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人的根在嘉陵江、白龙江上游一带的探寻

要寻出古蜀人的来龙去脉，最佳的办法，就是通过上溯历史，也就是用追根溯源的方法，来寻求他们的足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古蜀人是居住在岷山之中。这大概与古史和古代传说中的方位有关。

古史所指的蜀山氏，有时又作涂山氏，应该是以居住的地方得名。蜀山氏所居住的蜀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宋代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是一部有名的地理书。在这部书里，乐史在介绍茂州石泉县（今北川县）时说：“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也。”

还有一本古籍名叫《路史》，其中一章名《前纪》，引《益州记》说：“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

看来，所谓的蜀山，实际上是指岷江上游的一大片山脉。

古史记载古蜀人先祖的居住地时都很明确，一点也不模糊。比如，《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之中。”清初陈一律注《蜀水考》也指出：“（岷江）又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在汶川、灌县境内，至今还保留了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如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

著名历史学家邓少琴除了肯定古蜀人蚕丛氏居住在岷山，又指出：古蜀人柏灌部族，以田猎为主要生活之需，有数百年之久，仍未脱离岷山山谷。在他看来，灌县的得名应该与柏灌部族有关。至于鱼凫部族，已经脱离了岷山山谷，沿岷江往下，来到成都平原。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任乃强先生，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等都认为古蜀人早先是生活在岷山之中的。他们认为古蜀人是氐羌系的一支。

古蜀人曾经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这应该是学者们的共识。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古蜀人是岷山一带的土著民族吗？他们与西北的氐羌是什么关系？都是属于北方系的民族吗？他们为什么自称是黄帝之后呢？他们与华夏民族到底是什么关系？

面对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继续追溯古蜀人的来历。但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通常历史学家只将古蜀人的历史追溯到蚕丛氏，将古蜀人的早期居住地追溯到岷山，然后就到此为止。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许多人误以为古蜀人是岷山地区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误以为古蜀人是一个文化渊源于蜀本土的民族。然而，考古学的新发现，颠覆了传统的看法。特别是三星堆文明的发现，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前的结论。

要对古蜀人追根溯源，需要先摸清古蜀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对于蜀地的最早地望，蒙文通先生不愧为国学大师，眼光独到，且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他在《巴蜀史的问题》一书中说道：

蜀是个古国。

“历夏、商、周”……四川最早就见于《禹贡》，在这篇书里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幡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郑康成注说：“岷山在湔氐道，幡冢山在汉阳西。”

又说：

“沱、潜二水谓自江、汉出者。……潜盖汉西出幡冢……即为西汉水也。”

“蔡、蒙在汉嘉县。”“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西汉水就是嘉陵江，桓水也可以说是白龙江。从这一些地名，可以看出《禹贡》的梁州，偏在今四川的西北，这是最早开拓的地方。

寥寥数语，便将古蜀人的早期居住地概括出来。西汉水，指的是嘉陵江的上游；桓水，指的是白龙江。

既然古蜀人的早期居住地有此两条河，古蜀人又有沿江居住的习惯，那么，沿着嘉陵江、白龙江向上追溯，看看古蜀人居住地是否仅仅只局限于川西北一地，应该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嘉陵江、白龙江的上游流域是紧邻川西北的甘东南、陕西南一带。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是比较古老的地方，也是民族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并非今日这样，地势偏僻，人烟稀少。

根据史书记载，从汉代一直上溯到东周，嘉陵江、白龙江上游是氐人的传统居住地。

嘉陵江流域示意图

白龙江流域示意图

氐人是一个较古老的民族，史书上通常与羌人联称。

虽然是氐人居住地，却有一些地名颇有意思。如武都郡有蜀水、蜀城之类的地名。中国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东经》曾经谈到蜀水：“白水（蜀水）出濁，而东南注江。”郝懿行疏：“蜀、濁，古字通。”看来，白水（白龙江）与蜀有相当的关联。

我国古地名有较高的稳定度，一般不会被轻易置换，因此古籍的说法可信度较高。据此不难由武都郡所有与蜀有关的地名判断出古蜀人的活动踪迹。

除了地名与古蜀人有关，这一带还出土有与蜀相似的青铜兵器和陶器。如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宝鸡竹园沟、茹家庄等地出土的蜀式器物。难怪许多历史学家要将古蜀人与氐人联系起来，二者之间的确关系非同寻常。

各种迹象表明，古蜀人并不局限在川西北开拓生存空间，他们甚至更早地在嘉陵江、白龙江上游一带活动。可以肯定，古蜀人的早期居住地包括了甘东南、陕西南一带。

古蜀人是否在嘉陵江、白龙江的源头居住过或活动过呢？不妨再进一步探寻。

无论研究什么，都应该开阔视野，不屈不挠，才能有所收获。探寻古蜀人的根在何处，更应该具有这种精神。

沿嘉陵江和白龙江向其源头追溯，便到了高地。再稍往上溯，就是洮河流域。这儿是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

翻查古籍和地图，要想在嘉陵江、白龙江的源头寻找到与古蜀人有关的地名，实在是太难了。不仅与蜀人有关的地名踪影难觅，而且连古蜀人在此地活动的蛛丝马迹都难得一见。

探寻古蜀人的来龙去脉的行动是否就应该到此结束？

且慢，这一地区，虽然找寻不到与古蜀人有关的地名，却在紧邻的洮河流域发现一些有趣的地名，颇能令人玩味。洮河流域附近有“临夏”“夏河”之类的地名。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顾名思义，临夏、夏河这类地名应该与夏人有关。按中国古代地名的惯例，凡是民族聚居的地方，通常以该民族之名称来作地名。

这绝不是胡诌。洮河与夏人有关系，有古书为证：“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洮水又东，迳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这是古地理书《水经·河水注》中的内容。禹是夏帝，自然是夏人。

除了洮河，史书还记载禹曾经在甘肃青海交界处治水。《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是说禹疏导黄河，是从积石开始。“积石”当指积石山，被大禹劈开的积石峡离喇家遗址不过区区20公里；走出积石峡，翻过锁通坡，有一巨石，被称为“禹王石”。据《河州志》记载：“青石高八尺，宽七尺，长一丈，大禹导河时曾憩其上，坐痕至今犹存。”

就在黄河积石峡附近，即与甘肃临夏县境内大夏河流域相隔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很有名的考古遗址——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

这个遗址一般人或许不太了解，但对于考古学家却意义非凡：它使人们能够了解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这里是什么状况，发生了什么。

喇家遗址发现有中心聚落遗址、广场、环壕和大型祭坛遗址，出土有大型玉刀和“黄河磬王”的大石磬。

这些考古发现反映出400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处所，时常聚集各部落首领议事或协商，时常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而他们之中的部落联盟的盟主掌管着祭祀规则，具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所以，有学者认为，只有像大禹这样君王地位的人才配享用如此规格的礼器。

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陈列馆(www.xing528.com)

“黄河磬王”大石磬

的确，将喇家遗址与禹联系起来，并非无稽之谈。位于甘肃、青海相接处的黄河两岸，相传“黄帝以姬水成”（《国语·晋语》），是夏后氏成长的地方；此处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喇家遗址的年代和大禹治水的时间均为距今4000年前，与历史年代相吻合；加上“大禹兴于西羌”的历史记载，无不表示禹及其部族与甘青地区有密切联系。

禹的父亲名鲧，鲧的五世祖叫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是黄帝与嫘祖的次子。禹的父亲鲧被封在汶山石纽地区（今四川北川），所以四川北川、茂县一带有“禹穴”和“大禹故里”的遗迹。

大禹的母亲是有莘氏之女，名叫女志，也叫女嬉。禹幼年随父亲鲧东迁，来到中原。鲧被帝尧封于崇（即中岳嵩山）。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来挡水，但水却越挡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帝舜命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之事。大禹采用疏导法，治水有功，后得到舜帝的禅让，成为夏朝的开国国君。

夏人的都城，历史书籍记载得很清楚。《世本》说是在安邑（今山西运城），或是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至于其居住范围，据考古发现来看，核心地不外在山西南部和河南的北部地区。

除了夏河、临夏之类地名，青海靠甘肃的地方有个河南县，其名是否又与河南一名有关？要知道，河南是与夏有关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文化遗址。

于是，问题就来了。夏人又怎么跑到数千里之外的青海与甘肃的交界处呢？即便大禹治洪水带人到洮河，也不过是数月至多数年时间，短暂停留，怎么会有夏河、临夏之类的地名呢？

蜀人自称是黄帝的庶出子孙，是否与这些跑到甘青交界处的夏人有关呢？

川西北有“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否也与此夏人有关呢？

也许，大禹真像《夏本纪》所说的那样：“东渐于海，西被流沙，……于是帝锡玄圭，以告成于天下。”他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走遍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完全有可能到过西部和洮河。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长期待在西部，更不可能率大批夏人留在西部——因为他的根基在中原，帝业在中原。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夏人的某支支庶到了甘肃青海交界一带？

《史记·五帝本纪》曾说到夏朝当时的支庶情况：

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帝王世纪》恰恰说到了长于西羌的“禹”是姒姓。这就表明曾经生活在西北的夏人是姒姓支庶。

夏人曾在甘青一带活动过，从考古学上看，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在甘青地区，时代大约与夏代相同或相近的应该是齐家文化。

夏人与蜀人，关系似乎很远，历史上也无二者交往的记载。但二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器物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古蜀人与夏人之间是有文化联系的，而且，这种文化联系是强力的，非同寻常的。

如果将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所出土的陶器器物与中原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文化）所出土的陶器相比对，不难发现，二者均出土有陶盉、觚、器盖、豆、罐类器物，都是以小平底为主。尤其是陶盉，二者极为相似：二里头出土的陶盉上，往往有捏出来的眼睛；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也在封口部位有捏出眼睛的。

与此相对应，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铜眼睛、铜眼泡，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大量眼睛符号，也有文化上的某种对应关系。

二里头文化中的陶盉

三星堆文化中的陶盉

二里头文化中的玉牙璋

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牙璋

除了陶器，玉器器型也有比对价值。较之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时代晚一些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不少的玉璋，其中的A型玉璋，射部凹槽浅弧形，柄与器身连接处左右两侧棱牙呈凸齿状，形式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玉璋相同（二里头玉璋被称为“立刀”或“柄形饰”）。

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几件铜牌饰，而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也出土有这类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中的铜嵌绿松石牌饰

三星堆文化中的铜嵌绿松石牌饰

三星堆文化中的铜牌饰

上述解释因为涉及考古术语，对一般人而言，也许太专业了一些。不过不要紧，只要知道三星堆所出土的陶盉、玉璋、铜牌饰、精美的磨制石斧与夏代二里头所出土的器物相似就行了。

作为一位考古学家，不会轻易地放弃眼前的线索——陶盉和玉璋这两种器物并非寻常器物可比。要知道，在考古学上，它们是具有文化判断意义的特型器物。

陶盉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新石器时代），之后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向西大概就止于河南与湖北地区。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就基本见不到陶盉了。

玉璋的情况也大致与之相仿。迄今为止，考古所发现的玉璋，时代最早的是出土于山东临沂大范庄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商代很少见到，仅有的一件见于郑州二里冈（不排除是商人打败夏人后所掠获的战利品）。

发端于山东新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夏代的陶盉和玉璋，在兴盛了数百年之后，基本上在中原销声匿迹了——它们是伴随着夏代一起被终结的。

孤立地看三星堆和二里头出土的上述器物，似乎难以说明些什么，但如果将它们联系起来，就很值得玩味了。在山东起源的陶盉和玉璋，在中原河南二里头文化中得到兴盛和发展。在中原已基本绝迹的陶盉、玉璋，却在四川的三星堆文明之中找到了。

除了鄂西的一种与三星堆遗址相似的文明之外，附近其他年代与夏代同时或稍晚的文明中，都看不到这两种器物。于是，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夏人与三星堆先民（古蜀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湖北西部某支文明与夏人是什么关系？与三星堆文明是什么关系？通过中原二里头文化中介的山东与四川是否有文化甚或族源上的关系？

相信大家此时会疑问重重，性急者说不定会迫不及待地要一探究竟。

至此，三星堆先民与夏人的关系看上去似乎还很朦胧，但实际上连接他们关系的各种要素已经基本具备。就好比绘制一幅图，先已在图上用圆点标好了图形，只需用墨线将各个点连起来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三星堆先民与东部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及中原的河洛集团诸文化、夏人和鄂西某土著族的关系图，就等着用墨线来连接了。

不过，在开始连线之前，我们需要先谈谈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及与中原龙山时期诸文化与夏文化、鄂西土著文化之间的关系。

因为如果不涉及那些与三星堆文化相关联的考古学文化，即那些在中华文明起源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就会缺乏时代的大背景，我们就不可能拓宽视野，寻求到三星堆文明的渊源，就无法理清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所以，了解三星堆文明的起源，避不开史前中华大地上的三大民族集团，即河洛、海岱、江汉集团之间关系的探讨，更离不开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否则，无从了解中华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就难以确定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之中的地位。

追溯源流，正本清源。大文化需要大视野，让我们先来探寻中华文明之源吧！

【注释】

[1] 以上图片引自张如柏《论四川广汉古蜀国金属（紫铜）书的发现——中国古文字的新载体》一文。

[2]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导论》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