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一国两制学说的语境和初心：回望改革开放之初

田　雷^[1]

2017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先生提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如要在新时代对“一国两制”进行学理阐释，一定要重视总书记的这个表述，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其间蕴涵着一个重要的论断，也即“一国两制”作为一种伟大构想，之所以能得到提出，有它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而这个条件和背景不是别的，而是“改革开放”。

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国两制”之“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改革开放”，应如何理解，也就是说，在谈论“一国两制”时，能否给“改革开放”下一个定义，指明其具体所指？

在这一问题意识下，我们将焦点集中在1984年。这一年的10月22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抓大放小之后，他在这一年就做了两件“大”事，其一就是解决香港问题。只要翻开《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的1984年，香港问题在当年之“大”即可一目了然。《邓小平文选》的1984年，收录各种讲话共16篇，其中有4篇是以香港问题为题的，均为篇幅较长的谈话。虽然“一国两制”的构想并非在这一年才问世，“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7页），但它首次集中、连贯、成熟的表述却见于1984年这4篇讲话。

进一步分析，在1984年还有另一件“大”事，就是邓小平口中的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这件事无须过多铺陈，但必须留意到，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是“进一步”，既然是“进一步”，那么势必就存在着发生在1984年之前的“先行一步”，否则“进一步”在逻辑上就讲不通。现在梳理改革开放40年的大事因缘，一切就能看得很清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所以是“进一步”，是以1980年开始的4个经济特区实践为基础而言的。翻阅《邓小平年谱》，在1997年前的改革开放史上，邓小平可以说有过两次南方谈话，一次众所周知，发生在1992年，还有一次则不能遗忘，就是在1984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之后亲自拍板，为当年作为窗口进行试验的经济特区最终下了结论，也即他的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是在这一次南方视察返京后，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有过一次谈话，题名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如此就连贯起来了：要有4个经济特区为实践检验在先，才会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这次“放”。想当年，经济特区刚打开窗口时，当事人的表述有些悲壮，邓小平自己就讲过，叫“杀出一条血路来”，那么现在，既然政策为实践证明为正确，改革和开放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如小平同志在特区归来之后所谈，“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发生在1984年这一年，改革史上最值得浓墨重彩的，就是邓小平所讲的这“进一步”：原本只是华南沿海的4个窗口，是“穷则变”而逼出来的试验，当实践证明了“变则通”之后，这一年则由点成线，改革的前沿或者高地，从中国南海边的一个圈，连成了东部沿海的一条线。

考诸邓小平的原意，他把“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并列在一起，作为他这一整年数一数二的头等大事。也能看出，从邓小平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两代最高领导人高屋建瓴，都把握存在于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之间的源流交汇，而他们的差异则表现在，小平同志是内在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他是当年的实践者，可以说是两者关系的“设计师”，而习总书记则是立足新时代，用权威的论断给我们表达出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构成了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一国两制”的前提。

既然“改革开放”是“一国两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那么我们可以说，若没有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没有从4个经济特区到14个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之深化，那么也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国两制”，至少不会有我们所知的这个版本的“一国两制”。但问题是，虽然说“改革开放”使得“一国两制”得以生成，但“一国两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回头去看改革开放的40年史，“一国两制”在许多时刻表现为能动的存在，甚至在1997年之前，在“一国两制”还只是一个“构想”时，它就代表着先进、发达、美好以及未来，发挥着辐射全国的制度影响力，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影响甚至指导着当年的“改革开放”。

在下文中，我们集中回答一个问题，“一国两制”是以何种方式指引“改革开放”的？

为什么我们之前“不识庐山真面目”，在研究中未能正视上述存在于“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之间的历史性关系？首先是因为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整个基本法研究的概念体系都奠基于“改革开放”历史之初，当我们带上这副理论的眼镜去观察“一国两制”的实践时，既有目光焦点之所及，也存在着看不到的盲区。最大的盲区，就是没看到“两制”，而只关心“一制”，也即资本主义在香港的问题，按照这种思路，“一国两制”的初心只有一个，就是如何保护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的“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但不要忘记，“一国两制”的构想当然包括了“两种制度”，而且只要略加留心就能发现，邓小平在表述这个构想时从未厚此薄彼，向来是“两制”都要抓，“两制”都要硬的，在此仅举一例，摘自他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当日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原文：(www.xing528.com)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香港是五百五十万……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请注意，上述这段，是邓小平说给撒切尔夫人听的，要请这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铁娘子”带话给世界，包括香港在内，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必须两制并举，其中既有资本主义在香港的50年不变，更有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坚定不移。我们作为这段历史的观察者，只有发展出一种“大国宪制”的理论视野，才能同时看到“一国”之内长期共存的“两制”，同时也只有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主体的这“另一方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9页）带进来之后，我们才能发现“两制”之间还有故事，其互动的历史绝不是“河水不犯井水”就能一言以蔽之的，也由此才能捕捉到“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在具体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关系。回到1984年，重返“改革开放”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我们才能发现，“一国两制”在当年其实有两个初心：第一个初心是面向未来的，以“50年不变”的承诺让香港同胞放心，回归之后资本主义在香港保持“不变”，第二个初心则事关当下的“变”，也即如何用香港来推进社会主义主体的“改革”和“开放”，如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所说的那一句“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一句“我们相信”就预示了“两制”之间绝非“井水河水”之间的关系，何以“有利于”，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切入“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关联。

在此，我们用邓小平来注释邓小平，1988年，邓小平也有一段话谈到香港问题：“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这样连贯起来，“一国两制”在1997年之前之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也就浮出水面了。香港之所以如此重要，归根到底不在香港自身，而在于它曾经担当着社会主义这个主体改革开放的样本。历史地看，从4个经济特区的窗口试验，到14个沿海城市的深化开放，当年都曾包含着“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的改革策略。当然，在小平同志的原文中，香港两字是加上引号的，言下之意我们学习香港绝不可能是全盘拿来，我们一心一意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上，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所以说即便是深圳这个第一个画出的圈，开放之初也讲得很明确，它只是经济的特区而已。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93年写入宪法，“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得到正名，虽然目标得以设定，但“市场经济”怎样建设，如何“市场化”，可谓摆在当年改革决策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香港之所以如此重要，“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同“改革开放”相提并论，首先就在于香港曾是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参考范本。回望90年代，在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主体，曾涌起过一波想象香港的大众文化运动，其中最深入人心的要数民谣歌手艾敬的《我的1997》，在歌中，一位成长在家乡沈阳国家工厂的小姑娘，在当年唱出了80年代新一辈的集体情怀——对南方的向往、对一个“花花世界”的想象。在此意义上，忘记了“让我去那花花世界”暗涌的情愫，也就不可能理解90年代何以“改革春风吹满地”，简言之，现在关于90年代的两个主旋律，恰恰曾经是交叠在一起的。

市场化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建设涉及方方面面，而在以香港为学习对象这个问题上，内地城市国有土地转让和住房制度改革，是我们最熟悉的案例。2018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就以深度访谈的形式，讲述了上海和香港的一段“双城记”。“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当时香港和内地的差距。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经受了一次全身心的洗礼和头脑风暴。我们内地的生活条件与他们相比，真的差距太大了，人家的城市面貌已经是焕然一新，生活服务设施十分完善，宾馆、餐饮、购物环境、人的文明程度，都是实地探访以后，才有了切实的感受和认识。”（《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第209页）这段话，是上海官员回忆当年赴港接受培训时的感想，一席话道出了当年即便是上海也在全方位地仰视香港。在当年，有或者没有香港，香港能否保持它的稳定和繁荣，不仅关乎香港一地，更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

在此意义上，理解“一国两制”的另一个不可忘却的初心，就要求我们回到“改革开放”之初，这就是本文所做的一点工作。

【注释】

[1]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