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育才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学校周围经常出现便衣特务，部分党员转移了。3月初，尚烨突然离开了育才，后来才知道是她父亲带着她和十岁的妹妹海烨到解放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处投奔的学生自动离校以减轻学校的负担。正在这时，我患了疟疾，每隔一天发冷发热，头痛不堪。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育才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学校周围经常出现便衣特务，部分党员转移了。大同学们和留下的老师一起巡逻，守夜，准备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3月初，尚烨突然离开了育才，后来才知道是她父亲带着她和十岁的妹妹海烨到解放区去了。那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封锁得更严，父亲虽然一路都有接应，还是化装成乞丐，取道洛阳，几经周折才到达延安的。接着，学校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师生伙食改为两粥一饭，只有干胡豆当菜。陶先生为筹款维持学校东奔西走，四处求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处投奔的学生自动离校以减轻学校的负担。
正在这时，我患了疟疾，每隔一天发冷发热，头痛不堪。一天晚饭时间，我高烧刚退，振侠端来一碗鸡蛋面，说是厨房专为我做的。面对这样一碗面条，我再不懂事也难以下咽啊！(www.xing528.com)
5月，我母亲听尚烨说了学校的困难情况后来信要我回家。离开学校那天，邹绿芷老师安慰我说：“你病好了再回来。”徐多騯大哥在我的小纪念册上题了一段鲁迅语录。我没有向同学们告别，因为实在不愿意也不忍心离开他们。带东西的厨工背腰里放着我小小的衣服包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面，一次也没敢回头再看看凤凰山那绿树掩映中的校舍和我们文学组心爱的“普希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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