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琼
自1936年参加革命，直至革命胜利，我长期战斗在白区，时常只身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但在育才学校工作的短暂时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
我在育才学校工作时间是1939年8月至12月底，前后只有四个多月。当时我是音乐组的艺友，而在党内，担任中共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地下党支部书记。
到育才学校工作前，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向我简要介绍了育才的情况。他说陶行知先生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进步主张，热心于儿童保育院选拔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把他们培养成有特长的、为民族利益奋斗的人才。我们在育才建立党支部，就是为了支持陶先生的工作，与校内的教师、职工一起，把育才办成抗日的、进步的学校。
当时我们党支部成员还有程森（凌则之）、张翼天和常学镛等人。
我到校的当天，正是傍晚，学校正在举行文娱晚会，校内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景象。当时学校的秩序已初步建立，教学工作已开始走上轨道，文化、专业特修课都已开课。我去后不久，第二批学生也到校了，全校有七十来个学生，教师也基本到齐了。
学校对师资的配备相当重视，各组的主任教师都是进步的专家和知名人士。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姜瑞芝教授钢琴，常学镛是指导员；戏剧组主任是章泯，教师有舒强、水华等；文学组主任是魏东明、陆维特；社会组主任是孙铭勋；绘画组主任是陈烟桥；还有帅昌书、马侣贤、王洞若等都在校内担任工作；各组的艺友也都是进步青年。
育才学校是进步的学校，陶先生为学校创造了一个民主、自由、爱国的环境。在这里，抗日书籍、马列主义书籍、党的书籍都可以公开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杂志也经常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氛围中，教职员工经常自由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政治气氛很浓厚，思想很活跃。这与我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所感受到的政治压抑思想禁锢迥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使我感到，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陶先生为育才创造出这么好的政治环境，说明陶先生是下了很大决心，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是冒着很大危险的。(www.xing528.com)
那时学生既要上文化课，又要上专业特修课，学校还经常向学生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做通俗易懂的马列主义理论报告。文化课、专业课除教授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外，各课还贯穿抗日的内容，同时还贯彻“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边学边做。如音乐组除学理论知识、学弹钢琴外，唱的是抗日歌曲；戏剧组除学理论、表演技能外，演的是抗日戏剧。因此，整个教学的政治性、思想性很强，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技能时就树立为什么学、为什么而奋斗的人生观。
陶先生在办学的原则上有这样一句话：“要在集体生活中学习。”所以搞好朝会，经常开民主生活会是很重要的。朝会既有陶先生和教师的讲话，后来也让学生在朝会上讲话。民主生活会上，有表扬有批评，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于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是非常有益的。
当时虽然没有劳动课，但学生还是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修操场、运大米、抬燃煤、铺道路等。这里像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师生关系很好，学生称青年教师为大哥大姐，我们也很爱护学生，就像关心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
当时我深深感到，这里就像是白色包围中的一块红色抗日根据地，是培养人才的革命学校。孩子们在政治上、品德上、文化上、专业上都能得到很好的熏陶。看到七八岁到十几岁的孩子讨论时事时的侃侃而谈，热烈争辩；看到他们表演的短剧；看到陈贻鑫、程延庆等人在音乐方面的显著进步，我坚信在陶先生的办学方针下，一定会培养出一批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人才，一批献身人民事业的专家。
其后的历史已经证实：育才学校在合川，进而在重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蒋管区与反动派进行的斗争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育才的学生中很多人先后参加了解放区和四川华蓥山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其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有的人成为革命领导干部，有的人成为事业有成的专家。这一切证明了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伟大生命力。
2000年11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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