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600年至4100年，是中华历史上值得重视的时间段。这段时期，是中华大地上文明多中心形成的时期，也是考古学家所称的龙山时代：中华大地文化整合加快，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文化趋同的现象。
海岱集团特别是大汶口人的持续西进，激活和壮大了中原文化的文明因子，加快了中原文明的进程。连带江汉地区，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
这一进程，是以玉琮时代的全面到来为标志的。
许多地区的古文化，开始接触玉器和掌握玉器的制作方法。比如，在山西即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不仅在晋南陶寺文化类型文化遗址，而且在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钺；再往上游，陕西的神木、石峁一带也出土有很多龙山文化玉器，有大玉戈、玉璋等；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出土有较多玉器的遗址有日照两城镇、胶州三里河、郑州大河村等。
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江汉地区，由于文化整合，新的文化因素流行。好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地的文化面貌有了明显变化。玉器开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重器。祭祀用玉和相关礼仪，开始传播并普遍盛行。
山西苪城清凉寺遗址出土的玉琮
在大略相同的一段时期内，缺乏玉器制作传统、基本不使用玉器的石家河人、陶寺人、王湾三期人，先后拥有相当数量的玉器，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要与玉器结缘呢？
这其中一定有某种隐秘的原因。
不管怎样，事实就是如此，距今4400—4100年，中原成为众多文化觊觎的重地。考古发现让我们不断地认知这一事实。
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例，这是一处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遗址中部是仰韶先民的居住区，房基相叠、窖穴密集，两处仰韶文化晚期的氏族公共墓地分别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和西部。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四周边沿地带。夏商时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在遗址的西南部。
如此完整的古文化遗址系列，为研究当时的古文化发展动态提供了样本。遗址中，仰韶文化（距今6800—4400年）遗存最为丰富，文化层最厚处达12.5米。经1972年—1987年21次发掘，清理出房基47座、窖穴297座、墓葬354座，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500多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色彩绚丽、图案丰富。其中的彩陶双连壶造型独特，被誉为“中国史前最美丽的彩陶”。彩陶中的太阳纹、日晕纹、星座纹等天象图案，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
诸多文化现象表明，仰韶文化的根基深厚。不过，仰韶文化并未能够独统天下。来自东方和江汉的文化，显然与仰韶文化的先民有亲密接触。因为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的遗物，如大汶口文化的鬶、盉、背壶，屈家岭文化的双耳盆、单耳杯、粗圈足盘等。
郑州大河村遗址中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遗物足以表明，在仰韶文化晚期，这儿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处——他们在中原逐鹿。
龙山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众多文化依然在博弈。但他们的实力此消彼长。有些势力增大，有些势力消减。
本土成长起来的王湾三期文化，亲晰地感受到身边的外来压力。
在早期阶段（4400年前），来自东面的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南面（江汉石家河）的文化因素及北面（关中、晋南）的文化因素都明显存在。到4100多年前时，即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后期，各种文化势力的争夺开始加剧，对峙与胶着的状态出现分化。
这种分化，因为一个来自山西晋南盆地、曾被称为山西龙山文化的陶寺文化而迅速放大。由于陶寺文化的介入，河洛—郑州地区的中原文化加快了文化整合的步伐。
中原逐鹿，仿佛一盘围棋，面临收官阶段。
陶寺文化上层集团的南迁，给这盘正处于博弈阶段的围棋下了一个重手。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整合，终于尘埃落定。
陶寺文化在中原是如何后发制人的呢？这无疑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历史事实。
从陶寺文化早期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文化缺乏玉器制作的传统。因为它没有玉器，也不使用玉器。但到中期，其文化面貌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是，陶寺文化开始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出现，给人一种突然的感觉。它们是从外传入的，还是陶寺人自己制作的？这令考古学家困惑。
有考古学家由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玉礼器（玉钺），联想到良渚文化的玉钺、玉琮、冠状饰等器物，再联想到良渚文化在4800年至4400年的扩张，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认为海岱地区的良渚文化已经扩张到中原地区的晋南盆地。
看看陶寺文化中的权贵们与玉器的关系。
考古学家在陶寺文化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中、小型墓分布密集。
清理出的一座中期大墓，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发现一具被腰斩的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既是大墓，说明墓主是有身份的贵族或领袖，年轻且被腰斩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受到处死的刑罚，一种是战死。无论是处死抑或是战死，按道理，都不应该将两截身体一正一反来埋葬。为什么会这样呢？
直到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个大墓墓葬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晚期的扰坑扰乱了墓主的尸骨。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半部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也被扰坑毁坏。
依稀可以看出墓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墓主的头骨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
扰坑底的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一件、玉钺残块一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
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彩绘陶器包括折肩罐、圆肩盖罐、双耳罐、大圈足盆、深腹盆、簋等，漆器包括豆、箱、标杆、钺柄等，它们组成了陶寺文化中期新的礼器群。
这座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墓，留给人们两点印象：
一是大墓的随葬品反映出中期大贵族的丧葬礼制有大变化，随葬品丰富；
二是反映出这个阶段的陶寺文化改成崇尚玉器，玉钺具有威权意味。
考古学家根据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墓葬随葬品的变化，认为陶寺中期大贵族的丧葬礼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暗示，在陶寺文化中期，虽然陶寺城址继续作为王都聚落存在，但是陶寺文化统治集团（家族）有所变化。联想到这一时期尧、舜分别在晋南盆地建都的历史传说及尧将王位禅让于舜的历史传说，陶寺文化中期的这一变化似乎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端倪。(www.xing528.com)
至少，我们知道，陶寺文化的上层曾经在中期改朝换代过。稍后的时代，显然是争斗空前激烈的年代。
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五个人颅骨，从扰坑的时代属于陶寺文化晚期来看，足以说明陶寺文化晚期斗争的激烈程度。
尸首分离，埋在陶寺墓葬区，即使是扰坑内，多半也应该是本族人。如果是俘虏，除非是殉葬或随葬。但陶寺文化晚期就没有大墓，所以不会有殉葬或随葬的情况出现。结论是，扰坑里的五个人是被部族联盟杀害的死者，他们受到严厉的惩处，被枭首示众。
威权，在陶寺晚期显露无遗。
陶寺人一改先前习俗，转而崇尚玉器，要说他们一点没受良渚玉文化的影响，显然不合实情。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钺，表明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确受到良渚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良渚玉文化之中，虽然也有玉钺，但最重要的器物是玉琮；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的情况如出一辙。但陶寺文化最重要的玉器是玉钺，也许有玉琮，但还未发现。
玉琮，背后隐藏的是神权，威权是神权的自然衍生物。玉钺，以兵器形式呈现于世人，象征兵权，是威权的直接象征物。两者制作的目的和动机不一样，表明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联系的客观存在。但这种联系是表面的，缺乏深刻的内在联系。
不过，玉琮和玉钺带来的结果则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威权。这就叫“殊途同归”。
掌握威权的陶寺统治集团在陶寺文化中期末，放弃了晋南的根据地和大部分百姓，转而沿着汾河、黄河顺流而下，向河南河洛地区迁徙。他们要到河洛地区去发展，挟威权和财富南下，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陶寺统治者与河洛地区的文化产生了交集，同样在考古发现上得到证实：考古学家发现，在河洛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阶段）中，来自晋南的少量的鬲、甗类炊器对本地文化产生了影响。
考古学家常怀颖博士对河洛地区文明的进程有深入研究。他对王湾三期文化陶器上的此种变化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这种影响更多地源自人员的流动或通婚，而非文化间的互动（《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初探——以河南中、西南部为观察中心》）。
陶寺文化的上层集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融入王湾三期文化之中，最大的可能就是与王湾三期文化的上层集团通婚。这种方式代价最小，也最易成功。否则，后面来到河洛—郑州地区的陶寺上层集团，怎会如此便捷地融入势力强大的王湾三期文化之中？
陶寺上层集团不率全体部族南下，显然早就有了兵不血刃的考虑。以通婚的形式来达到掌控王湾三期文化，进而掌控中原的目的，这是一个高招。足见尧、舜的谋略非同一般。
正是这种人员的流动或通婚，将来自晋南的尧、舜等部族统治者带入了中原河洛文化之中，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掌控了王湾三期文化之后，尧、舜扩张的欲望高涨起来。先要小试牛刀，他们瞄上了身边的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
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虽然地处偏僻，仍然成为多种文化势力的争夺之地。龙山时代早期，这一地区是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的势力范围，即过去所谓的“青龙泉三期文化”。有人把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这类遗存称作“湖北龙山文化”。
这类遗存最初发现有湖北郧县青龙泉上层（即第三期文化），以后相继发现了湖北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下层、松滋桂花树上层、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孝感碧公台与涨水庙、枝江关庙山、江陵蔡家台和张泉山、圻春易家山等遗址。在河南西南部丹江流域也有不少与青龙泉三期相似的文化遗存，如著名的淅川下王岗遗址。
青龙泉遗址上层出土的小口高领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型，直接继承晚期的屈家岭文化而来；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别如彩陶纺轮、外表涂饰红衣后施以黑彩的陶器等，也都与其前身屈家岭文化有密切联系。其年代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这类暂归入“青龙泉三期文化”范畴的遗存，分布地域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其年代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南北相毗连的鄂西北、豫西南两地区，关系更为密切。
在这一段时期内，豫西南与鄂西北一样，来自江汉的文化因素占据明显的优势。
王湾三期文化和来自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只有不大的影响力：王湾三期文化的鼓腹罐和屈家岭的垂腹罐勉强能够并驾齐驱；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单、双耳杯艰难地取得一席之地。而继承屈家岭文化导致改型的自有陶器，成为这类遗存的文化主流。
不过，正如俗语所说：人无百样好，花无百日红。到了龙山时代晚期，豫西南一带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青龙泉三期文化在没有衰败迹象的情况下突然中断，上述文化遗存之中原本丰富的陶器器类组合不见了，仿佛突然消失一般，只有碗、钵一类简单食器得到继承。而来自王湾三期文化的高领折肩陶壶开始盛行。
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大增，反映在存储器上独领风骚，几乎占据所有器类。而来自关中和江汉的文化因素，则萎靡了。此后，豫西南的文化遗存之中，王湾三期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无论是器物种类还是器物的数量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器物的造型风格被王湾三期全面接替；在炊器、饮食器上，全面体现出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力。
来自关中和江汉的因素销声匿迹了。王湾三期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上趋于统治地位。
豫西南和鄂西北的古文化遗存的这种变化，如果从区位、时间、历史事件来考虑，均与古籍上的尧征三苗，“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史实相符。
这种文化上的突变，宣告了上古时期中原逐鹿活动的结束——鹿死在华夏族之手。
中华文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逐鹿中原行动虽然结束，事态的发展却并未结束。而是引发了另外的文化冲突——扩大化的冲突，导致了中华大地上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留给古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被载入了古代文献——无论是正史还是诸子百家，都有许多相关记载。
直到410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研判文献，条分缕析，索隐溯源，终于有所醒悟。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创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三星堆人，均与这次战争有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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