与鱼凫氏有密切关系的族群，而且在族源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蚕丛氏族群里还有少量被融合的三苗族人，这些人都是曾经的兄弟姊妹；比如这个融和有苏美尔人的新族群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他们武器锐利、兵强马壮；比如他们有着相对规范并达到一定高度的宗教，有强烈的宗教魅力和宗教统摄力，等等。他们达成了相互抱团发展的协议，形成了以蚕丛为首、柏灌次之、鱼凫为主体的联盟。

终于，通过瞿上整合和结盟，蚕丛氏——这个大规模迁徙浪潮中的晚到者，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了成都平原上。他们望着广袤的平原，欣喜异常，感谢上苍赐给他们这样好的一块土地。

自然，他们的迁徙遇到了强硬的阻力。不过，这与以前鱼凫氏单独面对土著居民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那时他们势单力薄，勉强能够自保。而此时，土著居民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新崛起的部族联盟——蚕丛、柏灌、鱼凫联盟。

因为争夺土地，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族联合起来，与成都平原上的土著居民——宝墩文化居民发生了武力冲突。

与以前的武力冲突不同，时移事异，昔日古城林立、土著居民包围鱼凫氏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众多土著族的古城反处于新来者的包围之中。

宝墩文化晚期进入一个战乱时期。

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联盟守卫着自己建成的三星堆古城及继承下来的鱼凫古城，用武力消灭了当时成都平原上8个古城中的6个。

被打败的土著民溃散逃亡，大多进入了成都平原的南部、东部边缘地区和丘陵地带。留下的土著居民又被强制同化，或者成为奴隶。然后蚕从氏、柏灌氏、鱼凫氏在平原上安顿下来，繁衍后代。他们就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