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经过对王湾三期文化多年持续的研究，对其发展脉络已经渐渐清晰。可以确认，王湾三期文化与华夏族有明确的关系。
这个文化发展起来的强势锋芒，不仅让陕西客省庄—陕西龙山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都退避三舍，而且让豫西、豫西南、豫南的土著势力全都臣服。
当王湾三期文化快要达到鼎盛时期时，周边的文化也处于躁动时期。这种局面预示着中原大地上的河洛集团已然向华夏族转换并且开始成型。
河洛集团为什么会发展成华夏族呢？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尧、舜、禹是华夏族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点，恐怕大家都无异议吧？那我们就从尧开始谈起。
尧是什么地方的人？
古代史籍多认为尧的祖上是在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古称陶唐氏。《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引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持此说。
史学大家徐旭生先生认同上述古籍的说法，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
后来，由于海岱集团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来自东边族群的侵扰，遂率部西徙。
迁徙的路线，据何光岳先生的研究，是“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炎黄源流史》）。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以考古发现支持了何光岳的说法，他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一文中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山西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所谓涧沟类型，就是指龙山时期河北邯郸一带的文化遗存。这一文化遗存曾被称为河北龙山文化。
事情似乎变得清楚了。相关古籍的论述，再加上出土文物资料，二者相互佐证，揭示了太原许坦型文化、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山西太原，定居太原可能性的真实存在。
不过，尧所在的部族，并未在太原长期居留。不知是由于水患所迫，还是出于向南扩张的意愿，他们在太原居留一个时期之后，留下了部分裔族，便沿汾河南流的方向继续迁徙，最终落脚于平阳。
我们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这一迁徙的客观存在。郑玄《诗谱》就说：“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阎若琚所著《尚书疏证》也说：“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
于是，学界又有了“尧都平阳”和“尧始都晋阳，后迁平阳”的说法。
平阳，就是今天山西的临汾盆地。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著名的陶寺文化。靠近河洛地区的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展现出了较高程度的文明。
顺理成章，众多考古学家均把这个文化与唐尧联系起来。在考古学家眼中，这是一个参与了河洛集团向华夏集团转化过程的重要族群。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也认为陶寺遗址是尧舜时期遗存的说法最为靠谱。“从年代和地理位置来说，这一遗址都能与尧舜相连。”
事实的确如此。
陶寺文化的年代，距今4300年至3900年，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在陶寺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展露出来的各类文明要素。
第一，出现了城址。
陶寺城址的发现，始于2000—2001年的考古发掘。城址在陶寺遗址中心区域，位于陶寺村、宋村、中梁村、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之间。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总面积达280万平方米。
在考古学家眼里，陶寺古城遗存有些奇特。
首先是夯筑方式不统一。古城北面的城墙有三道，东面城墙有一道，南面城墙有两道，但夯筑方法都不太相同：有的墙体用夹板逐层填土夯筑而成，墙体夯层夯窝清晰；有的墙体内侧或下部系夯筑而成，外侧或上部则用黏土掺碎石粒拍打而成，不见夯层夯窝；有的墙体内外两侧使用夹板筑起夯土挡土墙，然后在挡土墙之间填土踩踏夯砸而成墙芯。
其次是古城地层关系紊乱。城址的各道墙体均被陶寺文化晚期地层、灰坑所叠压或打破；有的墙体被陶寺文化中期灰坑打破，或者叠压着中期的地层、灰坑、房址。
通过对这些遗存现象分析，考古工作者判断古城的城墙建筑年代有先后，应该是古城不断扩建的结果。他们根据古城北面有三道墙体的存在，推测陶寺古城是大城内套小城的三重格局。
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在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内的东北部，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证实了专家的推断。由此，我们明白了陶寺古城为何呈现如此格局。
陶寺文化早期建成的城址较小；中期城址大规模外扩，修筑的城墙代替了早期城址的城圈子，使陶寺古城的面积扩大了五倍；晚期又对古城做了相应扩建，因此才出现城址三重墙体的复杂现象。
由此可知，距今4300年前，陶寺古城就已建成。此后，社会不断发展，族群不断壮大。中晚期陶寺古城的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已进入城址发展的较高阶段。
陶寺人在早期古城的基础上先后两次进行外围扩城，一来是势力壮大的必然结果，二来是外部环境使然。
陶寺古城为黄河流域最大的一座城址，与东方的良渚古城、南方的石家河古城，可谓是三足鼎立。它们都是面积巨大的城址，在大略相当的时间内，相互对峙的意味浓厚。这不正与蒙文通先生划分的河洛集团、海岱集团、江汉集团三大集团相合吗？
第二，出现了朱书文字。
陶寺文化的文字出现在陶器上。朱书文字陶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朱书文字写于扁壶鼓凸面一侧，扁平的一面尚有一组朱书文字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出土朱书文字扁壶的灰坑，属陶寺遗址晚期。
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用的陶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为泥质灰陶，手制，使用时间很长，贯穿陶寺文化始终。在这样一种常用的陶器上写有朱书文字，表明陶寺人之间沟通的现象。这种家家必备的取水陶器，写上朱书文字，以表明其归属。
朱书文字，已成为陶寺人普遍理解和认同的方式。尽管发现的朱书文字还不够多，但在普通陶器上写文字，这表明文字已经具有群众基础了。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第三，出现了宫殿。
陶寺文化的宫殿，出现较早。考古学家在陶寺早期城址的中南部，发现了约5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在宫殿核心建筑区天然生土台基地北部边缘，清理出北出入口。其主要建筑遗存由夯土台阶和夯土小桥头墩组成。台阶顶部系用12块大小不等的夯土版块垒砌建成。台阶表面残留的“之”字形坡道，保留着较好的踩踏路面，由此盘桓上至台阶顶部，可进入核心建筑区。
到了陶寺文化中期，原有的宫殿已不能令统治者满意，他们将早期宫殿及核心建筑区北口的夯土台阶一并摧毁废弃，另行修建宫殿。
当然，考古学家确定这类建筑遗迹为陶寺宫殿，不仅是从其建筑形制和规格着眼，而且是对其遗物进行观察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夯土台阶之上的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出了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都是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此处应该是陶寺古城之中最高等的居址。
非同一般的建筑格局，庞大的居住面积，礼仪类的豪华器物，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最高。在当时，非王侯、酋邦君主莫属。考古学家由此推断，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就在这里。
第四，出现了贵族大墓。
陶寺文化早中期，出现了王一级的贵族大墓。中期王级大贵族墓地与早期王级大贵族墓地不在同一区域，而是单独包围在中期小城区域里。
陶寺文化早期大墓，随葬品多为常见的世俗陶器群，以及成套木器和石制特磬等构成的礼器群。而中期的大墓，用的是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棺周围的随葬品不再有普通的陶器，而是形制比较奇特的高级陶器。这类陶器包括折肩罐、圆肩盖罐、双耳罐、大圈足盆、深腹盆、簋等，其上均有彩绘。随葬品中也有漆器，包括豆、箱、标杆、钺柄等。随葬品的最大变化是，开始用玉器、饰品，其中有代表威权的玉钺。它们共同组成陶寺文化中期新的礼器群。
巧的是，这些随葬漆器、彩绘陶器与历史文献记载正相吻合。《说苑·反质篇》载：舜“作为食器……犹漆黑之以为器”。《韩非子·十过篇》也载：“尧禅天上，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唐尧、虞舜时期的祭器，与陶寺墓中出土的彩绘木漆器和彩绘陶器，如木豆、俎和龙盘的内壁，壶、斗等外壁上的彩绘花纹是相符合的。历史文献提到这些器物的用途多为食器，说明陶寺大墓中的彩绘木漆器和彩绘陶器非一般贵族所能使用。它们肯定是王侯、酋邦君主的用器。会不会是唐尧、虞舜的用器呢？(www.xing528.com)
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龙纹陶器（深腹盆）
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陶器 （簋）
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陶器 （折肩罐）
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陶器 （大圈足盆）
陶寺文化中的玉钺
陶寺文化中的玉瑗
陶寺文化中的齿轮状小铜件
第五，出现了青铜器。
陶寺文化的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和一件形似齿轮的小铜件。铜铃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形似齿轮的青铜小器件，有可能与计时或测量光线有关。
第六，出现成熟的天文历法。
帝尧者……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尚书·尧典》中也有类似记载：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尧派羲仲到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到南方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到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到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
相传尧还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
依据古籍记载，就能知道帝尧时期是天文历法取得飞跃进步的时代。但尧注重天文历法的文献还需要与考古发现相印证，才有说服力。要确定陶寺文化与尧是否相关联，必须从天文历法来着眼。这一点，陶寺文化没有让考古学家失望。
陶寺文化中最让考古学家感兴趣的是，遗址发现有疑似观象台的夯土基址及半圆形的特别建筑夯土墙。这座建筑位于陶寺中期城址的祭祀区内，面积约140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该建筑原为三层台基，形状奇特，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
仔细观察，这座大型建筑遗迹非常奇特：其基址共有三道夯土墙，依次呈圆弧延长状。考古学家依据其形状，推测它们可能是三层台基的挡土墙。
最外圈圆弧夯土挡土墙呈月牙状贴于台基的正东，距圆心25米，挡土墙内侧填土（考古学所谓的五花土，非自然土）成为第一层台基，宽约3.5米。中圈即第二道夯土挡土墙呈大半圆环形，距圆心22米。中圈挡土墙内侧填黄褐色花土，构成第二层台基，即中层台基。中层台基附有东侧生土半月台和南侧看台两个建筑。
陶寺遗址天文夯土台基
内圈夯土挡土墙呈大半环形，距圆心约12米，也即第三层（上层）台基。
通常，看到这样的夯土台基，考古学家一般会判定其为古人的祭祀场所，因为古代先民的祭祀场所往往会以祭台或祭坛的形式出现。但这座三层台基的建筑较一般的祭祀台或祭坛有相当大的不同。
人们可以看到，上层台基夯土挡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有一道由11个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柱列墙面，半径为10.5米；夯土柱自东北方起，向东南至第11个夯土柱止；第11个夯土柱西壁又与一道夯土墙相连，向西延伸。
11个夯土柱之间有10道缝，宽0.15—0.2米，极个别宽0.3米，间隙填充人工花土。这10道缝中心延长线（也即视线）方向角在74°—139.5°，每两个缝之间的夹角为7°—8°，是圆弧7°等分的结果。
考古学家发现，在北起第6缝、方向角109.5°的地方，可看到崇山主峰塔儿山。自北起第9缝、宽0.25米、方向角132°的地方，中心延长线与东南山尖峰相连。
为了证明台基上的夯土柱缝与天文观测有关，天文科学家通过2003年12月21日和22日的实地模拟观测，得出自北起第9缝为冬至日出观测缝。2004年1月21日的实地模拟观测，得出自北起第8缝，即宽0.2米、方向角125°的地方，为大寒日出观测缝。
经过多次测试，天文学家发现从夯土墙特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东望，恰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塔儿山升起的位置。
这不就是中国古代最初的天文台吗？
于是，考古学家推测，上层台基夯土柱缝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能是观象授时。
陶寺城址中期小城祭祀区内的这座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宏伟；基坑大，地基处理工程浩大且规格高（下层台基边用木板包住）。迄今为止，这些考古遗存只在陶寺文化中发现过。
陶寺古城观象天文台想象图
这座可能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建筑，与《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完全相符。它不仅将我国观象授时的年代上推到4100年前，而且也证实了陶寺文化与帝尧的关系。
陶寺文化与帝尧有关，已经殆无疑问，那帝尧又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原河洛地区的呢？
尧离开山西临汾（汾襄），在4100多年前，即陶寺文化中期的时候，也正是陶寺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尧挟王者之威南下河南，必定是奔着更高的目标而去。他应该是看到了中原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机会，为了帝业而去。
上述判断，并非臆测。考古发现，也许能够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
陶寺文化中期非常鼎盛，有着欣欣向荣的景象，更有着王者的气象。
可到了陶寺文化晚期（约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陶寺文化晚期，我们见不到那些形制比较奇特的高级陶器。这类陶器上均有彩绘，也看不到珍稀的漆器。总之，奢侈品没有了，礼仪器也没有了。在陶寺文化晚期，我们也未见到那些随葬品玉器和玉饰品，其中代表威权的玉钺，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切的变化，缘于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形制的变化：中期那种大墓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众多的小墓。普通的小墓，简单而又普通的陶器随葬品，一看便知道是平民墓葬。葬有众多随葬品的大墓，哪里去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陶寺文化晚期，宫殿区也没有了。昔日的宫殿区，成了从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作坊，同时还兼作石制武器的试验场。
陶寺文化晚期的一个垃圾沟里不仅出土了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个体数总计约32个。这些人骨架明显被肢解，多为颅骨，骨盆和肢骨较少。而且，许多颅骨有钝刃劈琢痕，其中被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就达6个之多，显现出强烈的暴力色彩。
不是改朝换代，但又没了昔日的鼎盛和王气，这是为什么呢？只有统治者迁都，晚期的陶寺文化才会给我们留下如此衰败的景象。
从陶寺文化晚期寻找不到宫殿区，没有发现大墓而只有小墓的文化现象，再联系到河洛地区尧、舜、禹时期华夏族的形成，可以判断，陶寺文化的上层统治者已于陶寺文化中期末（4100多年前）抛弃陶寺古城和部分陶唐氏平民，沿着汾河，顺流而下，南迁进入了风云际会的河洛地区。
这一迁徙，是否可以从考古发现中看出一些端倪？
从伊洛—郑州一带发掘的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年代与山西陶寺文化中期末年代相当的众多考古遗址之中，的确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大河村、王湾、灰嘴、锉李、点军台、站马屯等遗址，出土了带耳、带扳、饰附加堆纹的陶器。这种变化，表明了当时的人对提高陶器等级的重视。
河南郑州附近的大河村遗址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地层，出土有彩绘陶器——红陶黑彩、白衣彩陶。彩陶片上还绘有各种天文图像，如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日珥纹等。
河南中部龙山时期彩绘陶和天文图像的出现，以及对陶器提高等级的重视——这些微妙的变化，虽然还无法确定其原因，但在时间点上，与陶寺文化中期末的变化相吻合，也与陶寺文化擅长天文的记载相符，更与古史传说尧奠定华夏文化基础相符合。
或许可以说，此时河南伊洛—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是尧部族南迁带来的影响所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