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紧张的斗争生活与穷困紧紧相伴，学习绘画艺术的我们，添置画具是最困难的事情。怎么办？只有学习延安精神，自己动手：一方面寻找代用品，用四川土产廉价的“嘉乐纸”代替贵重的白磅纸；一方面自己制作，如木炭条就用桑枝、枫枝剥皮后削成细小的条子，装进铁盒，塞满河沙，放在火里烧制而成。又如练习油画，油画笔是用废枪弹壳一头夹上猪鬃，一头装上木杆制成的；油色则用亚麻油、桐油配合石黄、石兰、石红造成代用品。木刻板用柏木代替贵重的梨木，锯、刨、锉、砂平全是自己动手。白粉笔染色练习粉画等。
我们是用这些简陋的画具和代用品创作的画，在校内定期出版《图画壁报》，还为其他各组画过壁报刊头或插画。每逢年节和校庆日，与群众联欢演出歌舞时，绘画组就举办画展，周围几十里的农民、小煤窑、小造纸作坊的工人纷纷前来参观，对画展很感兴趣。每当学校举行纪念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普希金、高尔基、歌德、鲁迅、哥白尼、牛顿、爱迪生、贝多芬、莫扎特、武训等中外名人的活动时，主席台上、活动场所的巨幅画像，当然是由绘画组同学绘制，有时还要举办纪念画展或出版纪念画刊。每逢“九一八”“一二八”“七七”等纪念日或附近乡场逢场天，绘画组同学就到草街子、麻柳坪、北碚，远至合川县城，举行街头画展，宣传抗战和民主。
在重庆市中区多次举行的大型儿童画展，展出的作品也是用这些简陋画具和代用品创作的。1942年1月，在中山一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抗敌儿童画展”，据我所知是抗战期间重庆举行的首次儿童画展。画展展出了绘画组九至十六岁少年儿童所创作的木刻、木炭画、水彩画、油画、钢笔画、粉画等近千幅作品，其规模是空前的，画展获得很大的成功。此后，绘画组每年都要举行大型儿童画展。1943年3月，在和平路管家巷儿童美术馆举行了版画、国画展览；1944年，陶校长委托陶晓光将绘画组学生的素描、水彩、木刻、图案等作品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画展后，10月，又运回重庆在中苏文化协会展出；同年12月，在七星岗江苏同乡会举行武训纪念画展；1945年4月，在江苏同乡会和儿童美术馆同时举行乡村题材绘画展览；1946年夏，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镇压民主运动，形势严峻的时候，绘画组得到中苏文化协会的支持，为我们提供展室，还举行了一次画展，但仅展出三天，就被一伙特务暴徒捣毁。1947年夏，绘画组随校本部迁至上海，以后画展就在上海举行了。
绘画组的画展从第一次展出时起，就受到我党和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支持。每次的画展，《新华日报》都作了消息报道并发表专题评论。例如，1942年1月第一次画展前一天（1月10日），《新华日报》就发了消息，展出后第二天（1月12日）又在第二版用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育才学校绘画组编辑的《抗敌儿童画展特刊》，刊登了《育才学校绘画组概况》和画家廖冰兄撰写的《控诉与呼吁——写给育才小朋友画展的观众们》两篇文章；同时，还选登了此次画展的三幅木刻作品，即张大羽（十五岁）的《击敌》、宋昌达（十三岁）的《农家乐》、邓年（十六岁）的《集会》。同日，还发表了专题评论《艺术的新生命——记参观育才画展》，称赞展出的“几十幅木刻中，强有力地刻画着祖国的受难、敌人残酷的进攻、敌机的狂炸，生动地刻画着祖国的新生、战士英勇地挺进、空军的英姿，也刻画着祖国走向新生的黑暗面、民主的痛苦、难童的流浪……”1944年，《新华日报》又发表了鲁嘉同志在看育才画展后撰写的专文，标题是“他们踏上了人民艺术家之路”，给予鼓励。
画展还得到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中苏文化协会无偿提供展画；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徐悲鸿、吕凤子、许士骐、赵望云、关山月、叶浅予、廖冰兄等几十位著名人士和画家捐赠字、画近百幅，在画展专设的“育才之友”展室同时展出；前述著名人士更亲临展室参观孩子们的作品，并给予了指导和热情的鼓励；冯玉祥将军还题写了《小艺术家赞——为育才学校儿童画展而作》的诗篇：
小小艺术家，成绩真可夸。
各拿刀和笔，绘画抗战画。
处处有意思，幅幅都秀拔。
表现出天真，满眼皆奇葩。
唯爱全人类，唯爱我中华。(www.xing528.com)
艺术作武器，向敌猛冲杀。
世界侵略者，一律铲除他。
要以自由血，开出和平花。
但凭正义感，描写真理话。
此亦文化军，战果实不差。
绘画组每次举行画展，同学们都要在展室内殷切地接待观众们，作简介并回答提问。当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绘画和怎么学画？同学们的回答就是陶行知校长的诗歌：为老百姓而画！
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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