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高洪仪同学来到文学组,我们自然地接近起来。以前我和组内的同学,由于年龄的差距,不能平等地交流,个别和我亲近的同学是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和关照的,我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几乎同龄的高洪仪则能彼此敞开心扉。1946年初夏,我离开重庆到上海,高洪仪从重庆又回到草街子古圣寺,开展农村工作。
1943年,高洪仪同学来到文学组,我们自然地接近起来。高洪仪就是现在的高缨,在“外面的世界”受到的困苦和压迫比我重,育才的生活我已习以为常,甚至有点厌倦,对于他却是一种惊喜,因此对育才的一切比我更珍惜。我们的性格气质有些共同点,但他比我沉着、理智、细腻,学习和写作上更用功和认真,没有我身上的散漫、任性的毛病。以前我和组内的同学,由于年龄的差距,不能平等地交流,个别和我亲近的同学是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和关照的,我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几乎同龄(他比我大不到两岁)的高洪仪则能彼此敞开心扉。
一次我和他一同去北碚对岸黄葛树的复旦大学,沿着嘉陵江畅谈了一路。他的诗在组内很快就有了名气,受到称赞。1945年秋,虽然我“在政治上”已经有了进步,但任性的毛病仍没有改掉,对组内个别年纪较大的同学看不顺眼,便联合一个“小字辈”的同学和他们闹矛盾,在某晚开的全组会上争吵起来。没想到高洪仪忽然站起来含着眼泪说:“现在反动势力正在欺负我们,抓我们的人,屠大哥被乡里扣押了,学校正在营救(这可能就是那场‘打狗事件’引起的风波),我们怎么能在这里争吵?不要吵了吧,不要吵了吧……”全场静默下来,我惭愧得讲不出话。(www.xing528.com)
1946年初夏,我离开重庆到上海,高洪仪从重庆又回到草街子古圣寺,开展农村工作。他和土门子一带农民建立了联系,那曾是1945年我办识字班的一个点。1987年,我和苏觉同去我多年魂牵梦萦的草街子,在土门子与我当年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重逢,他们还记得我,也都说到“高老师”,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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