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熏陶中领略美的魅力

回头说我自己。我在写作（就是每月必须交一篇的作文）上也遇到一种“危机”。我内心早已脱离了儿童世界，好像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儿童世界”，却也没有进入大人世界，和校外的现实又是有隔膜的，便觉得没有什么好写。马永清也有类似的“危机”感，他的文笔流利，字也写得非常漂亮，也曾抱怨题材的枯竭，这是我在他的一篇作文中看到的。我不知怎么对莫里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天抱着蓝皮精装的王力译的《莫里哀全集》躲在一个角落，全神贯注地写一篇名为“莫里哀研究”的相当长的论文，实际顶多能算一篇笔记——这也许是受了文学组演出《伪善者》的影响——硬是不写每月必须交一篇的作文。罚“不许吃午饭”（同学们自己的土规定，大概只在我身上实行过），便买点花生米充饥。要不是章静跑来婉言相劝，把我拉回教室，我恐怕还要顶下去。章静来自七七少年剧团，我不知道她比我大几岁，但由于她思想、作风的成熟，在我眼中她属于“大人”的行列，而她实际不过是一个现在称为“花季”的少女。在我显示出自己好的一面时，她真心为我高兴；在我失望、颓唐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孤傲时，她从不疏远我，仍旧给我以笑容和关切。同学们一般把女老师称为大姐，如意姐、漱姐、微姐，我把章静也叫作静姐，当然只是在心里和信里。我猜想她是在有意识地帮助我，但相信她绝不是在完成一项“团结落后群众”的任务。

那时期我在育才学校受到的教育，更多是在课外。首先是由于密切的接触而受到的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门类的熏陶，使我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特殊的感受力，一种在好的旋律、剧情面前忍不住流泪的甜美的感觉，一种为美好事物献身的愿望。书中的世界、歌声、琴声、月光下的“音乐欣赏会”（听唱片）培养了我的审美情趣，也促成了一种不是孩子该有的忧郁感伤的气质。

永远不能忘记1943年1月的一个深夜，忽然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说陶校长要全体师生到重庆城里看第二天晚上的话剧《安魂曲》。我们黎明前出发，沿着白雾笼罩的嘉陵江，从陡峭的山岩上看着整齐起落的船桨击碎翡翠似的江水，穿过丘陵、集镇、竹丛围绕的村舍，走到市区已经是灯火通明了。急行百里去看莫扎特，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首诗，这是诗人陶行知和在诗的氛围中成长的育才学生们共写的杰作啊！(www.xing528.com)

记不清听过多少次讲话、报告、讲座，衣着朴素的冯玉祥操着保定口音讲诚实的保定人平老静；留着大胡子的李公朴在操场上讲华北敌后的见闻，并且敞开大嗓门唱“嗨，我们军民要合作……”；黄齐生老先生讲他如何在贵州办教育；一位商界人士介绍他从印度经西藏运输一批物资到内地的经过。我第一次听到“大吉岭”等地名，这位先生在皮鞋外面套了一双新草鞋，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怪可惜的。陶先生的外国朋友也对同学们讲过话，最得大家好感的是一位会讲中国话的奥地利女士，她叙述了她的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艰难经历，说得非常有趣：“面包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到面包那里去……”还有，一位外国地质学家讲话，陶先生亲自翻译。这些讲话大大地扩展了我的眼界。姚雪垠先生来学校讲中国古典文学，我非常佩服他的学问，内容现在已记得不多，印象深的倒是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如痴如醉地朗诵他的《红灯笼的故事》，还有他以自己的名篇《差半车麦秸》的写作为例谈他的创作方法，大意是：别人都以为他去过游击队，其实他并没有去过（抗战初期姚先生去过鄂豫前线，他的《戎马恋》就是取材于当时的军中生活），农民到了哪里也是农民，只要熟悉农民，不去游击队，照样能写出农民游击队员的形象。姚先生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听了多少有些意外和失望。我看过他的《戎马恋》，他后来写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没看，可能是受了文艺批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