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是古蜀人创造的。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人们会顺理成章地提出另一个问题：他们来自何方？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古蜀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吗？似乎是。但是，又有许多疑问。
“蜀”这一名称并不只见于蜀地，中国北方许多地方都有这一名称，甚至远到山东，都能见到带有“蜀”字的地名。在湖北、陕西甚至陇西，不仅有“蜀”地名，还有“蜀河”的历史记载。而且，这些古地名都历史悠久。
与“蜀”有关的地名分布示意图
如果我们对照地图，寻找与“蜀”有关的地名，再将它们标注出来，我们可以惊异地发现，在中国地图上，与“蜀”有关的地名，自东而西，连贯起来可谓是横贯东西部地区的略呈斜边的折角线！这条斜边折角线，也是当时最为经济的交通路线。
因此，许多大历史学家如顾颉刚、陈梦家、童书业等人都对蜀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持谨慎态度。他们都认为古代的蜀不在四川。
顾颉刚先生在《牧誓八国》一文中，谈到武王伐纣的属国，明确认定庸、卢、彭、濮“四国与蜀均在汉水流域”。
陈梦家先生在《商代地理小记》中说：“武王伐纣，誓至牧野，其所率西南夷凡庸、蜀、羌、髦、微、卢、彭、濮八国……此八国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不可考，大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
童书业先生在《古巴国辩》中与顾颉刚之说相仿：“蜀国亦未必在四川，今湖北郧县西南有蜀河，入汉水，或即古蜀国所在。”
这几位国学大师显然不是信口说说，他们肯定有自己的道理。
与“蜀”有关的，还有国名，更让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困惑。
周武王伐殷纣王，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事件。追随周武王的，有多个盟国，其中就有一个“蜀国”。但记载周武王伐纣时的文献中，却出现了两个蜀国：
一个“蜀”国，似乎是商纣王的同党，其国的位置大约距殷人与周人交战的地方（河南牧野）不远。因为周武王命军队前去讨伐这个“蜀国”，可知这个“蜀国”是与周武王对着干的。结果，率军讨伐的将军在五日之内就得胜返回（《逸周书·世俘》）。(www.xing528.com)
另一个蜀国，是站在周武王这一边的。周武王伐纣时，盟国中就记载有蜀，蜀是参与国。从方便参战的情况来看，这个蜀国好像地处陕西汉中一带。
如果我们再核查文献记载，还会知道，在西周时期，四川成都平原一带也应该有一个“蜀国”。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与“蜀”有关的地名与国名？
更令人难以解释的是，与中国其他地方的青铜文明不一样的是，三星堆文明中有着许多域外文化因素。
最典型的是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及拿在人像手中的金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人像、人头像，最大的青铜人像高度可达260厘米。有四件青铜人头像戴着金面罩。一柄刻有平雕图案的金杖，杖长142厘米。这些出土器物在殷商时代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都未见到。
然而，在西亚（近东），上述器物都能看到：距今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土了许多青铜人像和人头像，也出土了面部覆盖着金箔面罩的青铜人像，还出土了不少的青铜杖。在深受西亚文明影响的埃及，既出土有青铜杖，又出土有金杖，也出土有青铜人像和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不少器物与中原的夏王国（二里头文化）相类，如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牙璋和铜牌饰也与夏王国的同类器物相似；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玉琮、玉戈、有领玉环等玉器与中原的殷商王朝（殷墟）的相类。
偏居在四川一隅的三星堆与西亚远隔千山万水，与中原也是关山重重，但却在文化上显现了相似性。与三星堆文明相邻的其他文明却缺少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三星堆青铜人像和青铜人头像明显能分辨出人种的差异。从面部特征来看，三星堆青铜人像可分为南北两支蒙古利亚小种族。此外，青铜人像中还有高鼻、深目、腭下留有一周胡须特征的形象，青铜人面具中有鼻根挺拔、鼻梁高直、鼻尖似鹰钩的形象。
文化因素的特异性和人种的混杂性，将三星堆文明的特征彰显出来。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一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即古蜀人是一个来源复杂的民族，绝非一个单纯的民族；而且，这个民族也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土生土长的民族。
那么，古蜀人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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