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多谈一下赢得了全校师生真诚爱戴的翦伯赞先生。他给育才师生讲学,第一次是1941年秋,第二次是1944年秋,1946年3月又对育才“赴渝见习团”讲了一次话。翦先生第一次来,穿一件深色的长袍,和蔼风趣,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和师母,看来他们两个也很喜欢我们。他给全校讲中国通史,用了二十多天,从“蒙昧时代”讲到最后一个王朝。他的语言生动,富有感情,我虽然只有十岁,始终听得很入神。
有一个插曲是牢牢地记住了的:中午学校请翦先生吃饭,他饭后没有休息直接来到大课堂,显然席间喝得过量,摇摇晃晃,几乎上不了讲台,他自己也笑了。学生们看见他这样高兴,都活跃起来,他望着一张张热情的面孔,禁不住讲出了心里的话:“我本来不是教你们的,我本来是教大学的,可是他们不让我教书,他们把我从大学里赶出来了……”翦先生努力保持笑容,想和平常一样讲得幽默风趣,但声音颤抖了,眼圈湿润了。“他们不让我教大学,我就来教你们,教你们这些小娃娃……”说到这里竟失声痛哭,不能再讲下去。
全场顿时沉静下来,愤懑充斥着每个人的心。我想,翦先生这样的人,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对待?(www.xing528.com)
思绪从历史转向了现实。1944年,翦先生来讲了若干中国史学问题,如历史分期等。第三次来讲话,大家对他已经很熟了,有同学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关远古的问题,翦先生像对调皮的孩子似的笑着说:“啊,你要我给你讲神话啊?”至于文学组几次到重庆去见习时听到的许多著名人士(作家、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中共领袖人物……)的报告,便不能一一叙述了。总之,我们受到过当时(不仅是当时)最高水平的文艺、学术、政治家们的指教和影响。我们的课堂一是在校园,二是在农家,三是在社会。这一点也不夸张,只是在1944年深秋以前,我们还没有真正走进农舍。
当时获得知识还有一个经常的来源,就是每天的“朝会”,由师生在全校队列前讲话。我轮到过两次。第一次大约是在1942年,题目是介绍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叙述情节时,“这时候他们(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要……成功了……”引起了全场的哄笑,不仅因为用词,主要是大家看到这么小也很矮的孩子一本正经地讲什么“爱情成功了”,忍不住笑;第二次是介绍陈原的《语言学和社会》,这时已经大了一些,准备得还算充分,自觉讲得不错,没有被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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