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尺度：文字对于良渚文化的重要性

在构成文明的要素中，学界一般认为城市、礼仪、等级建筑、文字、青铜器是重要的五项要素。实际上，构成中华文明的要素，应该是祭祀、暴力机构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等级建筑、礼仪、文字和青铜器。

我们过去通常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夏代，因为在夏代，文明的诸要素都具备了。我们还知道，除了青铜器，文明的诸要素在更早的江南的良渚文化之中，样样皆备。如何定义文明？文明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一句话，是国家，而国家又是从城市里产生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V. G.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产生国家。正是国家的形成，才能将社会、群体进行强制规范，它是威权的高级形式。

然而，对于国家的认识，我们的祖先要简明得多。

春秋时期，在谈及进入文明的国家形态方面，先哲注重的诸多标志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得知，大凌滩遗址文化、良渚文化的年代，明显早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是否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从大凌滩文化、良渚文化起源？或者可以说，大凌滩文化、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特别是良渚文化，这是一个中外考古学家都不能漠视的文化。

关于良渚文化，最初，人们只是惊讶于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城市、礼仪、建筑早已有实证。唯一遗憾的是文字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难道良渚文明真的如一些人所言，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文明”？

按惯例，科学发现也包括一些研究结论的得出需要时间，更需要一种契机。良渚文化的密码，就是在人们的疑惑和不解之中再次浮现。

20世纪60年代，良渚文化分布地区发现了少量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瓶窑、安溪和良渚地区，围绕良渚古城范围内的诸多中心型墓地和居址，出土了大量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

一旦神秘的面纱被揭开，文明的密码再也捂不住了。

2003年至2006年，良渚文化大型遗址——嘉兴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了大量刻画符号，在240余件器物上发现了刻画符号。刻画符号的数量，达到两百多个。良渚博物院的文字刻符整理工作自2012年8月开始，共收集器物534件，刻符608个。这对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2013年7月，全国古文字研究专家们齐聚浙江平湖，对刻符进行论证。专家认定这些器物上的刻画符号为良渚早期文字的印记。甚至有专家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就是文字。

就连生性谨慎的考古学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表示，庄桥坟遗址出土的所有文物都是真实而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的看法则更进一步，他说：良渚这些原始文字不像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

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足以表明，良渚先民社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他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交流沟通，因此产生了这类具有原始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

应该怎样来看待良渚文化中的这些文字刻符呢？

毫无疑义，文字是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任何文明所产生的文字，都有一个从单一的表意符号向成熟的文字系统过渡的阶段。

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是文字的成熟阶段，这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但是在它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文字的起源和过渡时期。那么，这些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算不算甲骨文的前辈文字？

实际上，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过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比良渚文化的更早，与中原文明的起源更紧密。这些符号有一些是图像，如鸟、龟、兽等；有一些是记事的；有一些是表意的。

符号最初是先民用来表达某种认识的记号，与文字还是有差距的。两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

所以，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的刻画符号，只能说是文字起源的萌芽。但良渚文化中的刻画符号却有所不同，至少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因为它们已经包含了文字的含义。

浙江大学的曹锦炎教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良渚人用符号来记录，一旦符号成熟了，就变成了文字。”曹锦炎教授认为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符号里，有一些是符号，有一些可能是文字。他举例说：比如苏州澄湖遗址出土的一个泥质黑陶贯耳壶，上面发现了4个刻符，刻符表达了一组意思，就可以当作是良渚人使用的文字。

现在看来，在江南地区，距今5300年至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文字经历了一个基本成型的过程。

最初的良渚刻符，都是图画似的。良渚文化所展示的大量刻画符号中，有一些有趣的符号，是典型的象形图画，一看就可以辨别出来，如类似花、鸟、龙虾、鳄鱼、毛毛虫的形状等。

最令今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一个符号，和咬了一口的苹果惊人相似。4000多年之后，我们从乔布斯的苹果手机、电脑上，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标识。历史似乎正在被穿越！

稍晚时期的良渚文化有一些符号，已经从比较纯粹的图画形式向表意的文字转化，部分象形文字与殷商甲骨文的文字很像。

早在1935年的时候，考古学家何天行就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过一个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何天行发现其中7个符号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3个在金文中有同形字。

其实，最能够体现良渚文化的刻符向文字转化的过程，是良渚玉文，即琢刻在玉器上的图形和文字。

良渚玉文，最初也是图画似的文字，既有阳文，也有阴文，后来逐渐演变为类似甲骨文字的形式。

2013年的10月，我在北京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委员会荆治中主任的办公室里，亲眼观看数件琢刻了十数个文字的良渚玉琮，并亲手摩挲这些琢刻文字。从玉器字形看，这些琢刻文字的确与一些殷商甲骨文字和金文相类似。

我不能不承认，这些玉琮上的字符应该是文字，而非刻画符号。

较之夏代，良渚文化的年代要久远得多。仅就文字而言，良渚文化就不能小觑。过去学界形成一种通识，认为中华文明始自夏代。那我们就将夏与良渚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良渚玉器上的玉文“马”字（阳文）

良渚玉琮上的刻文（阴文）

夏代有文字吗？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夏代应该有文字。而考古发现呢，也的确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希望。

在同属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陕西商县紫荆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确发现了刻有刻符的陶器。通常在大口尊的口沿上和内口沿处刻有一些刻符。

如果我们还不能确定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文是否为真正的文字，那么我们查查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有无玉文出现，也许不失为一个探寻的方法。目前，正规的考古发掘还未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玉器上有文字，但流落在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一些玉器，却有着奇怪的“玉文”。

这些玉器上的玉文，与我们见到的商代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金文有相当大的区别。

一些学者甚至将这些玉器上的玉文直接与良渚文化中出土的玉文相对照。

现在直接将这些民间玉器上的文字作为夏代文字，理由似乎还不充分。不过，这些玉器却给我们一些启示和思考。(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夏代玉器上的纹饰，多是凸起于玉面的阳刻纹饰。这一点，与玉器上的阳刻玉文是相通的。阳刻玉文，费工费料，必是玉器时代的佼佼者才能为之。它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良渚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符

疑似夏代玉器上的文字（阳文）

良渚文化与夏有关系吗？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太密切了。

有考古学家认为，夏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东方因素，这是毫无疑义的。甚至有考古学家认为，山东大汶口文化居民是构成夏文化前身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是构成夏人的血缘来源之一。更有学者认为，夏人的文化源自东南的良渚文化。

疑似夏代玉器上的文字

我们来回顾中华文明史开端时期，重点考察中原地区和山东、东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家发现，5000年前，今天河南的中部、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分布着一个较大的居民族群，考古学家称他们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他们原本是仰韶居民的后裔，但又融入了大量的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除了在陶器器型、组合等方面渗入了大汶口文化因素，而且在体质上具有了与大汶口人典型的混血特征。

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也就是夏人的先辈，他们的后裔融合其他部族形成的“王湾三期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期。他们包括以后的夏人，通婚的对象与先辈一样，仍然是山东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某部族和后裔。所以，他们直接受到来自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出现类似文字的刻符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刻符还不够发达，似乎还不能对夏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夏人的文字一定另有其渊源。

考古学家将视线投向东南地区。现在该良渚文化“粉墨登场”了。因为良渚文化居民是陶器上的文字刻符最为发达而且也有玉文的族群。也就是说，他们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当时唯一能将夏人的文明提携到相当高度的族群。

良渚文化是否对夏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是，那么夏人又是怎样与良渚文化挂上钩的呢？

良渚文化如何对夏文化产生影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其实，地处东南的良渚文化居民，并不是直接与中原夏人的二里头文化相接触，而是因为大汶口—龙山文化而与二里头文化挂上钩的。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令人费解：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渊源，但他们之间似乎有着文化融合的现象。比如，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背水壶，在良渚文化的福泉山、青墩等遗址中有发现；而良渚文化的特色陶器贯耳壶，无论是早期形制还是中期形制，都在大汶口文化中有所发现。

考古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直到发现了一件有趣的玉器，考古学家才恍然大悟。

1987年，大汶口文化花厅遗址出土了250件玉器，其中M18出土了一件玉琮，“分上下两节，以四角为中轴线，刻画四组简化神人兽面纹”。

大汶口文化出玉琮，而且还是刻画有神人兽面纹的玉琮！此外，该遗址出土的琮形管和锥形饰上面也刻画有兽面纹。山东荏平尚庄遗址也出土了刻画有神人兽面纹的良渚文化玉琮。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林巳奈夫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有趣的考古现象。他收集了中国台湾、大陆及美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玉琮和陶器等多方面的资料，筛选出那些将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图案和大汶口文化代表性图案共刻一器的玉琮、玉璧、陶尊，做专门研究。

林巳奈夫先生研究的结论是：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在目前将其理解为是代表了异族通婚关系也许是妥当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3、4期）

这个结论有点惊世骇俗。其实，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为通婚部族是完全可能的。

大汶口人与中原河南的庙底沟二期、王湾三期居民通婚，将本族的姑娘嫁到中原去，那么他们部族中的小伙儿又该娶哪个部族的姑娘呢？他们肯定不能娶河南庙底沟二期、王湾三期居民中的姑娘。按照古代先民婚姻规范，通婚部族的男女不得互为婚姻。

大汶口人及其稍后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居民中的男性所娶新娘，一定来自别的族群。而同处海岱地区的族群，只有良渚文化居民最合适。一是距离适中，二是文明程度较高，三是势力较大。

大汶口人的新娘，一定来自良渚文化，所以，才会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性图案共刻在一器之上的奇特现象。这类代表性图案，一般是该族的图腾，绝不允许出现在非本族器物上。若非联姻，是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后来的中原夏人，他们的婚姻对象是山东的有缗氏（包含有仍氏，下同），这一史实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对此事的理解。山东有缗氏应该就是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居民的后裔。他们部族的姑娘嫁到中原夏人部族，这表明中原和海岱地区的山东，是世代通婚。

这下，我们便明白为什么河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及以后的夏文化，带有强烈的东方文化的色彩和文化因子，因为海岱集团的文化已经综合一体化，烙印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和夏文化的居民及其文化之中。

夏人的先民及夏人都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中介而达到的。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考古学家：为什么良渚人会选择玉器来琢刻文字？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在硬度和韧度都高的玉器上琢刻文字，可比在陶器上、甲骨或木头上刻画文字符号要难得多。为什么良渚先民们会舍易就难呢？

也许，良渚人为了展示自己娴熟的刻玉技艺而在玉器上琢刻文字；也许，良渚人觉得其他材质如龟甲、骨头、竹木不易保存而选择耐保存的玉材刻字。

无论如何，在硬度、韧度高的玉上刻字，足以说明良渚人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就是说，这些文字很重要，是值得为此费功夫的。

良渚玉琮上的文字（阴刻）。阳刻文字疑为夏文字。两者对照

很有可能，良渚人在使用玉琮祭祀天地后，要将神谕以文字的形式琢刻在玉器上，以便供奉；也有可能，良渚人琢刻在玉琮及玉璧、玉璜、玉玦、玉环上的文字，是确定了这类祭祀礼器的功用；还有一种可能，即良渚人将祈求、祝语琢刻在将要用于通神的新制作的玉器上。

总之，良渚玉文应该与两千年以后的殷商甲骨文一样，是祭祀、占卜行为的产物。主持祭祀的巫师或首领，也是解释神谕的人，是拥有社会话语权的人。

良渚玉文既然是由具有话语权的祭祀者决定的，因而这些玉文对良渚普通民众而言，也就具有了话语权。现在，我们明白了，良渚文字是如何由刻画符号转变为象形文字的。

最初，良渚先民是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进行沟通。由于陶器上的刻符是文字的初始阶段，出自众手，大家按照图画形式来理解和沟通；由于缺乏外在的压力，社会也缺乏对之进行规范的动机和需求，所以，在一定时间内，那些比较随意、还缺乏族群统一的内在需求或者说缺乏规范力度的刻符，还称不上是文字。

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那些刻符就有了向文字转变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外部和内部需要。外在的压力来自宗教，来自良渚人对神性的皈依——良渚玉文是与神沟通的产物，神性一旦附载，与之有关的文字将具有权威性，将其固定下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事情。

将神谕以文字的形式刻画在玉上，不仅让族人通晓，而且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和威慑力。这是大巫师获取话语权的必须途径。

内在压力来自社会的威权建立。威权也迫切需要整合和规范族群的沟通需求，无论是语言上的，还是文字上的。这样才能在族群里做到令行禁止，达到凝聚族群向心力的目的。

如果这个看法不谬，传统的看法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国最早的文字，不是3000多年前进入文字成熟期的甲骨文，而是良渚先民5000年前的刻画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