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路先生大约是1945年才来文学组执教的,讲俄国文学史。我从1945年夏天开始听他的课。说来也巧,教过我的文学组老师,除诗人力扬外,都是翻译家。蒋路先生作风学风朴质踏实,讲解了俄罗斯文学的主要脉络,分析了主要作家和作品,使我受益至今。但当时我的心已经不在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上面了,甚至已不在文学上了,这又必须从1944年的初冬说起。日本军队逼近贵阳,传说政府要逃难,我们怎么办?戏剧组王万恩编的四川方言话剧《啷格办》,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回答的问题。中共党组织的有关布置我完全不知道,只是日益密切地关心着时局,也注意到重庆以此为契机展开的民主运动。
文学组在一个晚上开的集体会足有悲壮的意味。几盏油灯,几十双发光的眼睛,“我们决不跟他们逃到西康去!”“我们要留下打游击!”打游击就要发动群众,首先要向农民宣传抗战。于是各组同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分头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交朋友,讲时事,教唱歌。我虽已在这里待了四年,但这是第一次走进农舍,和大爷、大婶们谈话,和农家的娃儿、妹儿们交朋友。我回来写的第一篇印象,就是觉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我见到的真实的人物面前变得黯然失色了。一开始这项活动各组都参加,后来战况缓和,有的组停止了这项工作或迁离了乡下,仍坚持下来的主要是文学、社会等组,抗战宣传活动演变为声势浩大的“识字班”运动,也叫“社会教育工作”。(www.xing528.com)
我1945年初到重庆,后去贵阳、昆明,5月回到草街子,这时文学组已经搬到回龙寺,和社会组在一起。短短几个月,一切大变样了。文学组的成员,从1943年起就开始变化,陆续来了新同学,到了1945年,老同学们大部分已离校,组内绝大多数都是近两年新来的学生了。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如果说古圣寺曾是一个培育特殊才能儿童的苗圃,回龙寺则更像是一个干部培训班农村工作队,半天上课,半天教识字班。虽然还上“俄国文学史”等专业课,但最吸引我的是和社会组一起听的政治课,《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的学习和讨论,分别站在国、共、民盟立场上进行的模拟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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