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这一完整聚落的发现，让考古学家感到欢喜和欣慰。
令考古学家感到欢喜的是，由此而获得凌家滩先民生活方面各个环节的信息，尤其是对遗址的布局、建筑形式、饮食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凌家滩先民不仅能够制造、拥有大量玉石器，还发展了稻作农业，捕猎或饲养猪、鹿、鸟禽等多种动物，有着丰富的食物品种。
令考古学家感到欣慰的是，凌家滩聚落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凌家滩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及其人口数量、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差异等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为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革命”发生时期提供了新的视野。
凌家滩聚落虽然距离城市的定义还有一段距离，但却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处于城市出现的萌芽阶段。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凌家滩中心聚落的壕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大型公共工程，营建这样的壕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光挖沟的土方量就达数十万立方米，这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十分罕见。若非凌家滩聚落处于相当高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围壕是难以挖掘成的。
我们从中心聚落的大型围壕、众星捧月的聚落格局，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凌家滩人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实力，而且已具备一定的权力号召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基本具备行政管理能力。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城市的出现绝不会令人惊异。
初期的城市，是从城堡演变而来的，而城堡又是从中心聚落延伸演变而成的。江汉地区的城堡，可能以屈家岭文化出现的时间最早。
屈家岭文化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豫南，南抵洞庭湖区并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目前已发现数处城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圆形城址，可能是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古城址。根据考古发掘探测到的碳-14数据，城头山古城最早所筑的城墙，距今约6000年。古城共经历过四次筑城墙，现发掘出的古城城墙年代距今4800年。
城头山古城是一个简单的城堡，直径约310米，外侧有护城河。这种圆形城址是最老的古城形制，是从圆形围壕包围的聚落演变而成。城址内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红烧土居住面、木骨泥墙或直接用黏土混合烧土渣垒成的墙壁。房屋既有单间的，也有套间或各开屋门的双间屋。
在城头山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除了发现城垣、城门设施、环城壕、护城河，还在城内发现了从汤家岗、大溪到屈家岭等不同文化时期的大片台基式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的氏族墓群、保存完好的中国最大型祭坛和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水稻田（6500年前）。在城垣外坡大溪文化早中期壕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100多种动物骨骸和植物籽实、竹苇编织物、船桨、船艄、大批卯榫结构的木构件和陶、木、石等遗物。此时，宗教意识开始萌芽，并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建房过程中，出现了把整头猪、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牺牲的现象。
湖南常德屈家岭文化古城城址，城郭呈圆形，城垣尚存，残高2—3米，基宽25—37米，外侧有护城河。这正是中国早期城堡的形制，由圆形壕沟围绕的聚落边缘筑城墙直接发展而来。城墙下有着巨大的壕沟及架设的木桥，在壕沟淤泥中发现完整的木桨及榫卯结构的木部件，以及稻谷、豆类、硬壳果类等数十种农作物籽实和象、猪、牛等动物遗骸20多种。
屈家岭文化城头山古城遗址
被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下面的大溪文化时代的巨大壕沟，表明其原先是一个圆形的中心聚落的围壕，这一聚落结构形式应该跟凌家滩中心聚落相仿。在原来的圆形围壕聚落的基础上建成城址，是古代中华大地上顺理成章的事，可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屈家岭文化城堡的相继出现，表明当时的武装劫掠盛行，人们需要筑城和壕沟来自保。社会多余的财富出现了，才能引起旁人的觊觎。而武装劫掠的最终结果，必然演化成战争。
屈家岭文化的财富状况，可以从墓葬随葬品中“管中窥豹”。成年死者多采用土坑葬，儿童用瓮棺葬。安乡划城岗遗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两区，居首并列的三座墓各有随葬品数十件，包括朱绘陶器、朱绘卷云纹石钺等，墓主应该是氏族中的上层人物。
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时期剩余财富确实已出现，贫富已经分化，但还未达到惊人的程度。
文明的几大要素，还未聚齐。屈家岭文化还处在文明的门槛外。
中原地区，历来是我国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重点关注地区。城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引人瞩目。
这个地区的古城经历了一个由围壕聚落——圆形城堡——方形城堡（正方形、长方形）的基本演变过程。至于并列双城、随形城，都是偶尔一见。
与江汉地区古城的发生情况相似，中原地区的最初古城也是从围壕中心聚落发展而来的。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典型的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它有圆形壕沟护卫，也筑有木桥。
仰韶文化晚期，城堡开始出现了。
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面积为2万平方米。城址平面略呈圆形，由圆形壕沟构成护城河。城墙的基底较宽，约为11米，采用长方形板块夯筑法筑城，随城墙高度的增加逐级内收，形成一级一级的台阶；内侧内收的幅度是底部较大，越往上越小。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采取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面逐块夯筑的方法而成。夯窝为圆形，直径3厘米；从夯窝看，是将5根夯棍拴捆成一组夯具来夯筑。城内的房屋、房基成组呈现，每座房屋有单间和双间，房基都进行了奠基，奠基用的牺牲或为动物或为小孩。
这座古城属于秦王寨文化，建于秦王寨早期，废弃于秦王寨晚期，年代距今5300—4800年。
这座古城，既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古城，也是迄今为止仰韶文化发现的唯一一座古城。(www.xing528.com)
到了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古城不断出现而且成为常态，其规模和数量往往让人耳目一新。
首先是城址数量的增多。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4600—4000年。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古城址明显增多。粗略统计，方形城址有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辉县孟庄古城、安阳后冈古城等，并联双城址有登封王城岗古城等，古城数有十个之多。
这些古城的面积，一般都在几万平方米。彼此相距几十公里，最远也不到一百公里，相对密集。
黄土高原上的石峁古城遗址（陕北，距今4100年）
其次是城址规模巨大。这一时期，出现了面积巨大的古城。
黄土高原上的陕西榆林神木石峁古城，据说古城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也是世界同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这个古城分为皇城台、内城、外城三个部分，内城约为210万平方米，外城为190万平方米。许多考古学家将其与黄帝部落联系起来，认为是黄帝部落的城址。
龙山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大约6.5公里的陶寺镇南侧的塔儿山下，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经1978—1984年、2001—2004年两次连续勘察和发掘。陶寺古城址是遗址的一部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在这个距今4600—4000年的城址内发掘出一座半圆形大型夯土基址、三道夯土挡土墙和11根夯土柱遗迹。
280万平方米的古城址，是迄今为止中华大地上发掘面积仅次于石峁古城、良渚古城的第三大古城。如此庞大的古城，意味着什么？
陶寺古城复原图
建筑古城，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自卫，防御外部敌对的社会集团的掠夺和侵袭。
古城的兴旺，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聚集，必然也会带来各种文明要素的汇聚。
在中原地区，通过河南龙山文化的古城，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文明要素汇聚的面貌。
这些城址中，手工业单独成为生产行业，有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作坊。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正出现青铜冶炼铸造的手工业作坊（中原地区金属冶炼出现得很早，比如黄铜的冶炼出现在姜寨一期文化之中，距今约6400年）。专业的武器作坊出现，目的是生产大量的石制武器和骨质箭镞。
城址与墓葬中有大量的人牲，奠基房屋有殉人现象。
原始文字已经出现（陕西长安沣河出土了刻有文字的骨器，往往是多个字刻在一个器物上）。
龙山时代的山西陶寺古城遗址，文明的要素已经齐聚。古城内清理出数量较多的房址、道路、水井、陶窑、灰坑，出土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石制工具、陶容器、装饰玉器等，表明古城内的陶器、石器、玉器手工业作坊的存在，而且技艺熟练。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用红铜烧造成的铃形小铜器、铜齿轮形器。这表明金属冶炼在当时已经成为常态。
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朱书文字，说明文字已开始使用。
不同等级的墓葬、多种礼乐重器——这些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的发现，说明陶寺文化的祭祀、礼仪已经相当规范。
不过，中原地区除了山西陶寺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时间相当），却少有玉器生产。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靠东部的凌家滩人、良渚人，他们重视玉器而相对轻视青铜器；而中原地区的民族集团，则大多重视青铜器而相对忽略玉器。
是因为两地祭祀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抑或是玉材或铜矿的供应来源关系？或者是文化传统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由此明白，5000—4000多年前，在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集团或社会集团选择了各自进入文明的路径。明白这一点，对我们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苏秉琦教授在悉心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中华多地相继产生文明的这一现实特点，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理论。
诚如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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