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与育才学校：共渡难关的办学精神

夏英岚

全面抗日的第二年（1938年），日寇侵占了安徽，我们全家逃难到了湖南。我爱人马侣贤无工作，找到了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张主席给马侣贤签了一个协议，每月薪金一百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我们全家的生活得以暂时安定下来。

可是不久，1939年春，陶先生写给马侣贤一封信，要他接到信后立即去重庆商筹创办育才学校大计。侣贤追随陶行知先生多年，接到信后安排我们全家住到秀山，他自己就风尘仆仆赶到重庆去了。

侣贤到了重庆，看到育才真是一所进步的学校，专收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无家可归的孩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说：“育才学校与共产党有关系。”视育才为眼中钉、肉中刺，教育经费分文不给。因此，育才学校的经济很困难，全靠陶先生在外奔波募款维持师生最低生活。侣贤在校内主持工作，把学校维持下来。当时，教师职员都没有薪水，每月只拿到一点零用钱，师生吃的都是黄米，菜只有少量的胡豆，还限量供应。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吃两顿黄米粥。陶先生劝大家不要搞体育运动，减少体力消耗，节约能量。尽管生活很苦，但师生都没有怨言。(www.xing528.com)

有一时期，侣贤想辞职，陶先生回侣贤一信（这封信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上是这样写的：“我不愿接受你的辞职。育才学校差不多漂流到尼亚加拉瀑布的悬崖上头，我们这些船夫倘不依着把舵者驾驶的方向而转过头来，那么整个船可以从瀑布上冲下来。目前这不是你辞职的时候，而是努力立功的时候。”

陶先生这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我爱人马侣贤。他决定留下来，努力办好学校。为了决心把全部精力放在办学上，1941年我爱人到秀山把全家人接到育才。我来到育才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也很受教育。

首先感到校风与众不同，老师学生亲如家人。管理学校的几乎全是学生。例如，伙食团、会计全由学生担任，有事师生共商量，没有隔阂。我到育才后不久就在育才小学部教书，带一个班级。全班三四十个孩子几乎全是无家可归的孤儿，我和这些孩子同学习、同吃、同住，还亲手为他们梳头、洗脸。我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树立对陶先生办学精神的信念，为办好育才学校共渡难关出力，大家也亲热地叫我“夏大姐”。这些孩子们现在分布全国各地，都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