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开始进入玉器时代。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陆续展示出玉器的文化魅力。
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圆形城址——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古城址，开启了划时代意义的“城市革命”。
不过，要说它们都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似乎还有点欠缺——综合起来看，虽然它们已经具有了不少的文明因子，但还处于文明诞生的前夜。
中华文明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这曾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现在，考古学家有了比较确定的答案——凌家滩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起始点。
真正进入文明诞生的阶段，是文明要素汇聚的时期。基本具备文明要素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是由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起始的。正是凌家滩遗址揭开了中华文明时代的序幕。
距今5800至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境内，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这个遗址，被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凌家滩遗址墓地出土的玉人（由于时间长，玉质已经钙化）
2008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凌家滩遗址墓地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基础上，再次围绕凌家滩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钻探、发掘工作。
考古学家耗时6年，开展了八次区域系统的调查，调查面积超过400平方公里。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学家辛勤的工作得到回报：通过2008年至2013年对凌家滩及其周边区域的连续、系统的考古调查、2011年至2013年对凌家滩遗址本体的勘探、2013年对凌家滩遗址石头圩区域及外围韦岗遗址的发掘，凌家滩遗址的文化面貌开始清晰起来。
考古学家终于明白：凌家滩遗址规模巨大，居住功能齐全并且等级分明，是一处大型中心聚落。不仅如此，凌家滩遗址还呈现“众星拱月”的态势，在其周边分布着规模不等的、至少10处以上的中小型聚落。
让我们来看看凌家滩遗址具有哪些特点：
第一，规模巨大的环壕聚落。一般而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开始出现围壕，凌家滩遗址出现围壕就不足为奇。不过，凌家滩遗址发现有内外两重壕沟，却是考古工作中罕见的重要发现。
考古专家在凌家滩中心聚落遗址外围，发现了一条长达2000米、最宽约30米、深2—6米不等的大型环绕壕沟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壕沟遗址之一。
考古专家认为，5300多年前的凌家滩先民有规划地营建这一大型壕沟，与后世的护城河作用相似。这一大型壕沟是划分居住区与贵族墓地的重要界线，居民区集中在壕沟环绕的区域内，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相当于60多个标准足球场，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环壕聚落遗址之一。
居民聚集区又有一个内壕沟，可以想见，内壕沟内居住的是部落领袖或酋长。
居民聚居区外围还有零散居住点。这些居住点建筑形式一致，都是以挖槽填红烧土作为建筑的基础，以木骨泥墙为墙体。
让人好奇的是，居民聚居区外围还出现了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型特殊建筑。这一特殊建筑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祭祀场所？部落议事处？抑或部落男性的“走婚”居房？
第二，“众星拱月”的聚落格局。中心聚落遗址被众多较小遗址包围，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态势。这类聚落遗址起着拱卫中心聚落的作用。
距凌家滩遗址中心聚落约2.7公里的韦岗遗址，为凌家滩文化时期的一处“卫星村”遗址。该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230平方米。根据发掘情况来看，聚落外围也有壕沟——遗址南侧边缘发现一条沟状堆积，已发掘长约19米、宽约5米的一段。沟内有一条用碎陶片、石块铺成的类似道路的遗迹，长约6.7米、最宽处约1.3米。
有意思的是，壕沟底发现一批柱洞，共有近百个。发掘者对此有疑惑，不知是做何用的。其实，壕沟底部的柱洞是用来立木柱的，应为栅栏遗迹，目的是防止侵入者越沟而过。
韦岗遗址出土有陶鼎、缸、豆、纺轮、饼、丸等，石器仅有少量残损的锛、斧、凿及较多的砺石。虽未发现众多的石箭镞，但有众多的可磨制石箭镞的砺石。结合出土动物骨骼如牙齿、颌骨、鹿角等较多的情况，可知狩猎是当时经济形态的重要支柱。
第三，数量众多的精工玉器。凌家滩遗址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较多，品种丰富，雕琢精湛。其玉器器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武器类：主要是玉斧、钺、戈一类，锋刃无损，显然不是实用器，应是代表威权的礼仪用器。(www.xing528.com)
装饰品类：主要是镯、璜、环、玦、璧、双连璧、管、珠，以及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等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饰物。这些玉装饰品穿戴在身上，起装饰作用。
动物、人物类：主要有猪、龟、龙、凤、鹰、兔等动物，以及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这类玉器数量较少。其中的玉龙，造型类似红山玉龙，应是中华龙的较早形式。
其他类：属于形制较为特殊的玉器，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众多精美的玉器，表明这是一处中国古代玉器制作的中心。它是良渚文化玉器工艺技术的来源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凌家滩玉器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价值。
第四，金属冶炼出现。凌家滩遗址一直没有发现金属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凌家滩遗址没有金属器物。因为一些迹象表明，凌家滩可能使用了金属器物。
在出土玉器上，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令人匪夷所思，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这么精细的钻孔技术，不要说在远古，就是放到现在恐怕也不易做到。
惊叹之余，必然会有如此思考：凌家滩的先民们是如何在玉器上钻出这样细小的孔洞的？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呢？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大陆考古学家张敬国和台湾古玉研究专家陈启贤先生利用当今先进的偏光立体显微镜对凌家滩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和测试时，才恍然大悟：在50倍的显微镜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留在孔内、管钻时遗留下来的玉芯。经他们测量，该玉芯的直径只有0.15毫米。他们推断：这个管钻的最大直径（加水和琢玉砂在一起）不超过0.17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
凌家滩遗址墓地出土的玉龙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绘有四维八方图案的玉版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三角玉片
这么细的管钻，除了金属质地，还能是什么呢？
能够给这一结论提供支撑的是，凌家滩遗址还发现有厚实的坩埚残片。坩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当然是用于冶炼金属的。
尽管凌家滩遗址还未有金属器出土，但似乎可以大胆地推测，凌家滩在5300年前可能已拥有了金属冶炼技术。
如果这一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我国早在夏商青铜时代以前，就已出现了冶炼技术和金属工具。这将对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已有结论产生极大的冲击，并改写我国冶金技术史和工具制造史。
凌家滩遗址中祭坛、大型壕沟等一批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凌家滩人口的繁盛，中心与周边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表明凌家滩已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抵御外部势力的武装侵略；具有了集宗教祭祀、社会管理职能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初步威权组织；可能出现了青铜器的冶炼，以及带有礼仪和祭祀用的玉器……
如此众多的文明因素聚集表明——凌家滩遗址距文明一步之遥。
无怪乎，许多专家认为这一发现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
不过，凌家滩遗址似乎距离正式的文明阶段还差了那么一丁点儿。尽管有众星拱月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环壕聚落，也发现有大型祭坛、高等级的大型贵族墓葬、大型红烧土建筑，以及功能多样、精美绝伦的礼制性玉石器，同时，在社会组织、贫富分化、玉石器制造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但我们还不能说，凌家滩遗址的先民们已经完全进入文明时代。
因为凌家滩还未发现有城堡（早期城市），也未发现有文字，礼仪用器还处于初级阶段。
结论是，凌家滩文化正处于53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上，它刚刚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帷幕，一只脚已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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