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中原地区活跃着一个大的民族集团，这个民族集团主要活动于黄河、洛水流域，因而被称为河洛集团。除此之外，当时中华大地还活跃着另外两个民族集团，一个在中国东部地区，一个在江汉地区。
然而，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却很模糊。
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根据古史传说与历史文献，考证后率先提出了中华大地上有三大民族集团，即中原的河洛集团、东边的海岱集团、南方的江汉集团（《古族甄微》）。与此基本同时，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也提出了中华大地上的三大民族集团，方位与蒙文通先生的划分相对应，即中原的华夏集团、东部的东夷集团、江汉的三苗集团（《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虽然两位先生对于三大集团的称谓有些差别，但实质是一样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蒙文通先生用地域来概括民族集团，而非直接使用民族的名称来区分，比如将东方的民族集团不称东夷而用海岱集团指称，一定是预感到他们并非是一个整体的民族集团。事实是，他们之间有着不一般的联系。
东夷一名如何得来的呢？东夷，意指东边的夷人。“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目的是为了进行华夷、夏夷之辨。在商代甲骨文中，“夷”字经常出现，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之外的周边部族。
我们的老祖先很有意思，也很聪明，他们发现将华夏族之外的民族都称之为夷会带来许多表述上的混乱，于是发明了以东、南、西、北来泛指华夏族之外的民族的方法，将四面的非华夏族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样将四方的民族以简明的方式予以概括泛指。
东夷的得名其实并不是很早，大约是在商周时期。因为直到《礼记·曲礼下》中谈到“夷”，才开始有“东方之人”之意。《王制》篇说：“东方曰夷。”华夏的统治中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的黄河中游地区，“东夷”显然是在这个统治中心之外的东边。
“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那么，东夷究竟居住在什么地方呢？
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骨刻文中发现的类似人背弓形的“夷”字来看，所谓东夷，是指以今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的古代民族。
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先民，从考古发现的遗骸和出土的箭镞来看，身材高大，普遍持箭，符合“从大从弓”的特点。显然是在“东夷”的范畴之内，他们应是东夷人的祖先。
先说大汶口文化，这是山东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地区较广，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据放射性碳-14断代，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63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将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大汶口人从事着以种植粟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饲养猪、狗、牛、鸡等家畜，同时渔猎经济也是其重要的生产形式。大汶口人还制作陶器，磨制石器、玉器，等等。
大汶口文化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以夹砂陶和泥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沙质陶器上少数纹饰附加有堆纹和篮纹。三足器、圆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器型最具特点。其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器、钵形器、罐形器、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鬶、袋足鬶、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这些陶器造型奇特，往往给人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一眼就能将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与其他文化的陶器区分开。
为了让大家对大汶口文化内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对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早期陶器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以红陶为主，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有觚形器、釜形器、钵形器、彩陶盆、钵等。彩陶有单色的红彩或黑彩，稍晚盛行白衣多色彩陶，纹样为花瓣纹、圆点钩叶纹、菱形纹等。早期石器磨制精美。
中期陶器有折腹罐形鼎、实足鬶、大镂孔圆足豆、深腹背壶等。开始琢制玉器。
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出现了硬质白陶，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灰黑陶、黄陶剧增。彩陶数量减少，流行螺旋纹。玉器制作精良，还有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和装饰品。
晚期聚落出现排屋建筑。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由成排分布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构成。这些排房多则六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布局严谨，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
从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内涵变化中，我们能发现这个文化已经逐渐在向文明阶段迈进。同时，我们也能发现这个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由东至西。
怎样寻觅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发展的踪迹呢？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跟踪那些带有指示意味的文化因子的去向。
大汶口文化最具特色、最具识别性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一是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及拔牙。
二是陶器器形有袋足鬶和实足鬶（这种陶器器形演变为陶盉，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后续文化——龙山文化中的典型陶器。我们会在后图中发现鬶和盉的相似性）。
三是玉器有牙璋的初始形制。
四是出现了简单的文字字符。
五是有太阳崇拜的习俗。
上述文化特色，形成了大汶口文化极鲜明的特点。
大汶口彩陶高足杯
大汶口玉刀(www.xing528.com)
大汶口陶鬶
正是这些鲜明的特点，为考古学家进行文化比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有了它们，我们才能从众多纷繁复杂的中原文化现象之中，将与大汶口文化相关的蛛丝马迹寻觅出来。这好比刑侦专家，破案一定要寻求到线索。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把日出的形象刻画在作为礼器的陶尊上，不仅表明其太阳崇拜的信仰，而且表明了祭祀的初级形式（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出土的陶尊文字》）。或许，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简单象形文字，大多与太阳有关，如山、阳、旦、旭（日东升）等。
大汶口文化文字的诞生，应该是与祭祀有关。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应该是一个祭天的部族。
富含文明因子的大汶口文化，是中华文明酝酿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大汶口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已如前述。
大汶口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系吗？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两者不仅年代相距较远，而且距离也很遥远。但大家会发现，两者之间还真有关系。
大汶口有陶鬶，三星堆有陶盉；大汶口有太阳崇拜，三星堆也有太阳崇拜；大汶口陶器上有刻画符号，三星堆陶器上也有刻画符号；大汶口有简单的文字字符，三星堆也有简单的文字字符。这些相同因素，难道是偶然吗？
再说龙山文化。
1928年的春天，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的高度重视。
1930年至1931年，考古学家们先后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物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造型独特、工艺精美的磨光黑陶，所以考古学家最初称其为黑陶文化。不久，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磨光黑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着这一类型陶器的最高成就。城子崖出土的蛋壳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是黑陶中的极品。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不要说是4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是今天想要烧制出这样成色和轻薄的黑陶器都非常困难。
大汶口陶鬶
三星堆陶盉
蛋壳黑陶为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者，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水平。蛋壳黑陶的器型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还有鬲。龙山文化的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有特色，为其他文化所罕见。
龙山文化黑陶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碳方法，器表呈现深黑色光泽。黑陶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
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各类器型
龙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联系吗？大家可能还是会有疑问。因为两者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既然大汶口文化的因子，我们都能从三星堆文化中寻觅到蛛丝马迹；那么，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基因的龙山文化，以及与大汶口文化有文化关联的三星堆文化，即使相距遥远，文化上的联系也仍会有些保持。而且，随着时间差距的拉近，两者在文化上的相似程度更高，其类似的文化因子也更多。
龙山文化中的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中的陶鬶
龙山文化中的陶盉
在稍晚的三星堆文化中可以找到与龙山文化中的黑陶高柄豆类似的形器。龙山文化有陶盉，三星堆文化也有陶盉。
龙山文化中的玉涡旋状器，令人联想起许多文化中的玉璇玑。三星堆文化中同样也有玉璇玑。
龙山文化有玉牙璋，三星堆文化也有玉牙璋。
不过，龙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显然比大汶口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更近。这种情况表明，在大汶口文化以后，龙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先民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更趋近的态势。这种接近，是通过中原河南二里头文化为中介实现的。
龙山文化中的玉璇玑
龙山文化中的玉牙璋（山东沂南罗圈峪村出土）
他们且行且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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