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文化：迈入门槛的文明元素

距今4600—4100年，江汉地区，星移斗换。地形还是那样，河流密布，遍地水泽；但此时活跃的人群，已物是人非，他们是屈家岭文化的承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居民。

最初，考古学家给他们起名为青龙泉三期文化。之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这一文化最初发现于湖北郧县青龙泉上层（即第三期文化）。青龙泉遗址上层出土的小口高领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型，都直接继承屈家岭晚期文化；仍然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别是彩陶纺轮、外表涂饰红衣后施以黑彩的陶器等，也都与其前身屈家岭文化有密切联系。

考古学家将相继发现的与青龙泉三期相似的文化遗存统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包括湖北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下层、松滋桂花树上层等遗存。

这类遗存分布地域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其年代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南北相毗连的鄂西北、豫西南两地区，关系更为密切。

因此，有人把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这类遗存称作“湖北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华大地上呈现出文化统一趋势的时期，因此有学者称之为“龙山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原及其附近各地域文化多有“龙山文化”之谓，如河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等。

后来发掘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因其相对于青龙泉三期文化更具典型性，考古学家又将此类文化遗存统一更名为“石家河文化”。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

石家河文化承袭屈家岭文化而来，与过去命名的青龙泉三期文化并非完全交集，而且，这个位于鄂西的文化遗存有着重要的历史佐证价值，因此，侧重于鄂西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的提法在本书中会时常提及，只不过将之称为石家河文化鄂西类型或青龙泉三期类型。

如果说屈家岭文化还处于文明发生的前夜，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石家河文化则已经跨进文明时代。

为什么说石家河文化已迈入文明的门槛了呢？有如下理由和根据。

第一，石家河文化有规模巨大的城址。

石家河遗址群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占地面积超过8平方公里，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四十处遗址组成。各遗址相距很近，有的甚至紧密相连。

石家河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遗址群中心区，发现迄今为止我国江汉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城，即石家河古城。石家河古城位于天门市石河镇，距天门市城区约16公里，也是湖北省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

石家河古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多米、东西宽900余米，面积170万平方米。城墙残高3—8米，墙底宽30—50米。城外侧有护城河，宽60—100米，深4—6米。古城存在年代距今4600—4000年。

这座古城规模如此之大，被周边数量众多的聚落簇拥拱卫。聚落分布如此密集，而且彼此关联，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分工，有共同的防御体系，应同属一个很大的部落。

石家河古城遗址俯瞰图

可以用肯定的语气说，石家河文化时期部落联盟已经出现。

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古史传说完全相符。古史传说，这一带居住着众多部落的苗蛮先民，因其部落太多，故以“三苗”名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凡是民族前带有“三”“九”的数量前缀，均是言其部族或部落众多。

第二，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

石家河文化的宗教信仰比较费思量，因为相对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而言，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氛围并不是很明显。不过，考古学家相信，石家河文化不可能没有宗教信仰，也不可能没有宗教活动。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遗存和考古痕迹。

石家河文化遗址群西北部的邓家湾发现许多塔形陶器，有几处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有的陶缸上有刻画符号，周围是一些陶塑，包括猪、狗、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造型，还有成百件人抱鱼的形象。

奇怪的陶缸口底套接，奇怪的排列形式，各种动物陶塑相伴，这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一处宗教活动中心，而且极有可能是祈求渔业和养殖业丰产的活动场所。

石家河文化中的陶塑

肖家屋脊遗址发现的大陶尊也很有意思，有14件全部倒立于地面的陶尊，它们排成一条直线。其余的大陶尊均是口底套接平放于地，排列成直线形和曲尺形。排成直线的有两例置于长方形浅坑中，其余均置于地面上，尊底有的完整，有的一律敲碎。陶尊排列的方式和摆放的形式，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这样的做法显然与日常生活有异，应该是与宗教信仰相关。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造型，或许有助于我们对石家河文化信仰的理解。这些玉人，头部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象可能是石家河先民的原始巫术者的形象，也有可能是部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形象。

第三，出现刻画符号和文字。

石家河文化处于一个由刻画符号向文字转变的时期。

刻画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

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已发掘的遗址除六处遗址未见符号，其他遗址均有刻画符号发现。其中肖家屋脊遗址经过八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四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石家河文化遗址（应城门板湾遗址）

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陶器刻画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画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画为弧线和直线，少的两画，多的十余画，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画而成。有些符号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画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

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口尊、大口罐上的刻画符号是制坯时所刻；而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画而成。后一种刻画符号笔道浅细，刻画处的颜色比器表要浅。

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先民对刻画符号的需求在增加。他们已经不满足使用原有的刻画符号，而是要增添刻画符号和增添刻画有符号的器物。

这种现象说明社会对刻画符号的使用有扩大的趋势，而单个刻画符号的增加趋势，无疑表明当时社会正处于记号的交流向文字转换的过程中。

迄今为止，对于石家河文化的文字，我们还无确切的证据证实。不过，石家河文化的刻符正处于向文字转换的过程之中，却是明白无误的。

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发现的55个符号中，个别符号的位置比较特别。有一个符号位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一个位于凹底陶缸的下腹部，一个位于高领罐的肩部，有两个位于泥质灰陶残片（高领罐或碗）上。除此之外，其余48个刻符均位于大口陶尊的上腹部。

刻符集中呈现一定有其文化含义，而且是彼此关联的意思表达。这些刻符是不是已经类似文字的功能了？

第四，出现了冶铜业。(www.xing528.com)

虽然目前还没有石家河文化的青铜器出土，不过，考古学家相信，石家河文化已经进入金属冶炼时代。因为他们在石家河遗址群的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的原料孔雀石，这清楚无误地标志着当时冶铜业的出现。

第五，出现了玉器、陶器等手工业作坊。

石家河文化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以出土小型精致的玉件而备受关注。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其中的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品。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虎头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戴耳环）

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璇玑

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造型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第六，贫富分化。

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相差悬殊。在当时，人们以玉器为财富，玉石料亦是财富。

肖家屋脊遗址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随葬品百余件，有不少玉器；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在已发现的玉器墓中居首。在钟祥六合出土的大多数瓮棺内除了随葬玉石器，还出土有玉石料。而小墓只有几件随葬品，甚至完全没有随葬品。

石家河文化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时期？换句话说，石家河文化进入文明时期了吗？不妨用多视角来看待。

对石家河文化进行综合考察之后，我们现在明白——

石家河文化有古城，有冶铜业，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有刻画符号，有贫富分化，有玉器、陶器等手工业作坊。显然，文明的诸多因素在石家河文化中聚集。可以说，石家河文化已经基本进入了文明阶段。

石家河遗址墓葬发掘照片

令人奇怪的地方也有，由此带来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石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宗教信仰差异很大，似乎不是同一性质的。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呢？

石家河文化中的宗教或准宗教因素的确非同寻常：没有抽象夸张的神灵，没有诡异狰狞的偶像，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器物，没有神殿、神坛，更没有神庙，甚至没有正规的祭祀场合，完全缺乏那种让人静穆敬畏的、神圣庄严的宗教气氛。设祭的物件是如此简陋，只有实用生活器皿陶缸、陶尊，以及许多写实的动物如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

这一切太过简单，太过随意，也太过平淡。他们究竟要做什么，谁是神灵或施法的对象，难以确知。我们也无法由此体会或体验到宗教祭祀的神圣庄严。

缺少宗教的仪轨，缺乏崇拜偶像，宗教的对象来自自然界之物。所以，石家河先民信奉的只能是原始巫术和泛灵论。

鸟、鹰、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等动物，都被赋予了神性或灵性，是石家河人亲近自然、祈求自然和谐的反映，当然也不排除巫术作法以祈求家禽、家畜丰产的愿望。

抱鱼跪坐的人物陶塑，明确地表达了祈求渔业丰产的愿望。与其他陶塑不同，这一陶塑的主题如此明确，可知在石家河文化先民之中，捕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业。

这就带来第二个疑问。

由于石家河人信仰万物有灵（泛灵论），信奉原始巫术，他们必然缺乏正规的祭祀活动，相应也缺乏宗教崇拜神灵（天神、地神，山川河流，祖先、图腾等）。在这样一个只具有初级宗教意识，还处于懵懂信仰之中的族群里，自然缺乏掌握宗教祭祀权力和传达神谕话语权的巫师首领。

因此，石家河文化也就缺乏由神权而获致的统属部族或部落民众的权威，由此而致的相关机构也就难以成形。

第三个疑问是，石家河文化为何要对外采取守势？

石家河文化有大型古城及众星拱月般的密集聚落，初看颇有气势，说是有霸气也未尝不可，光是巨大的体量就足以让一般的部落或部族望而生畏。

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不会这样认为。石家河文化的众多聚落，众星拱月一般簇拥拱卫着大型的古城，各聚落互为犄角，相互呼应，态势严密。这样的防护措施，明显是为防卫而建筑的，而非进攻性的态势。如此严密的防卫措施，是采取守势的一方所为，而且是面临着巨大外来压力所采取的自我捍卫方式。

石家河中心聚落、古城及各遗址群，均是谋划后的产物，均具有军事防御的态势，均是被动下的无奈做法。由此，我们通过石家河的聚落和古城的军事态势，可以一窥当时是谁拥有部落联盟的领导和指挥的权力。

石家河古城和聚落遗址的防御态势，4000多年后，无言地点出了是谁在掌握着这些部族或部落联盟的大权。

显然，掌管部族或部落联盟大权的，不是施法术的巫者，也非酋长，因为在面临重大外敌和战争的境况下，能够挽救石家河人性命或命运的人，非军事领袖莫属。似乎可以说，石家河文化的暴力机构和威权是外在压力下的产物。外在压力，加快了石家河文化的文明进程。

第四个疑问随之产生，石家河文化为什么不扩张？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钺（军事领袖用器）

石家河文化对外采取守势而非扩张的态势，倘若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缘于敌强我弱。

石家河文化面临的外在压力，是中原地区的河洛集团。在这一时间段，河洛集团势力强大，一直有着强烈的土地扩张的意愿和动力。

相比之下，石家河文化的弱点就很明显：稻作农业和渔猎方式，为石家河人提供了丰沛的食物来源，他们衣食自足，缺乏土地扩张的意愿；尚处于初期阶段的原始宗教意识，万物有灵论（泛灵论）无法凝聚部族的向心力，更无法统一部族的意志，完全达不到整合群体的目的。在这样相对松散的社群关系之中，威权机构自是难以成形，暴力机构和队伍也就难以有效建立，更谈不上训练有素。

长期缺乏扩张动力的结果便是，众多的部落、松散的内部纽带，无法承担大规模战争。

当面对普通的部族或部落联盟的外来侵扰，即一般性的侵扰或战争时，石家河人还能有效防御和抵抗。但一旦面临训练有素的武装集团，大规模的战争来临，石家河人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他们只能采取守势，退守要地，修筑聚落和城址，抵抗外来入侵者。

悲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