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玉琮时代的兴起

现在，让我们将三星堆文明的话题暂时搁置，将视线转投向广袤中华大地的中东部。因为，那里是中华文明发源和汇聚的历史大舞台，威武雄壮的历史正剧正在上演。那些风云际会的历史人物，正在描绘激越如火的历史画卷。他们的历史舞台，也为三星堆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农业革命导致了一个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的诸因素开始出现并汇聚。文明，就像即将破晓的曙光，喷薄欲出。

中华文明的曙光，在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显露。

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圆形城址，可能是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古城址。其最初的城墙年代距今6000年，此后多次修筑，最晚城墙距今4800年。它是中华大地上最早吹响的“城市革命”号角。

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800—5300年）出现了众多文明要素的汇聚，它犹如一条历史分界线，将中华文明的初始与蒙昧时期清晰地划断。

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500）紧随凌家滩遗址之后，呈现出已经完全迈入文明的国家形态。

中华文明起源大范围的开始和文明多中心的形成，则主要是在龙山时代。

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是继山东大汶口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由于其发现得早，又有典型性，因而有名。

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辽河地区及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有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命名。因有加快文化整合和统一的趋势，在文化面貌上呈现许多共性因素，考古学家将此段时间命名为龙山时代。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自身特点的东方文化。其特点之一，就是有着与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路径不太一样的道路。

世界各文明，大多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经过短暂的铜石并用时代，就径直进入到青铜时代，开始了其文明之旅。

与世界上文明古国发展轨迹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在经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有部分地区（我国的东部地区）并不是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铜石并用时期，即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过渡时代，而是进入一个衔接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过渡阶段——玉器时代，也就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所称的“玉琮时代”（《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这个时代，玉器特别是玉琮，以崭新的姿态、亮丽的器色，登上中华的历史舞台。这些精美器物的出现，无论是材质还是器型，均能让人眼前一亮。

在中华广袤大地上，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无不是以其精美多样的玉器而闻名于世。

玉器时代的鼎盛时期，是玉琮流行的时代，也就是神性负载于玉制祭器的时代。这个时代，完全有别于以前的时代——这是一个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也是产生城市（城堡）、文字、祭祀、礼仪、战争等多种文明要素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家的雏形初现，国家的机构基本成形。

毫无疑义，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开始出现文明要素汇聚的趋势。而众多文明要素汇聚的时代，也正是文明起源的时代。

我们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就是依据于此。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产生于“玉琮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呢？

我们知道，中华先民对铜或青铜这种金属的认识并不晚。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就曾发现过红铜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的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有两件黄铜锥。齐家文化更是典型的铜石并用时期。

至于青铜，出现的时间也不算晚。在距今5800年—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出土过冶炼金属的坩埚残片；距今4600年的王湾三期文化的王城岗遗址，出土过青铜器的残片，从器型来看，应该是青铜容器的残片。就连偏僻如西藏拉萨的曲贡遗址，也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了青铜镞。

在如此偏僻的曲贡遗址，竟然出现了青铜器。这大大超出我们对中华青铜时代起源时间的判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在《人民日报》上评价曲贡遗址发现青铜镞的意义时，曾如此说道：

良渚玉琮（距今约5000年）

曲贡遗址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分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中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当为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断定，在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

我们知道，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数据，中间数值是在距今3700年左右。过去曾被称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夏代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难道还不如西藏拉萨的曲贡遗址？

显然，关于中华文明，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原的河南二里头文化。中国文明时代的起源，肯定要早于3700年。

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对铜早已有所了解，而且青铜器出现的时代也不晚，我国在较早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并非不可能。

但中华文明的伊始，却是以玉琮时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铸造青铜器，无疑是生产力的跃进，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表述时代，自然有其道理。但是一味拘泥于生产力来定时代，也未必妥当，因为特殊情况会有特殊的表现。人类社会，并不是用一个模式就能将之统一的。

在中国，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青铜器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因为文明的标志，应该是能够产生文明诸要素的基础性革命。(www.xing528.com)

这就引来如下问题：玉琮时代，琢制玉器，是生产力的进步吗？什么是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呢？

玉器的制作，应该视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进步。因为制作玉器，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石器，其难度和消耗的人力、物力一点也不亚于青铜器制造。从技术难度而言，制作玉器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试想，当人们用现代硬度最高的高碳钢刀在玉（透闪石玉，摩氏硬度6—6.5度）上雕刻时，可以肯定，即便用尽力气，仍不能在玉上刻出划痕来。

用硬度高于钢铁、更高于青铜的玉来制作器物，其难度可想而知。从某种角度来讲，制作玉器更难过铸造青铜器。

用玉制作的刀、戈、矛、斧、钺，在韧度和硬度上，不亚于用青铜器制作的兵器。如果用于战争，其威力也并不逊于青铜兵器。

同样，以玉制作的祭祀用的祭器，具有比较复杂和抽象的造型和纹饰图案，已有较高的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如臂箍、勾云形器、龙形器、琮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等级身份的玉制礼器，如璧、环、圭、琥、璜、珩等，也无不如此。

我们会在诸如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甚至西藏拉萨的曲贡遗址中发现这类代表威权的用玉制作的兵器、祭器及形形色色的礼器。

在一个农耕社会中，祭祀天地，希冀神灵保佑，获得丰收，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宗教仪式和活动，这是所有农耕社会的通例。

因为宗教礼仪的重要性，更因为宗教用具的规范，先民通神的用具首先被限制在玉器上—— 一则玉器精美，能够作为当时先民最好的供给神灵的奉献物；二则我国先民有长期磨制石器的经验总结，能够治玉。需求和实践正好结合在一起。

结果，我们能够看到：在宗教意识上，玉琮时代表明宗教已成为相当规范的行为；在审美情趣和美学意蕴上，玉琮时代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在社会管理方面，玉琮时代掌管祭祀的巫师和领袖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权。

存在决定意识。

玉琮时代的客观存在，需要我们放弃学界以青铜界定文明时代的成见，对中华文明的标准做出新的认识，进而解释中华文明为何不以青铜时代开始，而是以玉琮时代开始。

万事皆有原因。

中华文明以玉琮时代伊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发展时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农业早熟性”，进而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早熟性及发展的相对延滞性。

中华大地上农业的发生是相当早的，无论是以粟米为主的旱地农业，还是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均在距今约万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土壤深厚的北方黄土高原，南方的淤土沼泽地，由于其易耕性和种植的方便性，使得中华文明中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较快地进入较成熟的农业阶段——园圃农业。

这种农业的易发性和早熟性，决定了中华农业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也决定了华夏民族对农业工具变革的需求并不强烈。所以，长时间内，磨制石器占据了农业工具的主要地位。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磨制石器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玉——一种硬质的“石头”，并积累起磨制玉器的工艺和经验。

其次，中华文明出现在玉琮时代，是基于中华先民祭祀礼仪的必然要求。

农业民族对自然气候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对太阳、月亮等天象和大地、山川的崇敬及对祖先的崇敬，表明其已经进入相对高级的宗教信仰（与“泛灵论”比较而言）阶段，祭祀天地和自然神祇就成为必然。由于祭祀的神圣性，决定了当时最为珍贵的、漂亮美观的玉器，必然成为中华民族与神灵沟通的中介。

祭祀体现出人类对神灵的至高奉献，任何非最优之物奉献给神灵，都是对神灵的亵渎。所以，大粒的尊贵宝石、最精美的物品、最难得的猎物（包含人血、动物血）及最漂亮的处女，等等，都是世界各民族祭祀神灵的供品。

在中国，将采天地之精华的玉料，精心制作成天圆地方、外方内圆的玉琮，因其材质优良、造型精美、做工精细，必然成为那个时代沟通天地、祭祀天地的最佳信物。

而沟通天地、祭祀天地的行为和主持仪式及手持玉琮的人选，则构成了中华社会最初的特权。那些部落巫师、首领、酋长，必然掌握祭祀的权利，也就掌握了解释神谕旨意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他们才能掌握社会的话语权。而这种能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话语权，又是产生威权的前提。

威权一旦建立，暴力机构的产生就自然而然。

战争、掠夺，使用暴力便能获得财富，获得女人。为此而形成的暴力机构，尝到甜头，便会在血与火之中壮大。为了抵御暴力侵犯，修筑城堡自保就是许多部落、族群必然的选择。

城堡的建筑，并非是族群生活的一种简单变化。生活于城堡中的人们从此过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太一样的社会生活。

新的生活模式随之出现：祭祀，礼仪，文字，建筑，阶层社会，国王酋邦领袖，官吏，工商业，社群管理，刑罚，等等。

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著名考古学家V. G. 柴尔德将之称为“城市革命”。所以，城市革命，才是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

我们常提到的文明诸多要素，诸如城市、礼仪、战争和暴力机构及社会的特权阶层，都是与祭祀权力和国家形态的出现相伴生而出现的产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被赋予了神性的玉琮，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