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未来的方向：对学校状况的担忧

但这并未能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同学们大多数已经十六七岁，有的更大些，已经不再是幼苗和雏燕，需要新的发展天地。“普希金林”已经空寂，只有林间那条小溪还在潺潺地流淌。记得1944年初，许多同学都在认真地考虑着“到何处去？”有的到解放区、《新华日报》社，有的转学、谋职、参加演剧队……学校也鼓励大同学走出去，在文学组的壁报上写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口号。

1944年2月21日，我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人大了，学校议决，令今年中三班的同学要在这个学期终了（暑假）离校，无论保育生公费自费……”可资证明，我那时还不满十三岁，本来不存在去留的问题，但我也感到课堂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认为自己已经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也怀着一腔不是孩子的烦恼，因而也想“走出去”。我给母亲写了一封情绪十分激动的信，宣泄了心中的苦闷，说出了离开学校的想法。母亲1942年去桂林以后，我很少给她写信，这封信大概把她吓了一跳，她把我的信转给了陶先生，下面是陶先生给她的回信：

安娥先生惠鉴：

接奉四四来信，得悉贵恙多时，至为系念。大为之信，不易辨认。我因为筹措经费，建立经济基础，争取生存，常住重庆，致孩子们生活学习不易兼顾，不免有些冷言冷语，大为感到不安，所以有离开之意。我在半月之内，将回校一行，再与大为面谈，以定去留。但无论去留，我当尽力之所及帮助，以成全其志，而少纾你病中之遥念。不过，我以为境由心生，一心向上，则可造成乐园；若心魄不定，中无所主，则可造成苦海！乐园和苦海皆为自己造成，我可以使大为避开苦海而创造乐园，使他得赏人生共同创造之乐。贵恙（肋膜炎）似宜以静养为宜，而易于康复。专此奉复。顺颂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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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三年四月十三日

我当时的名字是“大为”，1948年觉得这个名字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所以悄悄地改回幼时原用的“大畏”。我前些年才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被陶先生对我的关心深深感动。不记得我听到过什么“冷言冷语”，但我对学校的状况确有过一些悲观泄气的看法。陶先生信中的“乐园”与“苦海”大约是针对我信中流露的苦恼，一通幼稚的胡思乱想曾让终日操劳的陶先生为之分心，使我感到羞愧与惶恐。我在1944年2月21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还说：“现在一切都是照常进行着，照着往日的规矩上课吃饭睡觉。别的呢，那是个人的事，没有谁去管它。……这半年我想以普通课为主。其实特修课也没有什么，关于文学的一门也没有，仅仅只有一门西洋史，这也只当普通课上的。所以说简直没有特修课。不过据说有位张梦林先生要来，也许会好一点儿。……我们搬寝室了，搬到明家院子，就是所谓米开朗基罗院，你知道的吧？天天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也别有风味。总算有了一个自由的所在，无人干涉了。这也使我们太沉闷的生活暂时活动了一点。”流露出一种消沉厌倦的情调，也许因此不久就写出了那封令母亲和陶先生都担心的信。

不过1944年初的文学组教学确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健康乐观的情绪，究竟我是一个受着淳美的文学甘露的滋养、满怀高尚理想的少年。这时我也写出了几篇非常光明的习作，就在明家院子的幽静的宿舍里。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抒情诗《未来的日子》在壁报上贴出后获得一些好评，后来被我母亲发表在桂林的一家报纸上。我当时感到内心蕴藏着一种对“未来的日子”的不可遏止的期望和追求，感到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未来的日子啊，我热烈地把你期望，……我要在朝霞中游泳，啊哈，抓一把红光，涂满我黧黑的胸膛……”后来又在桂林发表过我一首也是充满乐观情绪的诗，是通过两只鸟的对话倾谈对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