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还是一位大文豪：是诗人，是杂文大师，散文、评论更不计其数，遗留千余万文字有待我们消化深研。他深深知道文化对开发智力的影响，新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动力。因而在创办育才学校时，设有文学组来培养对文化稍有才能和兴趣的幼苗。
我们刚入学时，以为文学组应该是培养文学家的殿堂。但又似乎知道，作家从来都不是由学校培养成的。我们是群无知少年，怎能对文学有深刻的了解？真正学习文学，我们的文化基础是太差了。真不知道为达到陶先生的培养目标，老师们该要绞尽多少脑汁、付出多少艰辛来创新。
中国文学教育可谓由来已久，但发展脉络并不清晰。教育范围向来模糊，基础内容包括什么，课程设置应有哪些，都相当混杂，并无定论。加之育才学校的文学教学对象竟是我们这群文化基础低下的中、小学生，何从教起，目标又在哪里，这些难题都得老师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之下，有所创新，才可能在探索中逐步前进！偏偏国民党当局又从“溶共”目的出发，“迫不及待”地对文学组的先后三位主任均欲逮捕，投入监牢。可以设想，我们文学组的创新教育，还未真正开始就被扼杀。反动当局多么可恨！文学组同学们该多么遭殃！陶先生又怎能抗拒？能有声有色地坚持下来，依旧有教学设置，该是多么困难，需要多大勇气才坚持了下来？我们还能从课堂上受益，该多么幸福啊！
在年余时日，去延安和解放区的三位主任是魏东明、艾青及陆维特老师，冯兰瑞老师、魏东明老师是最先离去的，只有邹绿芷老师冒着天大的危险留下施教。邹先生的英文课每周有十二节，本很繁重，何况同学们每周作业还得由他批改。剩下的徐衍大哥是文学组唯一的教员，还有何剑勋老师曾短期施教。
时局危艰，老师的去向、课堂教育都昭示我们，文学的风格应是写实的，推动社会前进改造社会应是文学的功能。
至于为文学打基础，深入精读浩如沧海的名著，写作技巧等课程何从安排，我们虽还懵懂，但对本组缺乏师资还是有些感觉的。
文学组师资缺乏，对我们课外作业所留甚少，我们均能遵从陶先生所云“先生不在，学如在的精神，自主自由学习”。但文学专业，博大精深，我们课余的一切学习活动都不能补足文学组缺乏师资的损失。我们读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等著作，读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著作，也读拜伦的《彷徨诗集》、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等。陶行知先生何曾不想扭转此局面，但无能为力，徐衍大哥不过是一爱好文学的青年。陶先生还写信给马副校长，助其力留徐大哥在位别走。
我们自发组建的“佚名社”提倡研究高尔基和鲁迅，几乎全组同学均参加了此学术团体。但佚名社也只起到帮助、引领同学自觉读书的作用。
老师说戏剧是综合艺术，鼓励我们选听一些戏剧组老师所上课程。我们从所学中受到启发，又组织了“夜莺剧社”。曾排独幕抗日话剧《三江好》和《后一计》等，学唱一些苏联歌曲。几乎全组同学也都参加“夜莺剧社”从事课余活动。
陶校长的小研究员计划中，也从文学组中选出几名，从事研究工作。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www.xing528.com)
育才学校校内虽未挂出无锡东林书院的这副名联，但育才学校的同学的确在昼夜苦读，即使在当时昏暗的油灯下，也常常坐满苦读的同学。
古圣寺天地虽小，但同学们对国事天下事都是十分关心的，如当时的“皖南事变”几乎牵动了全校师生，都在做应变准备，对苏德战争的进程，同学们时时都在关心。
在文学组这段学习时间里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终身受益。课堂教学也使我喜欢咬文嚼字，因而至今对中央电视台偶尔出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使用不当而扼腕。
我的工作多为医院管理。偶尔提笔需写点短文时，我必首先想到应有中心思想，简明流畅，语言必须形象。此外，我是全校辩论会中主要的答辩者，在全校讲演比赛中曾获有名次。这些锻炼使我在以后有机会发言时，无论场面多大从不怯场，如1946年初在张家口解放区边区参加竞选时，面对上千选民，都能从容面对，侃侃而谈。又如以后在工作中的无数次主持会议、总结发言中均无废话。
我已入耄耋之年，还在不断感激育才这段虽短，却是十分难得的光阴。
我在写这篇回忆时，常常想起当年亲密相处的同学们，但他们多已归去，尚存的好友也很难相见。常忆起秦少游的词《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心头泛起的词句，也许不合本文情调，但确是作者心中愁绪。但愿此文能对关心我国基础教育的志士多点参考。
2013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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