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坚决斗争：保护包璞母女安全

1949年，为了配合解放军渡江，重庆地下党发动学生运动，4月21日，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举行集会，然后示威游行。这就是“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争和平”的斗争。这次轰轰烈烈的斗争过后，形势越来越紧，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严密的监视，容易暴露目标。党支部请示中共南方局，决定将部分师生派到川东华蓥山一带，参加斗争，迎接解放；另一部分学生疏散到可靠的地方。谁知尚未出发，特务就来搜查了。

我的家在巴县农村，离学校较远，党支部就把党员杨韬、张绍良等五人交给我带回家去掩护起来，过后再集中出发。完成了这次掩护任务以后，全校开始疏散，我就回到家里。8月中旬，我又接到学校党支部通知，接受了新的掩护任务。当时音乐组同学徐相应、徐永培在起义斗争中被敌人抓走了，关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特务又追捕徐相应的爱人包璞，学校把她和一个两岁的女儿接来，住在学校，表面上她是教育组的学生。因为整夜被特务队追赶，来校后她就小产了，学校派我照顾她，疏散时把她母女俩送到巴县冷水场农村，时间久一点，她在那边又受到注意。

8月中旬，我得到通知，叫我把她接到我家来住。但那时兵荒马乱，到处是国民党军队拉壮丁，路上行人稀少，谁也不敢出门。听说冷水场离我家有五十里路，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呢？我决定自己去。父母一听，坚决反对，因为太危险了。我只好偷偷地走。那天夜里，我穿上哥哥的衣服，脚上穿双草鞋，戴顶草帽遮住头发，等一家人睡下之后，悄悄地离开家。开头十二里路是熟路，虽在夜里有些害怕，还是走得很快。过了白市驿以后，就找不到路了。黑暗中连方向也辨不出，也没有人家可以问路，只是胡乱行走。有时忽然遇上狗叫，害怕得要死，躲一阵儿又绕道走。就这样走了个通宵。天亮时走到一处，看见坡上有个农民在铲草，才走上去问路。找到路就好办了，大约八点多钟，我按地址找到了包璞。她一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般，立刻收拾东西。我休息之后，便动身了，那家农民替她挑行李，我背着她生病的小女儿，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傍晚才赶到我家，父母正在着急。我完成了任务，因此很高兴。

过了不几天，我又得到学校的通知，叫我到浮图关下（国民党反动派的什么司令部）某个办公室里去找“舅舅”，说是“妈妈”派我来的。我赶紧就动身，那里警卫森严，我也不管，硬着头皮闯进去找到那个人（幸亏初中时曾在那里参加过童子军会操，路径是熟的）。那个人见了我，也不问话，交给我一份报纸，就送我出来了。我急急忙忙拿回学校才打开来看，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找到一条消息：“徐相应、徐永培两匪于押解往成都途中枪毙。”这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向党组织报告：两同志已牺牲。(www.xing528.com)

后来才听说，在中美合作所时，两位烈士鼓动看守的士兵越狱，事情被察觉了才押解往成都。估计是在路途中他们又同敌人展开斗争而被害的。多么坚强，多么勇敢的同志啊！但我怎能告诉包璞呢？不久，我家那一带局势也动荡起来，谣言很多。必须保护包璞母女安全。经过考虑，我决定离开家，把身份证明留给她。反正我们家离市镇远，敌人又不认识她。估计父母不会同意，我说到同学处玩，就离开家出走了。重庆“九二”火灾以后，大搜查，大逮捕，我存身不住，离开重庆流亡到成都、彭山，直到11月中旬，得到学校通知，立即动身返校，迎接亲人。这时我的被盖、衣服都已典当尽，朋友凑了几元钱，搭“黄鱼”车，11月29日夜回到重庆，连夜用墨汁在拼起来的报纸上画毛主席像，抬出去庆祝解放。

我由一个无知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三十年来，坚守教育岗位，任何风吹雨打，都不能动摇我对党的信仰，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首先归功于党的教育，也与育才学校的培养是分不开的。育才是直接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是革命的学校。她的实践，就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最好典范。谨写此文，献给母校四十周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