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古城在宝墩文化几个古城的包围中存续问题

对新迁入地三危山、鸟鼠山的环境最不满意的，是来自江汉地区的三苗族。他们在江汉地区时长期从事打鱼捕捞、捕捉野兽的渔猎活动，同时采集野生果蔬，还有耕作稻田。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生存压力并不大。

但在三危山、鸟鼠山、汶山地区，三苗族的生存遇到麻烦。首先是渔猎捕捞生业遭遇巨大困难：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岷江、嘉陵江上游流域，均为河流上源，系冰川雪水融化，山高流急，水生动植物稀少，捕捞不易；山高植被稀疏，可供采集的食物也很有限；况且周边山地都是旱地，只能种植旱地作物，没有水田，无法稻作。

其次，习惯于南方湿热气候的他们，在三危山附近相对干冷的气候环境里，难免水土不服。

监管他们的，是同属于南方民族的旁支夏人，虽然自称是夏人，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喜欢南方滨水地区。他们与西迁的三苗族一样，对三危山、鸟鼠山、汶山的环境也感到难以满意。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在西迁的三苗族与他们的监管者都情绪沮丧之时，他们的迁入所在地——甘肃、青海交界处，发生了令人恐惧的灾难，而且是多种灾难频发。

这次灾难，无史料记载。但幸好有考古资料，让我们能够从中窥得一二。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家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个时期甘肃、青海灾难的珍贵资料。

距今约4000年的喇家遗址从1999年开始发掘，出土了数十具古人类遗骸，姿态各不相同，神态各有差异，忠实地记录了一场灾难突然降临的瞬间，让人深感震撼。遗址保留了地震、黄河大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多重灾难留下的痕迹。

这处遗址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曾被列入2001年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古城”，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

灾难来临，人们惊慌逃难。面对洪水、泥石流和地震，迁来此地不是很久的三苗族和旁支夏人，惊慌失措，下定决心要离开此地。

较长时间的共处，西迁的三苗族与监管他们的旁支夏人已经是休戚与共，大家都有继续迁徙的强烈意愿，希望能够找到与江汉地区气候环境相似的地方。他们决定调整迁徙的方向，转向南迁徙。

这个新的混合族群，或者称为联合族群，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便逐渐地向东南方向迁徙，通过白龙江流域，顺岷江而下。他们开始是试探性地、一小批一小批地、偷偷地溜走，规模不算大，但后续人群却越来越大。到后来，大规模的迁徙随之出现。

迁徙的先头部队，先期到达成都平原边缘。

成都平原是一个湖相堆积的冲积平原，河网密布。遥望着这个与江汉水泽相仿的、宽阔的成都平原，外迁而来的三苗族自然是高兴异常。但是他们不敢轻率地下到成都平原去。因为此时，成都平原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土著居民。这些土著民就是成都平原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他们来自岷江上游，在更早的时期，大约5100年前由甘青地区南下迁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宝墩文化的居民。他们是旱地粟米（小米）的种植者，与马家窑文化有关联（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农业的转型与聚落变迁》）。

三苗族在成都平原边缘山地一个名叫“瞿上”的地方停留下来。

“瞿上”这一地名，常见于有关古蜀的文献记载。瞿，《说文解字》解释为“鹰隼之视也”。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解释“瞿上”时说：“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

瞿上的地望，有两说，一说是今双流城东马牧山九道拐，一说是今天彭州市的天彭阙。至今历史学家仍有争议。

其实，由高地沿江河迁徙到低地平原的任何民族，只要是大规模的迁徙，涉及土地等生活资源的需求，都难免会与平原上的原住民发生矛盾和纠纷，甚至爆发战争。他们通常会经历在进入平原的边缘处——类似“瞿上”的地方进行“居高临下”的戒备，寻机进入平原的这么一个阶段。所谓瞿上，应该是指岷江流入成都平原的边缘高地，即都江堰到双流这段岷江及其支流水域的边缘高地。这一区域内的临江高地，都可以称为瞿上。

正是此类由山地迁到平原的先民事例，其居高临下的态势给古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谈到四川古代民族初起状态时，古籍中通常使用“降居”“降处”这样的词语。如《大戴礼记·帝系篇》云：“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经·海内经》亦有“昌意降处若水”的记载。而若水一直被认为是四川的雅砻江。

同样道理，居高临下的三苗族虽然暂居瞿上，但不会在瞿上盘桓太久，他们一定会急不可耐地从瞿上下到成都平原，因为那里的气候和环境，无疑是他们所喜欢的。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大妙。从山地来到平原，三苗族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带有敌意的土著人群。由于人数不够多，他们被成都平原上的土著居民包围。无可奈何，为了自保，他们在成都平原上建立起自己的城堡——鱼凫古城。于是成都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鱼凫古城，在今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附近，它被众多土著居民所筑的城堡包围着，成为成都平原上众多城堡中的异类。

鱼凫古城的周围，有众多的城堡：

正南面，是位于新津县城西北5公里处的宝墩村古城；

西南面，是位于崇州市西南25公里的隆兴镇紫竹村古城；

正西面，是位于崇州市北16公里的上元乡双河村古城；

西北面，是位于都江堰市南约12公里的青城乡芒城村古城；

东北面，是位于郫县城北约8公里处的古城村古城；

西南面，是位于大邑县的盐店古城、高山古城。

这些史前古城，时代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至前1700年。考古学上称之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的古城包围圈里，鱼凫古城处于正中间。每个外围古城，距鱼凫古城只有几十公里。除了东面没有古城址，仅以北、西、南面而言，鱼凫古城已经被宝墩文化的几个古城严密地包围起来。

鱼凫古城的东面没有宝墩文化古城遗址，有两个可能性：一是还没有被发现；二是东面地势偏低，4000多年前，此地有可能是沼泽地。而后一种可能性很大，成都平原是湖相沉积，四川盆地的水潴留于此，当地宝墩文化土著居民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只能利用东面沼泽而从其他三面来包围鱼凫古城。

关于这个判断，当然不是无稽之谈。在中国地图上，数千年以来，唯有成都这个城市自建城以来从未搬迁过。但成都的区位和市区，确实有一个由西向东迁移拓展的趋势。(www.xing528.com)

成都市区的东面，应该有一个沼泽渐次干涸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鱼凫古城的居民并非成都平原上的原住民，他们的人数与宝墩文化的土著居民相比，是少数，难免会遭到排斥和打击，双方的纠葛与矛盾自是不断，甚至会发生流血事件。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外来的三苗族在成都平原上必须小心谨慎，必须与周边的城堡主人友好共处，这成为他们立足的生存之道，否则就有被土著人围攻甚至被消灭的危险。

这一段时期，是成都平原城堡林立的史前时期，也是行将迈入文明时代的时期，即考古学家所称的宝墩文化时期。

在成都平原的边缘高地定居下来的三苗族重操旧业，开始了他们曾经在江汉地区营生的渔猎方式。由于他们用鱼凫（俗名“鱼老鸦”）来帮助捕鱼，所以周边的土著居民便称他们为鱼凫族，而他们建立的古城，也被称为鱼凫城。久而久之，鱼凫古城这一古地名便穿越千百年流传下来了。

三苗族还带来了江汉地区的稻子，种植水稻，作为辅助经济。成都平原种植水稻的历史就此开始。这也就解开了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谜题：为何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主要种植粟米，却有少量稻作的存在？原来稻作是江汉地区三苗族的杰作。

当然，被称为鱼凫族的三苗人也并非过得惬意，身处土著居民的包围之中，自然不满意现状。他们也想拓展自己的势力，但鉴于实力有限，他们只能等待时机。

稍晚时期到达成都平原边缘的另一部分三苗族，接受了前期到达成都平原的三苗族的经验教训，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进入平原的路线，即通过彭州天彭阙这一“瞿上”高地进入成都平原。在进入成都平原之前，他们先在天彭阙俗称“海窝子”的地方稍事停留，因此史书上留下了“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湔山即龙门山的一段，位于彭州“瞿上”附近。所谓“田”，即田猎，指从事渔猎与稻作活动。这是他们伺机下到平原之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

后来机缘恰当之时，这批三苗族便直下成都平原，来到距彭州“瞿上”不远的广汉三星堆。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迁徙路线比较靠谱：由三星堆向西北方向略作移动，便是彭州天彭阙即海窝子，两者相距不过十数里，整个地势正是处于由盆地山前地带过渡到成都平原的地方。

广汉三星堆位处河流水泊的平原，特别符合这批三苗人的期望。他们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建立城堡，从事着使用鱼凫捕鱼的打鱼生业和稻作经济。他们留下的陶器及其他文化遗迹，在我们今人看来，与江汉地区的某个文化（有学者命名为“白庙文化”）基本相似。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与三星堆文化遗址二、三、四期陶器相类的江汉地区的这支考古学文化，与前者应该是同一个文化。

虽然目前结论并不统一，但两者文化传统的一致，使我们有必要将他们联系起来。

距今4000年左右，成都平原和江汉平原同时出现了使用相同器类——陶器的部族，这意味着什么？是偶然吗？是巧合吗？显然，都不是。这只能表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集团。江汉平原上的这个部族属于三苗集团，那么成都平原上使用同类陶器的部族，无疑也是外迁而来的三苗族。

创始广汉三星堆文化的三苗族，同样被成都平原上的土著居民称之为“鱼凫族”。我们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二、三、四期文化遗存，以及最初的古城遗址，都是鱼凫族的杰作。

比起鱼凫古城的居民，三星堆古城的居民要幸运得多，至少他们没有面临被土著居民包围的困境。但要改变处境，也需要等待时机。

那些随同三苗族沿江迁徙的旁支夏人，本来准备下到成都平原，但见到三苗族被土著群族包围的窘境，而他们人数更少，便不敢造次；何况，他们本以山地农业为生业，更习惯在“瞿上”高地生活，所以他们就在成都平原边缘的山地，即都江堰、彭州一带的山地长期滞留下来。

这一带的浅山区，传统生业是旱地农业，以粟和块茎作物为主，与这些旁支夏人昔日在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生业是十分相似的。

考古发现，鄂西北、豫西南一带发现的青龙泉三期文化（有人称为“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是以旱地粟作为主要的经济生业，再辅以渔猎经济。这一带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特别是淅川下王岗遗址，明显受到先二里头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涵化，最终被同化成为夏人。原本是三苗人，但被夏人同化，成为夏族的旁支。这一过程，就是“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的结果。

由于他们常年在平原边缘山地进行农业种植生活，相对在岷江流域的高山上放牧的“云上民族”羌人而言，他们生活在较低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后裔在春秋时期被称为“氐人”，意即“低地之人”。而岷江将要流入成都平原的那段，又被称为“氐水”。氐水的得名，显然与氐人在此居住、生活有关。

氐人很有可能就是后来古蜀文献记载中提到的“柏灌”族。著名民族史学家蒙默先生对此有研究，他指出：“柏灌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地区今都江堰市‘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

当然，这种推测，主要与氐人的文化特性有关。

关于柏灌的来历和历史，早期文献上一直暂付阙如。我们只知道后期的零星记载，如南宋蔡梦弼《成都记》云：“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徙。”此说当是故老相传而作者追记的。还有《蜀王本纪》辑佚中的零星记载。从其名字看，文献多异，或灌（柏灌），或権（折権），或濩（柏濩），或雍（伯雍）。总之，其名字与鸟有关，因为这些名字中都有“隹”字旁。在古文字中，“隹”就是鸟的意思。可知，柏灌族人的生活习俗或图腾崇拜是与鸟有关的。

虽然现在还无考古学资料证明，但是我们推测，古人将柏灌部族与鸟联系起来，可能是基于氐人的头饰插鸟羽的这一文化现象。

今天岷江流域的平武县白马人，历史学者基本都认为他们是氐人的后裔，白马人无论男女，头部都插有鸟羽装饰。因此，柏灌族的得名，很有可能与他们头插鸟羽装饰有关。

氐人以农业种植为生业，从事旱地粟作农业，渔猎和采集只是农业经济的补充。柏灌族以农为本，史书记载“柏灌氏观坂务农”。氐人活动的范围也与柏灌族活动的范围基本重合，都是在成都平原边缘的山地一带。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时，其水利建筑工人，多是来自都江堰、汶川、彭州等地的氐人。罗开玉教授所著的《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一书，对此有详细评说。

氐人中流传的神话传说，也表明他们的祖先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神话，无论是《西游记》，还是《封神榜》《宝莲灯》，抑或是《三教搜神源流大全》及诸多道教神谱，都提到有二郎神杨戬、梅山六兄弟。他们都是厉害无比的神，提到籍贯，又都说是灌口即今都江堰人。而二郎神“纵目”，文献记载蚕丛“纵目”，三星堆青铜器也有纵目人形象，现今的白马人的戏剧表演又有纵目的面具。这些传说和现存的文化现象，肯定不是一种巧合。

古代文献常将柏灌与蚕丛、鱼凫并列起来，称他们为蜀王，显然他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华阳国志》说他们各称王数百年，仿佛与尧、舜、禹一样，彼此之间有前后承袭的关系。

实际上，他们之间并非前后承袭的关系，而是部落联盟的关系。因为我们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三星堆青铜人像能够看出，他们之间颇有差异，不会是一个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合而成的部族联盟。

柏灌族极有可能是在瞿上完成了与鱼凫族的联盟整合，成为鱼凫族对付土著族群的盟友。大约在距今3600年时，柏灌与鱼凫、蚕丛共同构建了三星堆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