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中的曙光：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三星堆文明已经展露出美妙面目，但人们还是有一种“相逢不相识”之感。

根本原因在于有关三星堆文明的“身世”，人们还很陌生。何况，仅仅依靠“雪泥鸿爪”般的证据，就要对三星堆文明做出结论，实在是勉为其难。

在这样一个谁都未见过而且又很独特的青铜文明面前，考古学家保持足够的谨慎，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过，过于谨慎，缺乏想象与推断，是不可取的。

要知道，上天有时在不经意之间，会释放出一些远古的文化信息；它偶尔会撩起笼罩在远古文化上神秘的面纱，尽管转瞬即逝，却给我们一种警示。

在思考三星堆文明的时候，应该注意各种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放在三星堆这个大的框架中来考虑。如果持有这种考虑，就不会在大脑中乱麻一团；如果再将各种信息汇聚比对，也许就会从迷雾之中看到一丝曙光。

那么，透过笼罩在三星堆身上的迷雾，能否看到几缕曙光呢？答案是肯定的。

考古学家在进行文化比较时，发现三星堆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因素和鄂西古文化因素。

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三星堆文化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鄂西古文化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从时间上来看，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要稍早于三星堆二期文化，而且二者有文化渊源，因此，不难确定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受到了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影响。不过，要说年代稍晚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是直接渊源于二里头早期文化，则未免太过牵强。就好比说一位16岁少女的亲生母亲才18岁一样，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那么，二者之间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要厘清思路，必须将视线投向鄂西。毕竟，横亘在河南和四川之间的就只有鄂西！

在年代上比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稍早，文化面貌又类似的，除了河南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就只有鄂西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现在被归入石家河文化范畴）。

青龙泉三期文化，因为僻居鄂西，就像腼腆的邻家男孩，不太引人注目。但你别小瞧它，它的文化内涵之中有太多的信息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鄂西的这种土著文化，并非是那种漂泊不定的考古文化，它渊源有序，自成体系。

其次，青龙泉第三期文化中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内涵，呈现出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相类似的文化因素，如管状嘴大袋盉、浅盘细高把豆、圈足豆、器盖等。青龙泉第三期文化的年代与黄河中下游龙山阶段诸文化相当，明显早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

再其次，青龙泉第三期文化受到先二里头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个变化，被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多年潜心研究江汉地区考古文化的俞教授，对江汉地区了如指掌，在纷繁的头绪之中，他梳理出该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的脉络。

俞伟超教授指出：正是先二里头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这种冲击，令青龙泉第三期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迁——明显受到先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陶器器型的变化；整个江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及铜石并用时期，只有鄂西出土了骨笄——头饰使用骨笄是华夏传统（“中国冠笄”），而三苗则是“髽首”。

最后，考古学家明白，鄂西地区是中原先二里头文化南下江汉地区的西南限。

先二里头文化，可以说是夏文化的前辈阶段，至少也是夏文化的初始阶段。总之，其年代要比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早许多。考虑到青龙泉第三期文化的年代，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说，先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5世纪至前20世纪。

先二里头文化曾传到过鄂西，除了对鄂西青龙泉第三期文化造成强烈冲击，还有没有对鄂西地区的其他文化造成相似甚至更强的冲击或影响呢？

如果我们将鄂西周邻的文化挨个普查一下，就可以用肯定的语气回答：有！

受到先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包括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其出土有一批典型的陶器：高柄豆、圈足豆、圈足盘、高领罐、盉、觚、瓶、杯、瓮、小平底罐及鸟头把勺。这批典型器物虽然与二里头文化陶器没有直接关联，却与鄂西地区的考古文化有关联。(www.xing528.com)

同类陶器，除了鄂西，以后相继在湖北的峡江以西的宜都、秭归、宜昌、枝江地区有发现。

上述地区发现了与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相类的典型陶器器型，出自一种“和鄂西其他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遗存（有人命名为“白庙文化”）。其时代，“按地层关系和时代顺序，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即较之青龙泉第三期文化时代稍晚的时期。

三星堆遗址的第二、三期文化面貌与鄂西地区这种典型陶器的文化类型如此相似，年代又都是夏代早期（早期二里头文化），这绝不是一种巧合。

川西和鄂西的这种文化联系，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会不会有族群上的联系呢？

有没有可能，受到先二里头文化影响的鄂西地区将这种文化涵化，并传承给川西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居民呢？

也许，除了陶器，我们还应该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地方，比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也许能透露出某种信息。

一调查，果如所料。考古学家在研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三星堆青铜器铸造时使用的金属原料无论铜或锡或铅，它们的铅同位素组成都很相似，都属于高放射性成因铅。

毫无疑问，三星堆青铜器铸造使用的金属原料，包括铜、锡、铅，应该来自同一处多金属共生矿。

无独有偶，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显示，它们也属于高放射性成因铅。其青铜器数据的分布范围，完全包含在三星堆青铜器数据的分布区之内。

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信息——三星堆与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所使用的金属原料极有可能来自同一产地。

要知道，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也是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特殊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在殷墟末期和西周以后，中原地区就只剩下零星个别的地区有了。

明了了这种文化现象，考古学家非但未能释然，反而感到困惑。

根据现代地质科学的研究，中国较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矿山都在滇东黔西地区，但其数据又和殷墟、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商代青铜器数据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迄今为止，滇东黔西并没有发现商代中期或更早的青铜器。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金属原料来源地不是中原地区，也不是滇东黔西地区。那么，殷墟、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青铜器的金属原料来源于何处呢？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如果上述三地青铜器金属原料来自同一个多金属共生矿，那么它一定不会远离上述三地。否则，三地的青铜器就不会呈现高放射性成因铅相似的文化现象。

三地的青铜器金属原料来源地，既非中原，又非滇东黔西，就只能将目光投向距三地都较近的地方。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地图，就会发现，殷墟、三星堆、新干大洋洲三地竟然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竟然就是鄂西！

历史的无形之手再次指向鄂西。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但太多的巧合遇到一起，就不能称之为巧合了。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我局限了。漠视鄂西，漠视鄂西地区传递出的古老文化信息，将会使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上更加迷茫。

要解开三星堆之谜，必须从鄂西地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