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戏剧组在重庆时光的告别之年

李乃忱

1946年初夏，我在四川泸州，先是从报纸上看到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病逝的消息，又接到育才学校寄来的讣告，并号召校友支持办校。我在悲痛之余，立即向演剧六队提出要求回育才去，得到队长刘斐章和队委会的同意。在六队复员去武汉时，我离队留在重庆。

当时的重庆，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山城就被地方上的反动余孽把持。特务打手，横行无忌，迫害进步人士，继沧白堂事件之后，又在较场口大打出手。育才学校，也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不只城里的办事处，就连僻居山沟里的教学楼，都有特务轮班监视，出入跟踪，甚至于闯入搜查，造谣生事。

来到管家巷，见到校长马侣贤先生，我们的心情用文字难以形容，既充满对社会现状的无限悲愤，又感到苦难中的风雨同舟。他说：“在这时刻，你的回来，真是难能可贵。”我说：“你说吧，我该干什么——上一次离开学校，是怕干不好，才没留下，这次，既然来了，不好，也得干。”随后，他扼要介绍了一下学校的处境和校内情况，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请你把戏剧组的同学都带到乡下去，组织他们，安心学习。”

原来，这段时间因为戏剧组没有老师，年纪较大的同学，有的到社会上的剧团参加工作去了，其他同学，为了能有机会接触社会和看戏，都跑城里来，小小管家巷办事处一时人满为患。我接受任务，先到化龙桥红岩村校本部，见到负责人孙铭勋先生和总务主任张再为先生，张先生带我到为戏剧组准备好的学习和生活住处。这是一栋西式平房，坐北朝南，和音乐组相邻。有一个房间大约二十平方米，可以做排练室；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长方房间做教室；另外还有三个小间，最小的有六七平方米，留给我住；其他就是男女同学的宿舍了。我看完后，非常满意，就回到城里动员同学下乡，这时的同学们，因为感到有人管他们的事了，也很高兴，很快就集合行动，进入戏剧组新居。

这时的戏剧组，共有同学十六七人（为什么没有准确数字？因为一直有来有往，找到去处的就去了；要求进步的青少年、学校的朋友出于对陶先生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有人把自己子弟送到育才，李才秀和陶冶就是这个阶段到组里来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十二三岁，女同学占三分之一，正是演大人戏嫌小、演儿童剧又嫌大的年龄，又不能由我挑选的班子。人到齐后，我就找了几位过去认识的大同学如周竞、王万恩、徐孝元、章琼兰、刘卯钊、程代辉等，和他们谈了关于如何整顿戏剧组的想法，并组成了一个核心组，请他们做我的助手，就开始干了起来。

我把整顿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安心学习，第二步准备演出。

关于学习，根据陶先生的办学特点，学习戏剧也不能关门读书，离开现实，专讲舞台艺术的理论；而目前，又确实需要让同学们安下心来。我想到最近一两年，读过一些夏衍等同志的论文，文章内容既结合形势，又简练有力，很有启发，就从城里买回一批新出版的《边鼓集》（夏衍著戏剧评论集），每人发一本。然后，选出其中几篇，作为教材，重点阅读安排讨论，如《戏剧运动的今天与明天》《论正规化》等，作为我们在动乱不安的客观条件下，从事戏剧工作的思想指导。

大自然的迷雾悄悄退去，而人间妖雾弥漫山城，但我们充满对光明前景的信心。这时，虽然每天只有三餐稀饭就盐胡豆，但同学们朝气蓬勃，住在山沟里，眼望全世界。我们还时常到邻近的新华日报社去听时事报告，看苏联电影和参加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带来的秧歌舞会（国统区的秧歌就是通过育才同学的公开表演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的）。有一次我们去联欢，遇到吴玉章同志。他特别命人把我找去，亲切询问育才学校的近况，表达了南方局对陶先生留下来的事业的关心。从这些活动中，我了解到国内外的斗争形势，获得了不少社会知识。在红岩村校本部，我们戏剧组有时也举办周末舞会，邀请音乐组伴奏，其他各组老师和同学们也会参加，虽然条件简陋，但大家心情十分愉快。

学习开展两个月，生活稳定下来，安心的目的达到。我和几位大同学周竞、王万恩等合计，开始考虑演出。

遵照老夫子的教育理论，我理解戏剧的学习，就好比养鱼，鱼必须生活在水中。戏剧艺术的“水”，就是观众。因此，育才戏剧组的成长，就是在不断演出中，在广大观众的爱护下，才得以开花结果。我十分清楚，育才戏剧组从章泯、水华、舒强、刘露等著名戏剧家创办以来，就一直坚持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教学方针，后来又有钱风、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等戏剧界同志的热心指导，演出过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剧目，如《表》《小主人》《啷格办》等，在山城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此刻，从我们现有的能力和艺术水平，只能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先整理一些演出过的、曾受到观众普遍欢迎的小节目，再逐步增加新的创作。

原则既定，考虑到我们单独一组，是难有作为的，就邀请舞蹈组和音乐组联合行动。音乐组由陈贻鑫带头，积极支持，表示愿意和我们患难与共。于是，我们两组共同拟订节目计划，投入排练，很快就组成两套晚会节目。主要内容有：

1．恢复《王大娘补缸》，这是育才老师庄严大哥创作并演出的二人表演唱，曾轰动山城。原来的演员都不在了，这次由王万恩和刘卯钊合演，效果依然很好。因为这个节目演出条件要求很低，只要演员化妆，穿起服装，有块空地就行，伴唱可以由观众协助，更增加集体协作的气氛，成为演出场次最多的保留剧目。可惜生活道路坎坷，这两位同学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了。

2．《抗战八年胜利到》——这是庄严的又一成功力作，利用陕北秧歌的形式，搞成可以在舞台或广场都能上演的大型歌舞表演，气势红火，非常动人。不幸的是这位满腔热情，很年轻时就投身艺术教育事业，而且创作出很多优秀歌曲和舞蹈的天才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过早死去。(www.xing528.com)

3．组内同学新创作的节目，一个是吴振邦自编自演的四川鼓书《王婆骂机》——“机”是“鸡”的谐音，这里骂的“机”，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美帝国主义派飞机到中国来助纣为虐，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运兵、运军火还不算，还悍然轰炸解放区，使饱经日寇蹂躏的老百姓又受到新的苦难。因为他使用四川方言，文字生动有趣，表演也很活跃，很受欢迎。另一个是周竞编写和表演的“划龙船”，是用湖北旱船调填写，内容非常灵活，可以划到什么地方，发现什么问题，就用当地素材及时反映出来，极富战斗力，也成为主要节目。

4．参加过舞蹈的同学们根据记忆（因为育才学校创办时，戏剧组成立在先，舞蹈家戴爱莲先生来校，选用戏剧组同学排练演出，以后才成立舞蹈组），在很短时间内就排出了“新疆舞”、“西藏舞”、《嘉戎酒会》和“卢笙舞”四个短小精悍、十分活泼的舞蹈节目。

5．音乐：音乐组同学全体出动，各抒所长，单独表演的有程延庆领唱的《茶馆小调》，杨秉孙的小提琴独奏，江秀和的钢琴独奏。杜鸣心负责小合唱队的指挥，帮助戏剧组练唱选唱的歌曲，除了当时流行的《古怪歌》，还有杜鸣心创作的《薪水是个大活宝》。此外，还有一个精彩的弦乐四奏，是陈贻鑫和杜鸣心、杨秉孙、程延庆四人合作。由于他们技巧娴熟和表演严肃认真，这音乐节目也收到很热烈的反应。同时，他们还负担全部的配乐、伴奏。两组合作，始终非常融洽和愉快。

6．在两套节目中，每套里都有一个小话剧，一个是殷野同志利用京剧形式改写的《打面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官场的不正之风；一个是邹绿芷同志改译的独幕趣剧《退费》，作品说当时社会上的学生，毕业即失业，有一个学生异想天开，跑回学校，说他什么也没学到，因此要求校长退还他所交的学费，寓庄于谐，很有意义。这两出小戏，由我导演。

节目排成，没有服装，外边有人邀请，也出不去。诗人力扬知道这一情况，替我们联系了一家出版社，他们要募捐，答应先借给我们一笔钱，用演出收入还给他们。我们拿到钱，就请来裁缝师傅，由同学们指导，做了起来。服装做成，首次演出在重庆唯一的话剧剧场抗建堂进行，很多重庆戏剧界进步朋友都来协助。今日尚在重庆市话剧团的万声老同志，就是积极帮助我们搞舞美和灯光的主持人。当时的演出，是在沉寂了将近一年的重庆舞台上爆发出老百姓发自心底的呼声：反内战，要和平。两场爆满，大受欢迎。此次，除了还清借款，我们有了自己的服装，就可以独立活动，接受各处邀请，公开演出了。由于我们的节目内容精彩、雅俗共赏，而且节目的机动灵活性强，有时场地大、观众多，我们就多演几个，时间长了，我们也不多收费。大家高兴，欢迎我们常去。有时地方小，演出条件不太方便，我们就选人少的小节目演出。

记得有一次是到民盟主席鲜特生先生家里，演给民盟中央领导同志看。我们就只演《王大娘补缸》。有一次（不记得是哪个单位联系的了）演出地点在重庆市市府礼堂，就是原国民党时期的总统府礼堂，观众当然是以市府机关职员和家属为主，而我们的节目所反映的问题，却是针对他们的。大家一合计，机会难得，全部节目都拿上去，惊动了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邀我单独谈话。我提出陶行知先生虽然去世，但是陶先生的很多朋友还在重庆；民盟中央还很关怀育才（陶行知当时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盟中央委员）。

由于我们演出频繁，并且在广大群众中又产生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坐卧不宁。我们出入有人跟踪，两次遭到特务的围攻和毒打。

第一次被打，是在1947年2月5日去江北演出的途中。那天，我正在青年会参加一次大会，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先生邀请本市各界进步的知名人士讨论应付时局的集会。在他们出发时，我和同学们说好，我参会后直接去江北。正在开会时，传来同学被打的消息。我心里非常气愤，即席发言，公开向到会各界人士宣传我们戏剧组的演出活动，抨击反动政府践踏人权、摧残民主，控诉反动派殴打学生们的罪行。随后赶回学校了解详情，见同学们都回来了，我才放心。但同学们的表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一个动摇的，一致认为我们以后还要演出，但为保证演出顺利和同学们的安全，必须请联系的单位派车接送。

第二次是2月8日，我们全组参加重庆市大专院校学生联合组织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宣传。我们按照学联的要求，组织化装表演，选周竞和另一位高个子男同学扮美国兵，其余同学都扮成老百姓，用麻绳捆着美国兵，游街示众。我们敲起锣鼓，浩浩荡荡开进市区。一路上围观市民，人山人海，可以说震惊了山城，达到了宣传目的。当宣传队行进到市中区夫子池广场时，一伙流氓、特务趁拥挤之机，一阵吆喝，大打出手。一时秩序大乱，我和同学们就失去了联系，大队也通知紧急疏散。一般同学们散开就没事了，可是戏剧组同学都化了装，穿的服装和一般人不同，平时特务跟踪，对戏剧组同学也都认识。因此，大部分同学都挨打了。有的被街旁商店店员趁忙乱之际拉进门去，就躲开了，平静之后，再换衣服出来。我在人丛中看不到同学们，急忙回到学校办事处。后来，陆续回来的同学讲述当时各人遭遇，又说有的人已回乡下了，我和同学们就到红岩村去等。一直到天黑，也没完全回来。又和学联联系，知道有一部分重伤学生被送进医院。后来，逐步查明我们戏剧组受重伤的除了周竞，还有一位女同学李才秀。

第二天清晨，我就和陶冶同学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们。周竞虽然头上缠着纱布躺在床上，但见到我们，精神陡然焕发，坐了起来。他回忆昨天一场混战时还得意地说：“我也没让他们占了便宜，我看到一个特务朝我扑来，就从身后抽出一个啤酒瓶子，照那个特务头顶打了个满脸开花。当时，他们没有料到，吓愣了。他们人多，几个人都上来打我一个……可是，也没有怎么样。”我听了又是高兴，又是难过。蓦地想到：这就是苛烈甚于冬天的严寒啊！

不久，我们又遭了一次突然袭击。那是一天夜晚九点多钟，天已黑了，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一下闯到红岩村乡下校部，强行搜查。我那间小屋，也进了三四个人，把书桌的抽屉拉开乱翻不算，书架上的书，都拿下来一篇一篇翻着看。然后，又到教室和学生宿舍折腾了几个小时，半夜才走。当然，他们是一无所获。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听说，学校在城内管家巷办事处已动过手，从老夫子以前住过的床下面，找出几个极普通的无线电零件。这原是老夫子的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儿子在这儿的住处，扔下的几件废品，这帮反动军警却如获至宝，在报纸上造谣说，在育才学校搜查出一部电台。所以我和同学们相互提醒，在外出时的身上，在乡下住处，随时都保持高度警惕，有些书刊，看过能销毁的及时销毁，需保存的，也有计划地保存起来。这次他们的突然出现，以为可以取到意外的效果，实际也还是处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从这以后，斗争形势日趋险峻，学校通知暂时找地方躲避一下。我曾到一同学家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学校内由孙铭勋先生主持开了一次教务会议，决定戏剧组停止公开演出，服装也由学校收去了。我和同学们一说，大家都有点泄气了。我开始考虑把戏剧组带到上海去，这也是陶先生的遗愿。和马校长说了，他让我负责，见机行事。我先向善后救济总署请求救济，疏散还乡。他们答应安排长途汽车，由公路经贵州去湖南，再转车去上海。在那里，有我一位朋友提出忠告：“千万别坐汽车，因为现有的车都是破旧不堪的废品，万一中途抛锚，把你们扔在山沟里，那就糟了。”我听了认为也是，就又找关系改乘轮船。经学校研究，由我带队，先和美术组的柯平同学打前站，到宜昌，安排换船手续和住处；而后，艺术四组（即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的老师和同学再乘船到宜昌，我向轮船公司办交涉，再买直到上海的船票。1947年“五一”，我们全部平安到达上海。

（原载《重庆文化史料》1990年总第一期）